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拍中国

刘香成，首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

也被评为“摄影术诞生180年180人”。

1976年开始，

他先后成为《时代》周刊、美联社

第一个派驻中国的摄影记者，

那个年代西方关于中国的照片，

65%出自刘香成之手。

1981年，北京，高考恢复，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街灯下学习

1996年，温州，在美容室里烫发的女子们

1997年，北京，生于沈阳的⼥演员巩俐

从事摄影记者50年间，

他几乎见证了新中国每一次重要的历史变革。

前些年，他开始把目光看向“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3.0，

这会是影响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大事情。”

对大多数人来说，

“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概念；

对他来说，

它是用3年时间、26万公里的脚步，

丈量出的现实。

北京现代舞团在敦煌的戈壁沙漠中表演

维吾尔族丈夫和来自坦桑尼亚的妻子，相识于福州大学，现在新疆老城拥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咖啡厅

卡莫拉·卡库拉矿山，刚果（金）最大的铜矿之一，中国工程师与当地工人合影

2023年，72岁的刘香成再次出发，

走访“一带一路”上20多个国家、50多个地区，

他想记录一个不断变化的中国，

如何与世界修筑新的连接。

从俄罗斯骑马送阿里巴巴快递的姑娘，

到在巴黎卖钻戒的温州女孩，

再到秘鲁四世同堂的华裔家庭.......

刘香成的镜头里，

时代变化在具体的人身上显影。

3年的行走与记录，

最终集结成新书《古道新章》。

七月，一条创始人徐沪生

到香港拜访了刘香成。

这一趟走来下，他发现：

中国做得很好，但故事讲得还不够好。

“中国经济不断增强，

西方对你已经没有办法完全

打开耳朵、打开眼睛，

去听你在说什么。

今天中国故事真的不太好讲。”

但也因此，

我们更应该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

编辑：李艾月

责编：陈子文

以下是刘香成的自述：

90年代，有人跟我说：“你的照片，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看得懂。”

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画面里，始终突出的是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951年，我出生在香港。我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福州一个大家庭的女孩子。1953年到福州，在那里上幼儿园、小学；后来回到香港，接受的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1969年，又去美国上大学。这三种教育都区别挺大。

1978年，上海，⼈⺠公园⻓椅上的青年情侣

1981年，北京，月坛公园里的情侣

1990年，爱沙尼亚，一名士兵在火车站与女友吻别

西方的教育，让我知道应该去关注人本身；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则帮助我读懂中国人的脸孔和肢体。比如我拍中国人谈恋爱，可能只是腿勾着腿，不像西方人表达感情比较直接，一见面就大抱。

1981年，北京，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故宫（上）

溥杰镜头下的刘⾹成（下）

1982年，⿊⻰江省哈尔滨市，三个戴太阳镜庆祝春节的⼥性

1980年，上海，年轻⼈在滑冰

1981年，北京，最早接受双眼皮手术的女性之一

1982年，北京，⾸批专业模特在北海公园漫步

2010年，上海，两位女士在浦东兜风

我从事了50年新闻报道工作。拍摄改革开放的中国，我做了一本书。画面一张叠一张，你会看到，一个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世界又是怎么变化的。

大概五六年前，我就开始想这件事：现在的中国，与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要建造“一带一路”。我心里面就想，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有马歇尔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称为“马歇尔计划”），中国已经有这么大的生产国的地位，又有不同的处事哲学。中国2.0搭建的格局又这么大，现在又要出去打造这个“一带一路”，我说这个东西，是会影响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大事情。

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大事情，你就知道大的事情是会发生的。对我来说，它不抽象。

《古道新章》收录了刘香成3年间实地走访“一带一路”的见闻

今天我们去看，“一带一路”的规模已经比马歇尔计划大10到12倍，今后再发展就更不得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2.0的发展速度已经震撼了全世界。我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3.0。它一定会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格局，等于出现了一张新的画面。最后会变成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去看一看。

我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兴趣，也走得动，为什么不去试试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长行的纪实报道。

三年间，72岁的刘香成完成了7次环球旅行

中信环境集团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里海附近经营的一处油田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沙特建设和运营18公里长的轻轨铁路

有150多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每一个地方都在跟中国互动。这个项目持续了三年，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从事幕后的调研。

有些地方即使想去，也未必去得了。譬如说，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很多中国工程师都一去不回。有人告诉我，从机场出来就要坐防弹车，连这样都太危险。

