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科遇见的他们与“我”｜三明治试读间

《平川》

——在精神科遇见的他们与“我”

一位青年精神科医生写给普通人的临床故事集：在疾病、成绩、身材、衰老与死亡这些身心与社会的符号背后，重新看见完整的“人”。

一、主题与问题意识

核心主题：以精神医学（精神卫生科/临床心理科）的临床见闻作为叙事蓝本，重新看见被疾病、成绩、身材、家庭期待、记忆衰退和死亡遮蔽的人。

初衷与写作的动力源泉：这些故事不只是“精神障碍病例故事”，而更是关于“看见与被看见”的内容。我始终觉得，在精神科临床工作中，我们所看见的，不应只是需要治疗的患者和一个个疾病的名字；在家庭和学校中，孩子们应该被看见的，不应只是成绩与进步；面对走到生命暮年的老人，他们被看见的，不应只是失能带来的麻烦与无奈——进食障碍患者不是“不自律”；阿尔茨海默病不是一具只能接受照顾的空壳。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见，身披白大褂的医生，在许多时候并非无所不能的“拯救者”，却是在倾听、记录和陪伴的过程中，同样也在经历着一场无声且浩瀚的疗愈的普通人。

四个主要问题：

（1）关于精神障碍的误解与忽视：大众常把精神科想象成“疯”“危险”“意志薄弱”，而这些故事展示的是更日常、更隐蔽的痛苦：焦虑、疑病、强迫、抑郁、双相、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它们背后的家庭、学校、审美、竞争和孤独。

（2）医学诊断之外，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处方、量表、诊断名只能解释一部分，真正推动疾病发生和康复的，常常是“没被看见的进步”“过度的自我要求”“亲子间说不出口的爱”“身体被数字丈量”“照护者的长期疲惫”。

（3）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精神痛苦，为何如此隐蔽：也许，很多孩子不是“不努力”，而是太努力；不是不懂事，而是太懂事；不是没有爱，而是爱被催促、比较和期许替代了表达。

（4）精神医学人文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在这本书里，作为医生的“我”（就是我自己），既是精神科医生，也是曾经被情绪、胜负欲和自我苛责困住的人。精神医学人文，写的是真实见闻与真实感受，以及在这些故事中跋涉的自己如何经历着同样的反向疗愈。

平川（全文）

在两条环城路岔口，我看见了一家老式杂货铺。

铺子名叫“山川”，是凿在居民住宅底层的甬道，半地下室，无窗，终年光线晦暗，只有一盏白炽灯。灯座锈蚀，漆皮电线裸露在外。内里逼仄促狭，约莫五六平米。水泥地，杂货拥趸，又被货架交错隔出三个区域，分别售卖盐醋、五金和膨化食品。门敞着，铁丝网盘在上面，铁皮夹噙着几本过期的时尚杂志。三张粗布马扎并排在一侧门前，铺上油黄的塑料桌布，摆了两排空烟盒、一把扩音器，和一把牡丹印花布头缝边的蒲扇。

绿灯亮了，我一路骑至运河东岸的老街。这里人声鼎沸、喧嚷热闹。红灯笼串起久违的市井烟火，楹联、虎头鞋和竹编蚂蚱早唤新年。我找出手机准备拍照，无意间打开电话簿，看见一条备注为“48床，山川”的通话记录，时间在三个月前。

我忽然想起了她。三个月前，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亲手毁了我的孩子。”

正篇

在节奏如驰的医院，一舟是个不入群的女孩。单薄的她，穿着同样单薄的T恤和牛仔裤，绑一根麻花辫，发丝被㿠白的日光灯氲出毛茸茸的边沿。

她安静地坐在血液内科候诊区最后排的角落里，蜷着腿，手里捧着一本卡通记事本，不说话。护士喊到了她的名字。她站起来，坐在一旁的母亲也随之站起来。娘俩从等候区走到诊室，一舟始终低着头，双臂紧紧环抱。

那时，我带着一份紧急会诊邀请，从另一个院区的病房赶来，请血液内科的医生协助评估病情。于是，在这间促狭的诊室，我唐突地遇见了这对寻常却特殊的母女。

我看到一舟的胳膊，臂弯处凿满针眼、淤青层叠。余光里，我瞥见她有些苍白的脸和嘴唇。她十六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白血病——好发于少年儿童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门诊医生调取了一舟的病历。意外的是，凝血功能、外周血涂片和白血病免疫十八项分型并没有报告明确的病理改变。血常规的结果也只有一处异常：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绝对值减低。正常是2×10^9/L，占比超过50%；一舟的报告只有1.65×10^9/L，百分比35%。

