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职校生不断被“卖”进流水线，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工人没有尊严

文 | 墨白（媒体人）

今天刷到一条新闻，职校生被学校卖进流水线，学生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受伤了还得继续干，不实习就不发毕业证。

账目很简明。工厂给中介的报价是每小时25块，中介转手报给学校20块，落到学生手上的，只剩15块。

300个学生，每天12小时，每月26天，光差价一项，一个学校能赚多少，很容易算。

更细的账还在后面。中介每输送一个职校生进厂，付学校500元人头费，先付一半，学生干完回来再付另一半。学校派进厂的带队老师，每人每天收10元“看管费”，名义上是老师补贴，实际上是盯着这些“资产”，别让它们跑了对不上账。

这不是孤例，这些年，同样的剧本反复上演。

2014到2020年，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的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安排下属和中介、东莞一家电子厂签实习合作协议。企业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费用，落到学生手上的只有1383.3万元，剩下的700多万被侵吞。2016年起，四川宜宾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刘某，从东莞中介手里收了90.4万元管理费，用于自己购房和个人消费。2021年，江苏盐城技师学院被央广曝光，强制学生到指定工厂“工学交替”，学校和中介抽取人头费，官方通报已启动问责，当年削减招生计划。虎嗅的调查报道写得更直白：中介做这一行，“就是买卖人头”。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事为什么禁不掉？

规定是有的。教育部等八部门2021年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白纸黑字：“1个严禁、27个不得”——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严禁安排未成年学生加班和夜班；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

注意这条。前半句是禁令，后半句是筹码。

把实习和毕业证绑死的那一刻，学校就拿到了合法的强制力。

工厂是学校或中介找的，在中间赚点差价，谁拦得住？而学生这边，权利弱、信息少、可替代性高，反制力量约等于零。前文里“不实习不给毕业证”的班主任话术，就是这么来的。

试想，一个没有劳动关系身份、没有保险、工资被人层层克扣、请假要医院证明的17岁孩子，让他拿什么去对抗学校、中介、工厂三方合谋？

再往深处问一层：学校为什么缺钱缺到要卖学生？

我查了财政数据。2023年，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19461元，中等职业学校17869元，中职只比普高低8%。

这个数字很反常——国家用办普高的钱，办着成本高两三倍的教育。

为什么说两三倍？职业教育需要实训车间、专用设备、耗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给出过同一口径：职业教育培养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至3倍。实训设备5至8年一轮更新。

换句话说，我国的职业教育，用着和普高相同的成本，办着本需要两三倍资金的事情，中间的缺口可想而知。

国家把最贵的那部分成本——实际训练的成本——转压给了最穷的主体：民办职高、财政紧张的地方职校，最终统统落到学生自己头上。

实习差价，就是成本转移的最终结算。

有人会问：国家不管吗？管。2021年修订的《规定》就是管的手笔，八部门联合发文，一个“严禁”27个“不得”。可校方、中介、工厂三方合谋的收益链条没有被切断，执法又是九龙治水，那27个“不得”挡不住39万的月利润。

当制度要求学校把学生送出去实习，又不给学校足够的钱，禁令又落不到实处，市场自己会找价格。

几年前，我国曾实行过分流制度，一部分学生上高中，一部分人上职校。目前政策执行下来，一塌糊涂。

2023年，全国高中阶段招生1421.84万人，普职比6.8:3.2——近七成上普高，三成进中职。

分流没搞好的原因不复杂：中职名声烂透了。

一提中职，家长脑海里就是社会不良少年、没有保障的收入、脏累差。但凡有一丝可能，家长都会把孩子送进普通高中，而不是职高。

而不断冒出的职校生被卖进厂的事，正是对这个现实最血淋淋的刻画。

德国就反过来。蓝领为什么地位高？我查了数据，还真有点意外：德国对职业学校的财政补贴，其实并不比普高多，或者说，德国企业承担了最大的成本。

BIBB（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成本收益调查，2017-18培训年度，企业为每名学徒付出的毛成本20855欧元；到2022-23年度，毛成本已涨到约26200欧元。

学徒每月领培训津贴，平均约908欧，大众这类企业给1000到1200欧。

企业为什么肯掏这笔钱？

不经过学徒制，工厂就没有合格技工的来源，这是行会的强制认证；技能工人有市场议价能力，和普通白领的工资差距很小，加上工会集体谈判，压住了工资差距的拉开。所以在德国，跳槽无利可图，企业不怕被挖墙脚，才敢投资培训。

中文媒体引述较多的一组数字是：德国白领平均年薪约3万欧，技工约3.5万欧，技工收入高过白领。

中国是一个反向的操作。技能没有溢价——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劳动力市场完全流动，好不容易培养了人就被挖走，甚至跑去送外卖；没有强制认证，没有统一职业规范，劳务市场随便招人。企业理性选择就是不参与培训。所有的培训成本，被压到中职院校头上，被那一点点教育预算扛着，扛不住的部分，从学生身上找补。所以不出现这种结果才怪。

之前有个段子：我国每年上千万大学生嫌太多，每年出生的婴儿却又嫌太少。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同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1042.2万。难道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还不如新生儿金贵？

其实大家看得明白：国家需要的并不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而是真正能干活、能提供劳动力的技能工人。

可现实是，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5年技能人才缺口预计近3000万，缺口率48%；而蓝领现在的待遇和体面度，怎么可能让家长真正愿意把孩子送进职校、送进工厂？人社部2021年三季度“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里，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德国企业把学徒当投资，我们的链条把学生当抽成来源。

同一群年轻人，在两种账本里，价格完全不同。

工业的空心化，眼下或许还能靠成本优势扛住。

那未来呢？

当7000余所中职里三成是民办，当20%的中职生在民办学校里被明码标价，当八部门27个“不得”挡不住每月39万的差价，当德国企业为每名学徒花2万欧而我们的企业连差价都要抽一道——我们到底是在培养工人，还是在消耗他们？

最后问一句：当我们说“把人当作资源”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资源该被培养，还是资源该被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