即便做了计划，事情的变化也很难被预料。我到伊朗德黑兰的时候，到处都是特别警察。离开没多久，当地就发生了轰炸核设施事件。去民主刚果（金）拍摄也是一样，我刚离开，卢旺达又开始攻打他们。

【笑】好像新闻一直在跟着我。

1981年，刘香成与摄影师马克·吕布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可能很多人都对“一带一路”都充满了问号。

西方搞过殖民主义，他们会觉得，中国是不是在搞新的殖民主义？是不是所谓的“债务陷阱”？尤其这些年，欧洲自己的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发展会有更多怀疑。

但是我走完这一趟，觉得已经是“done deal”（既成事实）。中国人根本不想搞那一套。郑和下西洋他也就回来了，也不去占领这里，占领那个地方。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将中国、中亚、欧洲连接起来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有很大的中欧班列的枢纽，列车一进来，把货就换装，装到俄罗斯这个轨道上的列车，再到白俄罗斯，进波兰，进欧洲。现在还有一条新道，从几个中亚的国家走，通过伊朗，进伊斯坦布尔，又进欧洲。这么大的规模下，很难想到中国策划有这么周全。

钱凯港的秘鲁码头工人

又比如，中国和秘鲁合作的钱凯港，货运从钱凯港到上海，比之前的路线省13天的时间。13天是什么意义？如果一艘船，里面的货值一个亿，一天的保险就是几百万，几百万乘13天，是一个天文数字。

阿尔及利亚西部矿业铁路，全长575公里

阿尔及利亚西部，沙漠里平均气温接近50度，中国工程师带着2888台大型设备，在那里修一条575公里长的铁路。这个东西谁能够做的出来？你看现在法国44度，法国人都已经受不了。

盖一条新的货运铁路，通讯也要跟上来，搞通讯的人就会协同。私人的企业跟官方的国企，自然会产生一种互补的供应链。在中国说起来很自然，但是在西方一点都不自然。你是上市的公司，我也是上市的公司，我凭什么要去协助你？

所以，中国的项目都是按时交，不会掉链子的。出去竞标，成本总是人家的一半，利息也更优惠。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这是绝对的优势。难怪西方这么酸，很酸很酸。

今天，西方还是掌握着最大的发言权。他说你是黑的，你觉得很冤枉，说这个明明是白的；白的也好，黑的也好，也可能它是灰色的。我相信，只有看到的才是真话，那我必须到现场去。

我知道我自己能做的，只是一张一张地摄影。但摄影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一张图片，除了描述一件事情以外，它还能传达一种情感。人与人之间那些很细微的情感，相机是能够捕捉到的，而且能够捕捉得很深刻。

刘香成

以下为徐沪生与刘香成的对谈节选：

徐：您觉得今天，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解，比过去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刘：我猜可能是更多。

中国经济不断增强，人家对你的关注越来越多，忧虑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打开耳朵、打开眼睛，去听你在说什么。

所以今天，中国故事真的不太好讲。

刘香成与徐沪生在香港外国记者会

徐：您这一代国际记者，对当地文化是真正有兴趣、有尊重的。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变得越来越“观念先行”了？

刘：70年代末，我们第一波美国新闻机构派出来报道中国的记者，8个人里面就有3个是费正清的子弟，老爷子研究汉学的三个学生。

那个时候，美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对中国是开放的。我的同行里有很多优秀的记者，我们都是朋友，大家可以开玩笑地讨论中国的问题。

但后来中国崛起了，他们突然间就警惕了——跟我们同等竞争的人，是不同的肤色的人，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思想的这扇门就关起来。

1978年，27岁的刘香成

从9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转折。

中国发展越来越好，西方人会觉得，现在去报道中国，是一个经济的故事、一个商业的故事。他们不想再特别找一批懂语言、有思想、在研究中国的专家去常驻北京、上海。于是现在，他们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如果一篇文章，一个人的话都没有引，你凭什么去写一个报道？你是写评论，而不是写报道。

西方在中国问题上变得很抱团，去批评是比较时髦的，而且是政治正确的。

有时候，我会跟外国记者说：“中国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也对中国记者说：“美国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是挺吃力的。