“是恶性疾病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像。”

我们继续查阅了一舟的其他检查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在短短半年里，她竟然先后做过消化道内镜、动态心电图、多器官彩超、CT、核磁共振，以及生化、糖耐量、特殊病原载量测定、肿瘤标志物等二十余种检查，且有些项目做过不止一次。

一舟的手指在发抖，嘴角微微抽搐。她的母亲站在旁边，几次欲言又止。确认其他的检查都没有异常，我刚要解释，一舟忽然哭了。

“我要做骨穿，”她抽噎着说，“我要做骨穿，我一定是白血病，请您给我开检查。”

“没有证据指向白血病，”接诊医生皱起眉头，“大概率是感染。”

“我必须做骨穿，”一舟拼命地摇头，“给我开检查，我不怕痛。”

“听医生的话。”她的母亲说。

一舟缩在凳子上，浑身颤栗。她张开嘴，开始大口呼吸，好像喘不过气似的。

我旋即把一舟的母亲喊出诊室。关上门的刹那，她也哭了。略显佝偻的脊背靠在门框，双手捂住脸颊。我认真地打量着她——面前是个约莫四十岁的女人，矮胖，绾发，发胶在灯下折出不协调的高光。穿一件发皱起球且不合节令的大衣。手背上青筋遍布，白色的纹路嵌进皮肤。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爬满瘢痕，关节弯曲，像一台老旧的水车，随着动作隐约呻吟。

片刻，她做了个冗长的深呼吸，手掌捋过额头和鬓发。几缕垂落的发丝被发胶短暂地固着，须臾又垂下来，在她皲裂的唇边，随着鼻息轻轻地晃。

“孩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问。

“哪里都不舒服。”她苦笑了一下，说。

“具体是什么表现？”我追问道。

她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

“有时肚子疼，有时腿没力气，”她说，“还有心慌。”

顿了一顿，她接着说：“她上网查过很多专业资料，懂得不少。”

我点了点头。“家里有没有人患有重病？”我又问，“比如癌症。”

“从来没有。”她坚决地说。又做了一个深呼吸，狰狞的血丝爬满眼球。

“病毒感染也会导致这个指标减低，但只是一过性的，过几天就会恢复，”我继续解释道，“最近换季变温，学校人流量大，容易发生感冒流行。”

她揉了揉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

半晌，她再次深呼吸，鼓足勇气，嗓音喑哑。

“早在去年秋天，孩子就休学了。”

我一愣。

我用工作微信添加了一舟的母亲为好友。

她的头像是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昵称叫作“山川”。

我再次看见一舟的时候，是在精神科病房。那段时间，病房里住着很多年轻的患者。工娱室里，常有十几岁的孩子在剪纸、画画。间或，也会骑动感单车、打乒乓球。护士站旁的墙壁上悬着一块正方形红漆木板，上面拓印着金色的倒“福”。木板旁边，挂着一串千纸鹤形状的琉璃风铃。每每有孩子出院，经过护士站时，总要摇晃一下。

叮铃——

他们说，这是胜利的号角。

一舟仍然不入群。我接管病床的时候，她独自蜷坐在床上，披散着长发，怀抱那本卡通记事本，安静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

那幅水彩画，是上一个住在48床的病患画的。她十七岁，已经在抑郁中挣扎五年。水彩画中，是一簇勾勒精致的雏菊，七八朵，白瓣黄蕊，各自矜敛地张扬。花枝下面是赭色的泥土，荆棘丛生，笔触粗糙遒劲。右下角娟秀的字迹写着它的名字——新生。她在出院头天画了这幅画，将它送给管床医生。翌日，它被装裱起来，挂在48床对面的墙上。

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故而更宽敞些。一张病床、一张陪护床、一座床头柜、一台沙发、一方袖珍的小木桌。窗户向南，总是整洁明净。上了锁，只能打开一条巴掌宽的窄缝。米色窗帘上，细腻的针脚绣着鸢尾和黄莺。

一舟并不愿意和我说话。她似乎在生气。那天在诊室外，一定是我和她母亲“说了坏话”，才让她住进这里。我很无奈。诚然，那天我向她母亲建议去精神科就诊的时候，她先是惊愕，旋即恼怒道：“你负不负责，竟然说孩子是精神病？”

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我迄今短暂的临床生涯中，这样的情况我见过许多——病耻感，是精神科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还在读书的孩子而言，有时很难断定病耻感带来的折磨和疾病本身的水深火热哪个更胜一筹。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太多了。害怕嘲笑、害怕孤立、害怕被贴标签、害怕被另眼相看。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父母总是和他们格外一致。

