最近吴老师开了一个小栏目“吴聊”,这些不到1000字的小作文,是吴老师的随身笔记,有一时兴起有感而发的碎碎念,也有当下热点事件的实时解读。今天我们分享其中的三条,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欲言又止的话,可以在“吴聊”中有的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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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自乱而我心自定
那天,老肖来杭州看我,带了一位长江的同学,我请他俩吃个便饭。整个席间,老肖的神情一直有点落寞。
他的这位同学是做新材料的,最近股价涨得很不错,另外,他去年投了北京一家机器人公司,投进去的时候30亿元,现在估值到了200亿元,这当然很爽。
他在眉飞色舞地说,老肖插不上话。
老肖是做茶的,福建安溪人,做了几代人的茶。
我认识他是2020年的秋天,当时正在写《茅台传》。他给我泡第一道茶的时候,我便问了一个让他手抖的问题:人说“茶酒不分家”,为什么茅台销售近千亿,股价上万亿,而全国六万家茶企,没有一家年收过50亿元?
我鼓动他说,你要做“茶中茅台”。
老肖后来逢人就说,是我的这句话把他带上了一条“不归路”。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立志做高端茶,为了控制品质,他在全国建设了八个大型茶叶基地,同时,快速发展线下门店,到去年突破5000家,排全国连锁门店第一。
老肖的落寞,与今年以来的内需低迷有关。
今年五月的社零跌到了-0.6%,消费冷到冰点。有机构做了一份消费品企业的调研,上半年,51%的公司业绩低于年初预期,40%不增收不增利,30%盈利大幅下滑。
与销售涨跌相比,更令人产生无力感的是,全社会的注意力都涌到了两个话题上:人工智能和股市。今天,A股的拥挤度是50%——也就是上市公司中的5%,拥有超过50%的每日交易量,而商业界的热门话题,恐怕“拥挤度”更高。
这种需求的静默和注意力的边缘化,让每一个消费品从业者无所适从。
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么一个文明级别的技术大爆发期,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积极拥抱新技术和新工具,同时回到业务的基本面,找到“活着”的理由。
在那次饭局上,为了安慰老肖,我说了一段话:
“老肖你看,我们今天在杭州,杭州有个‘六小龙’,十年后,这六家企业大抵会有两种命运,要么面目全非,要么消失无迹。而那时,我们再在一起餐聚,喝的还是茅台酒和你带来的武夷岩茶、杭州龙井,你信不信?”
我说的这段话既是在安慰他,也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世自乱而我心自定,斯为正道。
那天,席终人散的时候,老肖的神情已经放轻松了很多。今天的这篇小文,正是写给那些正在跟老肖一样焦虑的朋友们。
老肖的企业是华祥苑,高端品牌叫“国缤茶”。厦门金砖会议、上合青岛峰会以及好几次“大国茶叙”,用的都是老肖家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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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与和解
8月底,《肖申克的救赎》在内地影院第一次公映。
这是1994年的好莱坞电影,当年票房惨淡,在奥斯卡奖上颗粒无收,输给《阿甘正传》。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它常年稳居全球最受欢迎电影第一名,在中国,也是豆瓣电影Top250的第一名。
《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故事并不复杂:青年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在肖申克监狱被关了整整二十年,他用一把小石锤挖狱室的墙壁,终于在一个雷雨夜砸破下水管道,逃出生天。
这部电影,我看过三遍,几乎是每隔七八年看一遍,为什么要重看,也说不明白。每一次看完,都有一些十分莫名的感慨。这些感慨,又都与我的阅历和年纪增长有关。最近一次,是2023年“禁言”期间看的,我突然意识到,安迪的出逃、反抗与复仇,其实都不是救赎的核心,电影真正的主题是:和解。
电影中有两段台词,分别出自安迪和他的狱友瑞德之口。
安迪说:“世上还有一些石头砌不成的地方,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永远触碰不到的,那只属于你自己。”
瑞德说:“那个犯下错误的年轻人早已远去,只剩下垂垂老矣的我,我必须与这一切共处。”
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妥协或放弃抵抗,而是在命运隧道最灰暗的尽头,守住内心的那点微光,然后勇敢地与自己和解。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会经历无数的打击:时运的不济、工作的消失、亲友的背叛、家庭的破碎,以及自然灾害、经济危机乃至毁灭一切的战争。
此时此刻,正读到这篇小文的你,也许就在遭遇其中一个甚至数个上述的倒霉事。你即便提着一把刀绝望地站在街头,都不知道找谁去说理和复仇。
你不能理解,你无法谅解。你唯一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便是:和解。
你不是与苦难和解,不是与时代和解,不是与其他任何人和解,你需要和解的——是你自己。
这样的感慨,我在余华的《活着》中也曾读出过。
福贵有一个比安迪更悲惨的人生。少年败家、父亲气死,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经历战乱和动荡,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相继离世,最后世上只剩下他和一头喘息困难的老牛。
余华借福贵之口说:“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当活着最终归结于活着本身的时候,人便成为了一切意义的总和。
卡尔维诺说,每次重读经典,都仿佛第一次读,总能有新发现。经典永远没有把它要说的全部说完。
“没有说完”的那部分,便是安迪、福贵的人生与你我的人生之间的那份冲撞和互相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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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单向街和钟书阁要离开杭州
这个夏天,对于杭州,这座我所居住的城市,也许是忧伤的。它正在诞生无数的AI科技神话,从大模型到机器人,但是,有两个书店却要离开了。
七月是单向街,八月是钟书阁。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当它们存在的时候,似乎是理所当然和微不足道的,但是,当它们真正离开的时候,却令人那么地怅然若失。
对于书店,我的确有一份不可思议的情结。我是单向街最早的发起股东之一。十五年前,我曾在西湖边的南山路开过“蓝狮子书屋”,它坚持了两年,然后倒闭了。七年前,我还成为了言几又的投资人,那也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项目。前年,纯真年代书店面临生存危机,我发起过一次线上救援,它活下来了,而今天的境况也仅是勉强维持。我还做过茑屋书店在中国发展的案例研究,发现它所遭遇的困境,同样是商业模式的难以复制。
我是一个做商业研究并躬身入局的人,当无数的失败眼睁睁地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知道,理想主义或情怀都不足以支撑书店模式的没落。
在今天,我们的城市还需要书店吗?这是一个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书店就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运营组织”。 种种教训告诉我们,独立书店已经完全丧失了通过盈利来保持生存的基本条件。
“正常”的另一面,不是“不可能”,而是“非正常”。
在未来,独立书店的生存模式也许是这样的:
——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人或家族,以自有物业开店,做好每年固定的运营补贴;
——地方政府或财团成立具备资金能力的专项基金,通过投资获益维持书店运营;
——若干书友以年度众筹的方式,维持书店的日常运营成本;
也就是说,书店唯一的生存方式可能是“供养”。
大卫·哈维在研究西方现代城市时发现,欧美所有著名城市的CBD都保留了教堂。它们往往出现在最繁华的市中心,在耸立的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安静地蜗居。这些教堂成为当地商业活动的历史文化和伦理基点,因此构成为“有尖顶的资本主义”。
在彻底世俗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书店也许部分地承载了“文化基点”的功能,它的必需性来自我们每一个人不肯放弃的、那份如烟如缕的文化自我慰藉。
这个炎热而喧嚣的夏天,杭州拿什么送别单向街和钟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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