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拥有九个孩子，却坦言最痛恨生育

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把“大英帝国”推上“日不落”顶峰的女人，其实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

这听起来有点离谱——毕竟，她一共生了9个子女，被后世称为“欧洲的祖母”，她的后代几乎把欧洲王室包了个圆。英国国王是她儿子，德国皇帝是她外孙，俄国沙皇皇后是她外孙女，如今在欧洲各王室里，还能找到她的重孙、曾孙辈。可就是这么一位把皇室血统扩散到半个欧洲的女王，私底下却一度厌恶怀孕和婴儿，甚至在信里直白到近乎冷酷。

如果你只从历史课本上认识维多利亚，很容易被她“贤妻良母+长寿女王”的包装给骗了。现实中的维多利亚，是一个既充满激情又非常矛盾的女人：极度依恋丈夫阿尔伯特，却讨厌怀孕；身处权力巅峰，却在产房里恐惧崩溃；被叫“欧洲祖母”，她自己却觉得当母亲是一场消耗自己、破坏婚姻甜蜜的“漫长灾难”。

这背后，其实是一段很复杂的故事。

维多利亚为什么这么怕生孩子？要从她年轻时的一段阴影说起。

维多利亚并不是一出生就注定要当女王。按照原本的继承顺序，应该是她的堂姐——夏洛特公主来继承王位。夏洛特是当时英国人心目中的“未来女王”，形象好，人气高，婚姻也顺利，怀孕之后全国上下都在等着庆祝一个新王室宝宝的诞生。

结果，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夏洛特在生产时遇到严重的难产，最后母子双亡。她本来有机会成为英国的女王，却死在产房里。这件事在当时是轰动性的悲剧，整个英国都陷入哀痛。而对维多利亚来说，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消息，而是发生在她身边的血淋淋事实：一个本该坐在王位上的女人，因为生孩子死了，于是王位转了一圈，落到了她头上。

她后来在信里多次提到这件事。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女孩，一辈子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夏洛特没有死于分娩，她就不会成为女王。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交换——别人用生命“让出”了王位，她本人就是这场悲剧的意外受益者。也因此，怀孕在她心里从来不只是一个“生新生命的过程”，更是一种危险，甚至带着死亡的阴影。

所以，当她刚刚结婚，还沉浸在热恋、婚姻带来的幸福感里时，突然得知自己怀孕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沮丧和恐惧。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爱情在历史上算是模范夫妻。两人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婚姻，而是真正有感情的伴侣。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几乎是全情投入地爱，极度依赖、极度信任，据她自己的描述，他们婚姻最初那两年，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如果不算上怀孕的话。

她在给女儿的信里写得非常直接：“分娩毁了我结婚的头两年，让我感到多么不快乐！”这不是客套话，而是一个真正的抱怨。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婚妻子，本来应该有更长的时间去享受两个人的世界，而不是这么快就要面对肚子变大、身体不适、情绪波动，还有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更刺耳的是，她年轻时在生产时情绪崩溃，甚至说过“要把那个孩子淹死”这样极端的话。这个“孩子”，就是她的大女儿——后来成为德国王后的维多利亚公主。事情当然没有真的发生，但从她的言语和当时的状况来看，很可能是产后抑郁、极度痛苦和失控的情绪混在一起的结果。

在今天，这种情绪我们有心理学的名字：产后抑郁。可在19世纪，没人关心女性的精神状态，人们只在意母子平安、王位继承有没有保障。一个女王在生产时崩溃，是不会被公开记在史书上的，只存在于她那些私密的信件里。

更讽刺的是，虽然她如此厌恶怀孕，但当时的避孕手段几乎等于没有。

维多利亚是个激情很强的人，她很享受婚姻中的亲密生活，对丈夫有真实、持续的欲望。那时候如果要避免怀孕，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彻底断绝性生活。这对她来说完全不可接受。她既不愿意为了避孕牺牲夫妻关系，又对怀孕有本能的厌恶和恐惧，于是她被困在一个两难的局面里：每一次亲密，都可能带来一次她不想要的怀孕。

可以说，在维多利亚的婚姻生活里，性和生育之间的强绑定，是一条她无力改变的“时代铁律”。她想要爱情、想要亲密，但她不想要怀孕；她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王权，却没有比普通女人更多的身体自主权。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她的怨气和疲惫也慢慢积攒起来。

当她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继位的爱德华王子出生后，亲戚利奥波德兴高采烈地向她表示祝贺，希望她能继续多生几个强壮的孩子，为王室、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这在当时是一个完全正常、甚至礼貌的祝福。

维多利亚的反应却极其激烈。她直接回了一段很不客气的话，大意是：你不能希望我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因为你根本不懂这对我们个人、对国家会带来多少麻烦，更别说我自己亲身承受了多少困难。她还说，男人从来不会认真想过，这一切对女人来说有多辛苦、多折磨。

这段话里，有一种非常现代的愤怒。她意识到自己被当成生育机器，被当成王室延续的工具，而这种“责任”是由一群不用怀孕、不会在产房里冒着死亡风险的男人轻轻松松地提出来的。她抨击的不只是利奥波德一个人，而是一整套以男性视角制定的、关于生育的“理所当然”。

维多利亚也不掩饰自己对怀孕女性的嫌弃，她曾经在信里写道：“我发现一直怀孕的女士令人恶心；她们因此变得像兔子或豚鼠，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吸引力……”这种话在今天看起来非常不政治正确，但它真实地反映出她对“长期陷于生育循环的女人”的不适和抗拒。