1980年，上海汽⻋制造⼚

⼀名女车工在上海牌轿⻋引擎盖下工作

1981年，北京，北海公园中的时髦女⻘年

徐：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故事讲得还不够好，可以这么理解吗？

刘：我去到现场，也接触过一些官方媒体的记者。他们不是不优秀，但是从聊天当中，我感觉不到他们对驻地的热情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和原创力。你叫我去做，我才去做；你不叫我去做，可能连发稿都会有困难，我就不做了。中国人太务实了，有时候反而害了自己。

1991年，莫斯科，刘香成在当地机关办公室

讲“一带一路”这样严肃的事情，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八股文的逻辑，一环扣一环扣一环，是非常严谨的，但这篇文章就看不下去了。

比如，拍中欧班列，就是在这个火车头上挂一个牌，“这个是去英国”；过一段时间，又挂一个牌，“这个是去德国”。你写的这个字，人家又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想告诉我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是很典型的“一带一路”出现的画面——就是挂一个牌，或者剪一个彩，就结束了。如果这列火车开到了德国，至少应该让我看到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人。车来了，他没有拍到那种鲜活的故事、鲜活的画面。

徐：西方讲故事的视角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刘：在西方，尤其是布列松那个时代，拍新闻从来不是正着拍的。

刘香成在摄影作品前

图为作家阿城、导演姜文、张艺谋和演员巩俐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人。这张照片能不能抓住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他的痛苦、他的快乐，都写在脸上，写在他的肢体语言里。

他们认为，纪实摄影真正要抓住的，是一个时代的运脉，而不是一个所谓的“news maker”（新闻人物）。

中国有很深的水墨传统，所以更习惯拍大自然，用广角镜特别多。画面总是把你带到遥远的地方，很有意境，但人在里面，是很小很小的。

文化的区别，使人观察的重点有差异。

所以我们常说，中国了解美国，多过美国了解中国，这是客观的。但如果对方不了解你，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怎么去讲一个能让人看懂的故事？

徐：您总能拍到那些后来成为经典的瞬间，如何讲好故事，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刘：摄影记者最大的工作，不只是看见，而是解读。

这是我年轻时的摄影老师琼恩·米利教给我的。他就会告诉我，怎么去阅读一张图片：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

“频闪摄影第一人”琼恩·米利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毕加索作画

刘香成向琼恩·米利致敬之作，时年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写“中国”

琼恩·米利跟布列松先生是挺好的朋友，多年之后，我明白了几样事情，有一样就来自布列松1971年的一篇采访，那时他已经从事了50年摄影，他说：“我的作品里面值得你们看了又看的图片，也就是40、50张。”

我就思考，这么著名的摄影师，他如果从事摄影50年，他觉得耐看的图片，也就是40、50张的话，我就知道这门艺术的高度在哪里，难度在哪里。

我把两者的思想，摆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去思考。我觉得琼恩·米利告诉我，怎样从生活细节里去找到乐趣，要细腻地观察生活。而布列松先生告诉我，一张图片如果你可以看了又看，它肯定是在情感上能打动你，它是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历史、生活的价值。

1976年，广州，当地居民在珠江岸边打太极拳

1976年秋天，我待在广州。珠江的边上，很多人打太极。我发现，这些老百姓肩膀没有顶拱起来，脸上的表情也放松，没有那么紧张。我隐隐觉得，改革可能要来了。

出现在你面前的人，可以观察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个瞬间的解读，得看你对这件事消化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不按快门，比按快门还要重要。你在这一秒按下快门，如果下一秒出现真正有意思的画面，你就错过了。所以往往是要预判，这张画面什么时候才会有意思。

1991年，莫斯科，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克里姆林宫向全国直播电视演讲后合上讲稿

戈尔巴乔夫那张，他的演讲稿还在动，那个瞬间能帮助读者理解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如果1/30秒里他也动了，我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因为整个画面都会虚掉。

摄影跟很多事情一样，机会永远留给最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更是一个人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以及对人和事的理解。

徐：当下环境手机拍照、甚至AI作图，您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做这个耗时耗力的摄影报道？

刘：做这本书，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本“long-form photo journalism”（长篇摄影报道）。这本书有300多张照片，跨越这么多的地区，讲述不同的文化思想。它能够耐看，几十年后，它仍然能有放在书架上的理由。

人类讲故事的历史很长，不会说今天有AI，人就不讲故事了。

我还是相信故事的价值。再过50年、100年，历史的轮子向前转，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再讲故事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