一舟的入院初诊是“焦虑状态”。她的母亲还是与前日相同的装束，只是没打发胶，发丝愈显猖獗。陪护期间，她常站在工娱室外，或者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那扇落地窗是不久前才换新的，铝合金边沿光洁如洗，正中贴着“瑞兔送祥”的红纸窗花。窗外，隔过医院东面的花园，是年初修葺的笔直的沿江路，柏油锃亮、车流如织。再往东，钱塘江波光荡漾，薄雾掩映的晴山蓝的天空里，东岸新城楼宇林立，白鹭在肆意飞翔。

接续的几天，一舟都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其他同龄人交流。她情绪很淡，唯独会在提及检查结果的时候表现出些许兴致。却在被告知一切正常后，短暂的兴致又消失了。

“她好像很希望查出重病。”主治医生说。

办公室外响起叩门声。我去开门，看见一舟站在外面，清癯的模样带着惹人垂悯的弱不禁风。她怯生生地看着我，手指攥紧衣角，身体明显地颤抖。

“怎么了？”我问。

“我想做心脏造影。”她说。声音细若蚊鸣。

末了，她低下头，拇指的指甲深深掐进食指关节。

“我心慌，”她接着说，“去年就开始心慌，心跳得快。我吃过降血压药、控心率药、营养神经药，都不好。我一定得了不治之症。我听说，吃药治不好的，大概率是绝症……”

“但我们没有找到病灶，”我调出检查单，“为什么不这样想——你本来就是健康的。”

“我不信！”一舟着急道，“一定是有仪器漏掉的毛病，或者是医生漏诊。”末了，她从口袋里翻出一张仔细折叠的增强核磁报告单，指着上面的“左心室舒张期内径”，又说：“我上网查过，正常值应该比这个数字低0.02。明明有问题，但医生骗我，没有写报告。”

这是一份外院的报告单，检查时间是六个月前。也就是说，半年前一舟刚做过心脏增强核磁共振。这种创伤性的检查并不建议频繁进行，何况是十几岁的孩子。

“这样吧，”主治医生说，“我给你预约明天的心脏彩超。这项检查不用打针，并且比造影安全。并且也能计算你说的那些指标，如果有结构性异常，很少漏诊。怎么样？”

“很少——是多少？”

一舟问。

一舟被确诊为疾病焦虑障碍，或称“疑病症”。

疑病属于神经症谱系。在人们日益关注健康的当下，它并不罕见。翌日查房，一舟的母亲不在医院。我给她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扩音器叫卖和零钱转入的声音。

“住院期间以控制焦虑为主，后续需要心理治疗。”我把一舟的诊断及依据告诉了她。我说，今天早查房时，一舟在写作业，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她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她的电话号码，我备注为“48床，山川”。

一舟整个上午都在写作业。期间，我去病房和她讲检查的注意事项，借机指着她放在床头的记事本，半开玩笑地说：“这里面藏了什么秘密呀，可以给我看看吗？”

一舟对我的态度好转了不少。她腼腆地笑了笑，翻开记事本，递给我。扉页里写着一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字迹和她写的作业一样工整。九月十三日——她写道——高二上册数学第一单元课后题、英语作文一篇、英语阅读理解五篇、古诗词理解两篇。在“英语作文一篇”后面，用红笔打了一个小小的对勾。

“你是我见过最自律的孩子。”我饶有兴致地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读高二？”

一舟红着脸说：“我没上学。”

“可是你的功课并没落下。”我说。

“我在自学，”一舟说，“每次学校考试，我也会做模拟试卷。”

说着，她找出书包，把一沓做完的试卷找出来。试卷中间，夹着一本漫画杂志。看见它，一舟触电似的哆嗦了一下。她看了看我，身体又开始发抖。

“喜欢看漫画？”我笑着问。

她用力点了点头：“嗯。”

“我也喜欢。”我说。

她小声说：“我还喜欢画画，我以前拿过很多奖。”

“是吗？”我说，“我也经常画画。画素描、风景、动漫。”我指着墙上那幅雏菊：“过两天，我给你找来画笔和颜料，你画一幅，我们装裱起来，挂在别的病房。”

就在这时，一舟的母亲忽然推门而入，径直走到床边，拎起那本漫画杂志，“嚓嚓”两下，当场撕碎。她把撕碎的书狠狠地甩进垃圾桶，转身指着一舟，大声吼道：“不争气的丫头！说你不用功，做小动作，你还犟！爹妈拼了命赚钱，供你吃喝、供你读书，你呢？做闲事、看闲书，现在书也不读了，你对得起谁？！”