她甚至不愿意在怀孕期间公开露面，只要能躲，她就尽量躲。对于一个女王来说，这个选择并不轻松，因为她的每一次出席、每一个公开露面，都是政治象征。但她宁愿减少“露面”，宁愿让别人猜测她的身体状况，也不愿去展示自己的孕态。这背后，是她对怀孕作为一种“被公众消费的身体状态”的反感。

最让人咋舌的，是她对“婴儿”本身的看法。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母亲至少会在孩子出生后对他们产生某种自然的温柔和喜爱。但维多利亚在这点上几乎完全不符合传统形象。她直言自己不喜欢婴儿，觉得他们丑陋、让人作呕。她认为，婴儿至少要到六个月以后，开始像一个“小人”，她才会对他们有一点兴趣。之前那段时间，在她眼里，就是一个“又丑又脆弱的东西”。

她写过一句非常典型的话：“我不喜欢婴儿。丑陋的婴儿是令人作呕的景象，但即使是最漂亮的婴儿，也没有衣服看起来也很丑陋。”这话毫不掩饰，几乎没有情面可讲。不是公众场合的修辞，而是她在私人信件中的真实感受。

她对哺乳也非常抗拒。她觉得母乳喂养本身“令人恶心”，是一个让她极度不舒服的行为。于是她坚持要求自己的女儿们不要母乳喂养，想按照她的理解来塑造“更得体的王室女性形象”。在她的观念里，上流社会的女人应该尽快摆脱“动物性的”那一面，把孩子交给奶妈或者保姆去照顾，自己则保持优雅的社会角色。

但她的女儿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套。那个时代，观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尤其是像她的女儿爱丽丝这样的人，更愿意亲自参与孩子的养育。当维多利亚发现爱丽丝还在坚持母乳喂养时，她气得做了一件非常维多利亚式的事——她居然用女儿的名字给一头母牛命名，用这种方式暗暗嘲讽“你坚持喂奶，就跟奶牛一样”。

这件事细节不多，但足够让人看到母女之间在“女性角色”问题上的冲突。一边是坚信女性应该远离“粗粝、生物性的行为”的女王母亲，一边是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一个真实母亲参与孩子成长的年轻女人。她们都在各自的时代观念下坚持，但碰撞不可避免。

对维多利亚来说，情感上，她只真正需要一个人——她的丈夫阿尔伯特。

她可以拥有一整张写满名字的族谱，数不清的孩子、孙辈、外孙辈，但在情感需求这一块，她几乎只为阿尔伯特保留了最深的那部分。她的很多信件、日记里，都充满对阿尔伯特的依恋和赞美。而一旦谈到作为母亲的角色，她的描述就明显冷了下来，更多的是责任感、疲惫感，而不是那种标准化的“母爱歌颂”。

如果她生活在有现代避孕技术的时代，很大概率会做一个只生一两孩、甚至可能干脆不要孩子的女人。她会愿意保留婚姻和亲密关系，但不会允许自己被一连串怀孕拖慢人生节奏。她很可能不会成为“欧洲祖母”，她的家族版图也不会扩散到整个欧洲王室；相反，她会是一个更“自我”、更现代意味的女性。

而在现实中，她因为身份、时代和性别，被牢牢绑在生育的链条上。

有趣的是，阿尔伯特亲王对这一切的感受，几乎和她相反。

每一次得知她怀了新孩子，他都是非常愉快的那一个。对他来说，新王子或者公主的到来，不只是家庭人口增加那么简单，更意味着他有更多理由、更多机会在国家事务里出面、发言、参与决策。他原本只是“王夫”，按英国传统并没有实权，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他“父亲”的角色开始帮他赢得更多政治话语权。

可以说，每一次怀孕，对维多利亚来说是一次身体和情绪上的折磨，对阿尔伯特来说，却是一块向权力中心再迈一步的踏板。这种反差，让人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当时的生育，是站在谁的视角被定义成“喜事”的？

如果你把这整件事抽离出来看，会发现维多利亚的一生，特别像一个“被时代拖着向前走的女人”。

她是女王，是帝国的象征，是欧洲强权的核心。这些身份给了她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在身体和家庭层面，她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性别角色和时代技术限制住的女人。她不能避孕，她要一胎接一胎地生，她要忍受难产的恐惧、产后抑郁的痛苦，还要在公开场合假装一切都是“母性的荣耀”。

她的信件里对怀孕和婴儿的厌恶，看起来冷酷、甚至有点残忍，但也真实地暴露了一个事实：在很多历史叙事中，被歌颂成“贤母”“大家族核心”的女性，其实可能对自己被强加的生育命运并不满意，只是没有机会说出来，或者说了也不会被写进你今天看到的教科书里。

维多利亚女王的故事，表面是“生了九个孩子的欧洲祖母”，但内里其实是一个被自己的时代困住的女性，在爱与恐惧之间反复拉扯的过程。

她爱她的丈夫，享受婚姻；她怕怀孕，讨厌生育；她是帝国的统治者，却改变不了自己和千万普通女人一样，被迫在没有避孕能力的年代里，一次次用身体为家庭和国家“付出”。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看她，不必再把她简化成一个“盛世女王”的形象，而是把她当成一个有情绪、有矛盾、有偏见、有脆弱的真实女人，就会发现：所谓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并不总是站在命运之上指点江山，而是很多时候，也像普通人一样，被时代的黑箱推动着，一边痛苦一边妥协。

维多利亚不喜欢怀孕，也不喜欢婴儿，她觉得那让她像兔子、像豚鼠；可她最终还是被记成了“欧洲的祖母”。这两个角色并不冲突，它们恰恰说明了一点：个人的意愿，在某些时代面前，是可以被彻底覆盖的。

而她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帝国巅峰的故事，还有一个问题——当一个女人的身体被国家、家族、传统绑上“延续”的任务，她到底还剩下多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