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建国,一九七四年下的乡。那年我十九岁,从南京城被一列绿皮火车拉到了皖南山区一个叫墨岭公社的地方。同去的有十几个知青,都是些城里长大的半大孩子,最小的才十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我和一个叫刘卫东的男生分到了最偏远的青石坳大队。
青石坳这地方,山高林密,出门就是坡,抬头就是山。全大队百来户人家,散落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沟底有一条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我们知青点设在村东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土墙黑瓦,四处漏风。头一天夜里我躺在木板床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山风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狼嚎,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凉飕飕的,觉得这地方能把人给吞了。
知青的活儿不轻松,砍柴、挑水、插秧、割稻,样样都得干。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哪干过这些。头一回上山砍柴,斧子抡起来砍下去,柴没断,斧子倒弹起来差点劈到我脚面上。生产队长姓吴,五十来岁,是个精瘦的老汉,蹲在地头上看我砍了半袋烟的工夫,吧嗒了两口旱烟说,小沈啊,你这不是砍柴,你这是给树挠痒痒呢。我脸涨得通红,下决心要把这活儿学会。
接下来半个月,我跟队里的老把式学砍柴,手心的血泡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到最后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子,斧子总算能听使唤了。每天天不亮上山,砍一担柴挑回来,过秤记工分,然后再去地里干别的活。日子过得苦,但年轻,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青石坳这地方怪,怪在哪儿呢?怪在村西头住着一个人。她叫方素芝,是个寡妇,男人死了快五年了。她男人叫陈铁柱,原来是生产队最壮的劳力,修水库那年在工地上被滚下来的大石头砸中了后脑勺,没到医院就断了气。方素芝那时候才二十四五岁,刚过门不到三年,守着一个三岁的闺女,日子难熬得很。
按理说,这样的寡妇该是可怜人,村里人该帮衬些。可青石坳的人不这样想。他们怕她。为啥怕?说起来荒唐得很。陈铁柱死后的第二年,老吴头牵了生产队的一头水牛,要在方素芝的稻田里犁地。那几亩田是陈铁柱活着的时候开出来的,在村西头山脚下的缓坡上,离方素芝家近。方素芝站在田头说,这田我自己能种,不用队里管。老吴头说这是集体的田,不是她个人的。两边争执起来,方素芝动了手,一扁担敲在老吴头牵牛的肩膀上,牛受了惊,一头把老吴头拱进了田边的水沟里。老吴头在水沟里摔了个七荤八素,腿也磕肿了。
这事要是搁别人身上,少说也得批斗几回。可方素芝不。她跑到公社去,找到分管知青工作的一个副主任,说她孤儿寡母遭人欺压,队里要把她活活逼死。那副主任不知是怕事情闹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居然压下来了,还专门给大队打了招呼,说方素芝家情况特殊,队里要多照顾。老吴头吃了哑巴亏,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惹她。
村里人就传开了,说方素芝上头有人,说她是颗钉子,碰不得。谁家孩子赶牛从她家门口过,都要被大人喝止,说别惹那女人。连队里那些爱嚼舌头的婆娘们,提起方素芝也是压低了声音,挤眉弄眼,但没人敢当面说她一句。方素芝也不跟村里人来往,除了去供销社买油盐酱醋,她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她上山砍柴、下地种田,都独来独往。时间一长,她就成了青石坳的一个异类。大人小孩都绕着走,连她家的狗都不叫唤。
我对方素芝的最初印象,全来自刘卫东的嘴。这小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那些闲话,添油加醋地跟我讲,说她是青石坳最不好惹的,让我见了她躲远点。我那时也傻,还真的信了,有几次在供销社门口碰见她,都低着头绕过去,连她长什么样都没敢仔细看。
跟方素芝头一回正经说话,是在那年深秋。我去镇上邮局给家里寄信,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走到离青石坳还有两里地的山路上,我看见前面有个人影,走路一瘸一拐的,像是不太利索。走近了才发现是方素芝。她背着一个竹篓,篓子里装的是米,少说有三四十斤,压得她整个人往前倾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方姐,我帮你背回去吧。她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在暮色里显得特别亮,带着几分警惕。她说不必了,我自己行。我说天黑了路不好走,我顺路。她没再说话,只是把背篓往上颠了颠,继续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看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石子路,心里头挺不是滋味。
走了百十来步,我实在看不过去了,跑上前去,从后面托住背篓底,说方姐,你松一松,让我来。她顿了顿,把背篓卸了下来。我背起来,鼓鼓囊囊的一篓米,我年轻力壮背着都沉,何况她。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只有脚步声和溪水声。送到她家门口,她把背篓接过去,头也没回地进了院子。我站在门口待了几秒钟,转身走了。
过了两天,有人给我捎来两个煮鸡蛋,说方素芝让捎的,谢我那天帮忙。我拿着那两个鸡蛋,在宿舍里愣了半天。刘卫东看见了,非说方素芝对我有意思,闹得我脸通红。但说实话,从那天起,我心里对方素芝的看法就变了。她不是村里人传的那样凶,她只是把所有人都挡在了门外。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到了七五年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冷,刚过十一月,山里就下了头一场雪。生产队安排劳力上山砍柴,为来年春耕备柴火。我们知青也不例外,每人每天要交一担柴。我仗着自己砍了快一年柴,手上有了点准头,就一个人往深山里去,想砍些硬木,出柴多。