“这是病房，请您冷静！”我连忙制止。

“砰”地一下，她摔门走了。一舟讷讷地坐着，眼神凝滞，身体抖得更厉害。我下意识地掩上了病房的门。门锁卡牢的刹那，一舟沙哑地咳嗽了一声，开始小声啜泣。

从后来的对话中，我得知，她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开杂货铺，父亲是煤矿工人，夫妻常年两地分居。除去学杂费，薪水勉强供给吃穿用度。零八年前后，曾一度申请低保。一舟是家里的独女，自然被父母寄予厚望。她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学习水彩不到一年，就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学习也好。念小学、初中时，常获得学校嘉奖。去年六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高中，却在开课一月后，再也无法坚持学业。

“初二以后，我就没再画画了。”一舟说。

“能不能告诉我，那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一舟缄默了片刻。宽松的病号服衬得她更加清癯单薄，好像一朵触之即破的泡沫。

“当时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下降了0.5分。于是妈妈在我面前烧掉了我的画材，她不允许我学艺术。”一舟轻轻地说：“她还故意烧伤了自己的手。她说，这是她对自己的惩罚。”

“她说，就是要让我看着她惩罚自己，这样我就会明白她的苦衷。”

她的声音不着任何语气，寡淡得像一杯白水。

我听完，胸口像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

“所以，你做出了妥协。”我说。

一舟摇了摇头：“妈妈说，这是因为她很爱我。”

她垂下头，碎碎的额发遮住眼睛。

窗帘拢着，画中的雏菊在歇斯底里。

“她很爱我。”

这句话，在我心头埋进了一根刺。

我想给一舟预约心理咨询。但接续的几天，我都没见到她的母亲。适逢学校陆续开课，病房里每天都有病患办理出院。护士站旁，风铃一直在响。病区里的孩子少了一个，又少了一个。动感单车收起来了，乒乓球台收起来了，墙壁上装裱的挂画，有些换了新。工娱室里，剪好的窗花叠高了一层，又高了一层。有些被挑拣出来，在红色染剂里浸过，打上油蜡，贴在病房的窗户。于是空明澄净的玻璃窗上，便多了小猫、玉兔、燕子、风铃草和太阳花。

一舟没再和我讲起画画。仅有的几次交谈，都在我工作暂歇的片刻。她怯怯地走进办公室，告诉我她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然后向我咨询检查结果。在我反复告诉她一切正常后，她仍会纠结于报告单上微不足道的增减，并且要求继续检查。舍曲林已经用到治疗神经症的单日最大剂量，但短期内收效甚微。

常规治疗几日后，一舟的情绪开始起伏不定，常常低落、哭泣，夜晚被噩梦惊醒。因为风险评估并未预警，我没有提出家属全天陪护的要求。直到某天早查房后，我向一舟交代用药注意事项，无意间看见了她手臂上新添的抓伤。

我意识到，我必须做点什么。

回到办公室，我拨通了那个备注为“山川”的电话号码。短暂的静默后，背景仍然嘈杂。她接通了，但声音急躁，大概正忙。我告诉她，我是一舟的管床医生，她突然安静下来。

“治不好，对吧。”

“没那么严重。”

我隐约听见她沉重的呼吸。

片刻，她像自语似的喃喃：“我亲手毁了我的孩子。”

傍晚六点，她回到了病房，仍是如前的装束，面容疲惫，风尘袭身。彼时，白班医护已经下班，值班医生还在其他科室会诊。我们在电梯口打过照面，她先走到病房门前，张望了片刻。朝门把伸出手，踌躇好一会儿，没有开门。

“我家里，就这一个孩子。”话音刚落，她嗓音一哽，两行泪滚落桌沿。“去年，她爸在矿场摔断了腿，算作工伤，老板赔了三万块。但是因为肾病、肝病，腿脚没好利索。他读完初中就没再念书，我呢，小学都没毕业。我俩都明白，现在脏点、累点不算什么，有文化最重要。盼着，盼着，盼着孩子以后能考大学、出人头地，别再吃我俩吃过的苦……”

我默默地听着。“其实孩子很用功，”我说，“好几次查房，都看见她在写作业。虽然没有上学，但课程从来没有落下，甚至还在超前学习。”我找出她记事本的照片：“你瞧。”

她扫了一眼照片，眼眶更红。“要是能上学就好了。”她低声说。

“听她讲，她从前上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我接着说。

“经常马虎丢分，”她说，“难题会做，简单的计算却做不对。”