那天早晨天就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在山顶上,像是要塌下来。我出村的时候碰见了方素芝,她也背着斧头和绳子往山上去。我们一前一后走了一段,进了山就分开了。她往西边山坳里走,我往北边的青檀岭去。
山里的天黑得特别快,尤其是这种阴天,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光线就暗下来了。我砍够了柴,正把柴火往绳子上捆,忽然听见头顶轰隆一声闷响,紧接着狂风裹着大雨从山那头扑了过来。那雨来得毫无预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往下砸,瞬间就把我浇了个透。我顾不上柴火了,拎着斧头往山下跑。可山里的雨一起,地就成了烂泥塘,脚底下直打滑,没跑多远我就摔了两跤,衣服裤子上全是泥浆。风刮得人站不稳,雨点打在脸上生疼,我迷了方向,只知道顺着山势往下摸。走了不知道多久,雨越来越大,天已经黑透了。我急了,再这么走下去非摔出个好歹来不可。正着急,借着闪电的光,我看见前面山壁上隐隐约约有个黑黢黢的口子。那是山洞。我什么都不顾了,连滚带爬地钻了进去。
洞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我瘫坐在洞口,浑身湿透,冷得上下牙直打架。我脱下外衣拧了拧水,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包火柴,可惜全湿透了,点不着。我靠着洞壁坐着,听着外面雨打树叶的巨响,心里头盘算着今晚怕是要在这洞里过夜了。就在那时候,我听见洞里深处传来了动静。很轻微的一阵响动,像是衣服摩擦石头的声音。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全立了起来,抓起斧头朝着黑暗处喊了一声,谁在那里。
没有人回答。可那声音又响了,伴着一声压抑的咳嗽。我壮着胆子往里挪了两步,又喊了一声。这回有了回应,是个女人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沙哑,说,是我,方素芝。
我愣住了。脑子里头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方素芝,她也在这洞里。我那颗悬着的心不但没放下,反而跳得更厉害了。在这么个暴风雨的夜晚,和这个全村人都不敢惹的俏寡妇,孤男寡女躲在同一个山洞里。老天爷,这是要出事的。
可眼下这情形,也顾不得多想了。我摸索着朝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眼睛慢慢适应了洞里的黑暗,能隐约看见她的轮廓,她蜷缩在洞壁边,手里也攥着一把斧头。我们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干坐着。外面的雨越下越猛,风在山谷里呼啸,像是有成千上万的野兽在叫。洞里却出奇地安静,静得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还有我自己的心跳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砍的柴呢。我说扔了。她说哦。然后又没声了。我实在冻得受不了,就说方姐,你冷不冷。她说冷。我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外衣递过去,说虽然湿了,但披着总比不披强。她顿了几秒,伸手接了过去。漆黑的山洞里,我感觉到她的指尖划过了我的手背,冰凉冰凉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外头的雨小了些。我说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今晚怕是要困在山上。她说,我常来这洞里躲雨。我问她你怎么会常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上山上得勤,总能摸到些躲风避雨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洞的深处有干柴,我夏天时候放进去的。我一听又燃起了希望,问她火柴有没有。她说她有,用一个油纸包着,一直带在身边。她摸索着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我接过来,摸出火柴,划了一根。火苗一亮,照亮了她的脸。那张脸被雨淋得透湿,几缕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有些发白,可那双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像两汪深深的泉水。我心里咯噔一下,忽然不敢看她,慌忙去点柴火。
干柴点着了,火苗很快在洞中燃起来,光映着石壁,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们围在火边烤着火,身上慢慢暖过来了。她脱了鞋子,把脚靠近火堆。我看见她的脚上全是泥,脚踝处有一道挺深的血口子,还在慢慢往外渗血。我说你受伤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说没事,划了一下。我想着临出门时往口袋里塞了一条手绢,就掏出来,去洞口接了点雨水,回来给她擦伤口。她没躲,就那么让我擦。我的手碰到她的脚踝时,感觉到她的身子轻轻颤了一下。我尽量放轻动作,擦干净了,又把那条手绢撕成两半,给她把伤口缠上。
后来我们又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柴,火越烧越旺。她开始说话,说的都是些我没想到的事。她说她男人陈铁柱,是个好人,就是脾气暴,在工地上跟人吵架,被人推了一把,脑袋磕在石头上。那天她不在场,后来才听说。队里怕担责任,就说成是意外事故。她为这事去公社闹过,去县里也闹过,最后不了了之。她说你知道为什么村里人都怕我吗,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是因为我让他们知道,我知道得太多了。
她说着这些话,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坐在火堆旁,听得心里头一阵一阵发紧。原来这些年她一个人硬撑着,不是为了逞强,是不得不硬。她不跟村里人说话,不是她不想说,是那些人先把她当成了不祥的人。
我说方姐,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在火光里显得很淡,带着一点苦。她说,不容易也得活。孩子还小,我得把她拉扯大。我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跟我说,我能帮的肯定帮。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用一根树枝拨了拨火堆,火星子升起来,在洞穴里闪了几秒,又灭了。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她说她小时候在镇上的学校读过几年书,喜欢语文课,作文还上过学校的墙报。她喜欢看月亮,尤其是秋天山里的月亮,又大又亮,照得整条山沟都像泼了银子。我说我在南京的时候,家住秦淮河边,夏天的晚上也看月亮,月亮映在河水里,被船桨搅碎了又合上。我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人。火一直在烧,洞外雨声时大时小,那一刻我觉得这山洞就像世界的尽头,而我们都把外面那个乱糟糟的世界给忘了。
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我们从洞里出来,发现山里的空气格外的清,像被水洗过一样。东方泛着鱼肚白,雾从谷底升起来,把整座山裹在里头。我们一前一后往山下走,昨夜烧过的柴灰还留在洞里,你留下的脚印也还在。走到岔路口,她停住脚,回头看着我说,沈建国,昨晚的事,别跟旁人讲。我知道她的意思,点了点头,说,我不讲。她笑了笑,转身走了。我站在岔路口,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晨雾里,忽然觉得心里头少了点什么。
那之后,我和方素芝还是很少说话,在村里碰上了,也就是点个头。可我心里不一样了。我总会不自觉地朝村西头看,看那间孤零零的土坯房,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她有事情的时候,会让人捎个话,我也去帮过几回,修过一回门,挑过两回水。每次帮完忙,她都留我吃一碗茶。那茶是山上的野茶,喝起来有点苦,又有点回甘。我们坐在院子里,谁都没什么话,可也不觉得尴尬。
刘卫东那小子到底还是看出点什么了。有一回他堵住我,逼问我对人家是不是起了什么心思。我说你别胡说,人家是嫂子。刘卫东说,什么嫂子不嫂子的,你可得想清楚,村里人知道了,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沉默了,好几天没去找方素芝。过了些日子,她自己来了知青点,手里提着一包风干的板栗,放在我宿舍门口,站在院子里跟人说,这板栗是山上的野板栗,送给大伙尝个鲜。她走了以后,刘卫东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女人,对你真不一般。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才二十岁,她大我四岁,又是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沟,挡在我面前。那个年代的农村,这样的事就是天大的禁忌。我心里头清楚,我迈不过去,也辜负不起。
七六年夏天,我离开青石坳的前一个晚上,去了她家。月光很好,照得她家院子里那棵枣树银光闪闪。她坐在枣树下乘凉,闺女已经睡着了。我站在院门口,说方姐,我接到通知,要走了。她没说话,站起来,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她拿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打开一看,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针脚密密的,纳得结结实实。她说,山里路难走,你穿着它,能走远些。
我鼻子一酸,说,姐,我以后回来看你。她摇摇头,说,别回来了。这地方太苦,你不该被困在这里。走你的路,好好的。我想说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看着我,月光洒在她脸上,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好看,像两汪秋潭,平静得让人心碎。她说,快走吧,别让人看见。
我转身走了。走出好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枣树下站着,月光拉长了她的影子。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眼。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在南京安了家。有一次出差路过皖南,我让司机绕了个弯,去了趟青石坳。村子还在,只是比当年更破败了。我走到村西头,那间土坯房已经塌了,枣树也没了,只剩半截矮墙。旁边一个老人告诉我,方素芝的男人死后第六年,她就带着闺女走了,去了县城,后来再没回来过。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站在那片废墟前,忽然想起了那个山洞里的夜晚。火光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石壁上,她说的那些话,她脚上的那道伤,她递给我那双布鞋时的神情,一样一样,清清楚楚。我身上还穿着那双鞋,底子已经磨薄了,可我一直没舍得扔。
回程的车上,我把鞋脱下来,放在手心里。鞋底的针脚还密密的,像那年她在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但我想,像她那样的女人,走到哪里都能活出个样子来。因为她从来就不靠别人,她靠自己。
那天晚上,我在南京的家里又看见了月亮。秦淮河边的月亮,跟当年山洞里透进来的月光是同一轮。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在看。也许她早就忘了。可我记得,记了很多年。那月光,那柴火,还有那个雨夜里,一个年轻人被一个全村都不敢惹的女人,悄悄打开的心门。
有些事,不用人知道。有些月光,自己也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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