“可这都是很小的错误，很容易改正，不至于大动肝火。”

“说得容易！”她说，“这里犯点错，那里犯点错，积少成多。”

我叹了口气。“她很听话，并没有忤逆你的要求，”我说，“但是你可曾想到，太过自律的孩子，往往会把自己逼向另一种极端。她习惯了对自己严苛，又把这种严苛泛化到其他方面，比如疾病。错误的认知使她无法获得满足感，也无法理解‘完美’的真正含义。”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打断我，“我觉得这是优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是优点。心慌是焦虑的躯体反应。而她对于严重疾病的怀疑，其根源正是过度的完美主义。”我调出一舟最新的血检报告，说：“中性粒细胞恢复到51%，证明上次的异常的确只是病毒感染所致，不用考虑白血病，更无需骨穿。”

她看着报告。张了张嘴，却没出声。

“也许你认为这是爱，你在为她的将来着想。但对她而言，这种窒息的爱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我说：“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更好？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你用伤害自己作为要挟，强迫她追求那个无法描摹的‘更好’，反而会促长她的怯懦、自卑，直至积聚成疾。”

她揉了揉眼睛，泪痕在颧颊留下一道白渍。

“其实很简单，”我接着说，“人只有不断地试错才能有所收获，这并不意味着马虎或者失败。你要允许她犯错，她也要学会允许自己犯错——”

“解开束缚，还给她成长的自由。”

几天后，一舟出院了。她出院那天是周末，我不在病区，便错过了与她道别的机会。听值班医生说，一舟还是很腼腆、安静，离开护士站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摇晃风铃。

临床繁忙，我渐渐淡忘了这段往事。直到从运河老街返回的翌日，我又一次见到了一舟。

彼时我正在护士站等待年度考核，背书背得有些昏昏欲睡。毫无征兆地，她出现在病区门口，笑盈盈地向我招手。脑后的麻花辫上，别着一只鹅黄色蝴蝶结发卡。

“我现在已经上学了。”她说。眼眸扑闪，脸微微红着，酒窝卧在嘴角。我方才将那间路边铺和那通电话在脑海中关联起来。她递给我一张白底红字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书签、一枚叶脉标本，和一张写满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画着一朵姿态傲挺的雏菊。

“跟我来。”她神秘兮兮地说。

我懵懵地随她来到护士站。

她摇晃了一下墙上的风铃。

叮铃。

叮铃。

叮铃——

晶莹的琉璃折射出彩色的光，深不可测的万花镜似的，刹那铺满双眼。

时光交迭，记忆飞鸟一般扑进脑海。我再一次热泪盈眶。

我将书签夹进指南手册，把叶脉标本藏在笔记本中。那张画着雏菊的明信片，被我压在桌板下面，和我珍藏的票根和其他的记忆掠影并排。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十年。它会永远留在此时此刻，见证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

它使我相信，促狭的商铺锁不住自由的船帆，万险山岭终将不敌一腔热血。未来的某天轻舟渡海、雏菊在荆棘丛中抽枝。旷野的天空薄云涤月，晖映脚下万顷坦途。

2025年2月25日 记

自从去年八月那次以后，一舟的门诊信息便没再更新。期间，我尝试着拨通她在门诊预留的手机号（这个手机号是她母亲的），但它已经成了空号，也许她已经换了新的手机。至于一舟，我其实更倾向于认为她已经去外地读书，平时不怎么回家了。

也好。我经常和病人说，年龄是情绪的保护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情绪问题或心理困扰会慢慢消失。16岁、19岁和25岁是三道门槛。16岁以前，青春期的孩子们容易情绪不稳，管控情绪的脑区（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刚刚进入迅速成熟的阶段。19岁，大部分孩子离开家去读书或工作，自己的学业、生活和社交开始完全由自己做主。25岁，大脑前额叶完全发育成熟，从前被认为“过不去的心结”，有些会变得豁然开朗。至于药物，对于年轻的情感障碍和神经症患者而言，更大的作用在于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最困难的那段时间。

我相信一舟已经顺利地走过来了。就像这三年我在病房见过的许多年龄相仿的孩子，她们终有一天会走过这趟一波三折的青春。十年之后，当她们到了我的年纪，再回想起这些往事时，也许会惊讶，也许会很想紧紧地拥抱从前的自己，告诉她，轻舟渡海，终有时。

我还想再为一舟摇一次风铃。

（以上为样章，如果对本书稿感兴趣的出版机构可以联系：三明治keepintouchsmz@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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