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党政治的“左右之变”及其影响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欧洲政党的政治光谱由原来的“左右对峙”格局转变为“中心萎缩、整体右移、左右两侧激进力量异军突起”的态势。这种“左右之变”并非简单的选票波动，而是全球化红利消退、经济危机的滞后效应以及身份政治兴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洲政党的左右之变

欧洲政党的左右之变，首先表现为主流的左翼、右翼力量不断衰落，出现“大党不强”的局面。在2025年2月的德国联邦大选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仅为16.4%，创下了1887年联邦选举以来的最差纪录，联盟党的得票率为28.6%，为有史以来第二差的成绩，两者得票率合计未能过半。在英国，工党虽在2024年胜选，但33.7%的得票率创下胜选政党历史最低纪录。2025年英国的地方选举，极右翼改革党在英格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工党和保守党长达一个世纪的双寡头垄断局面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左右之变的第二个表现是政治光谱的右移与激进力量的崛起。极右翼利用移民、安全和恐怖袭击等议题，迅速蚕食传统大党的选票，已经从边缘跻身主流。以法国为例， 2017年之前，法国政党体制依靠“共和阵线”为总统提供议会多数席位的保证，维持了行政与立法的连贯性，呈现出一种“实质性的两党制”趋向。但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玛丽娜·勒庞率领的国民阵线在首轮获得约768万张选票，并在决选中以33.9%的得票率正面对决马克龙。这一数据不仅意味着极右翼政党突破了权力竞争的终极门槛，更揭示了其具备“跨阵营吸纳”选票的能力，打破了主流政党对大选的长期垄断。2022年大选进一步重塑了法国的政治版图，国民联盟（国民阵线于2018年改名）获得了历史性的41.5%选票，导致法国陷入“议会僵局”。

左右之变的第三个表现为激进左翼崛起，欧洲政党政治的极化与碎片化进一步加剧。尽管欧洲左翼政党渐呈衰退之势，但一股被称为“左翼保守主义”的力量却悄然出现，如“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希腊激进左翼政治联盟(Syriza)、意大利五星运动(M5s)、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它们的政策倾向呈现出复杂的混合特征：经济上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文化上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与移民限制；在对全球化的态度上，既强调民族国家主权优先，又支持经贸合作而非主张孤立主义，呈现出实用主义特征。

变化何以发生

一是经济危机与福利制度的困境。研究发现，1870—2014年，历次金融危机后，选民特别容易被极右翼的政治言论所吸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选民对建制派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产生深刻怀疑。与此同时，欧洲的福利制度也面临深刻的困境。左翼阵营作为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体系的主要塑造者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与保守党的执政理念不断趋同，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身份特征。它们一方面全面改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以解决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增长削减一些传统社会福利项目的政策，未能保护工人和选民免受市场动荡的影响。

二是全球化经历深刻转型，认知范式从“互利共赢”向“零和博弈”转变。20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化弥漫着乐观的氛围，自由秩序和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存促使全球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种“双赢的全球化”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批判全球化带来的不均衡发展所取代，因此出现了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分。这种变化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去全球化”运动，而是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认知呈现出显著的对抗性质。传统的“去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收缩及地缘经济集团的内收，其逻辑基点在于“防御性”的依赖削减。而主张“输赢”的全球化，则呈现出鲜明的“进攻性”特征：尽管国际联系依然紧密，但脱钩断链已沦为战略竞争的利器；其核心目的不在于单纯地回避风险，而在于通过技术封锁与产品禁运，对竞争对手进行精准打击。这标志着国际经济关系已从发展主义导向演变为地缘政治对抗导向，也为右翼民粹主义滋长提供了政治温床。

三是左右翼政党的政策趋同与治理僵局。自20世纪末以来，受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裹挟，欧洲传统左翼与右翼政党在核心政策上呈现显著的“合流”态势。首先是经济主张的“去差异化”，左翼逐步接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与财政紧缩，右翼则对福利国家框架予以妥协；其次是传统左右翼政党均过度依赖国家的财政补贴，丧失了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系；再次是陷入“共识政治”的迷思，导致治理僵局与问责体制的系统性失效，反对党的制衡功能萎缩。面对身份政治与移民治理等深层问题，传统的左右政党表现出明显的战略迟钝，无视民众在文化冲击下对“家园感”的捍卫。这种错位使政治重心从“分配之争”转向更为激烈的“文明存续之争”。

多重影响

欧洲政党政治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体制变迁与格局重构。所谓“左右之变”不仅是选票结构的重组，更是治理逻辑与地缘战略的断裂，将对成员国内部治理、欧盟一体化进程，乃至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全球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在成员国层面，欧洲政治正在告别稳定的“左右对垒”时代，步入剧烈的碎片化与极化阶段，传统代议制的根基发生动摇。多个国家议会内部政党林立，三党、四党甚至更多党派联合执政已成为常态。更严重的是，频繁的政府倒台、提前选举、政府内斗、决策困难已经常态化。有分析师认为，英国现在是一个五党制国家。德国也从战后稳定的“两个半政党”体制，演化为极化的多党体制。法国从实质性的两党制演变为“三足鼎立”，两年更换五位总理，陷入痛苦的治理僵局。可以看到，传统政党已难以有效整合社会诉求，形成了主流与反主流、民粹与反民粹激烈对峙的态势。

在欧盟与跨国政党层面，政党的左右之变直接导致了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深度政治化，欧盟治理框架面临着制度挑战。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欧洲政党，左翼与右翼虽然在经济分配和社会议题上充满纷争，但两者在支持欧洲一体化上具有高度共识。而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将“疑欧主义”从边缘推向主流，并在2016年英国脱欧之后经历了从“硬脱欧”向“软干预”的战略转型。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以匈牙利青民盟主导成立的“欧洲爱国者”党团为代表的极右翼力量不再寻求脱离欧盟，而是试图从内部对欧盟进行“制度性换血”，并扭转欧盟的价值取向。同时，欧盟层面也面临着跨国议会党团的权力重构。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见证了绿党退潮与右翼崛起的态势，跨国党团的碎片化使欧盟的决策机制更加迟滞。一体化立场已成为成员国国内选举的核心博弈点。

伴随着欧洲政党的左右之变，跨大西洋两岸的右翼势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同频共振”态势，传统的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正经历着复杂的演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跨大西洋右翼势力虽在意识形态上呈现某种共鸣，但美国极右翼的单边主义本质，比如其对格陵兰岛的长期觊觎，与欧洲捍卫主权利益的底线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各怀心事的“战略合流”不仅未能弥合盟友裂痕，反而因其内在的对抗性，为全球地缘政治注入了更多不可预测的动荡因素。

欧洲政党的左右之变，本质上是传统代议制政党与基层社会之间出现严重脱节，进而在社会中下层出现了危险的政治代表权真空。当主流政党沉溺于技术官僚式的微观修补，并在“共识政治”的迷思中走向政策趋同时，民粹势力正借机重构政治底色，将矛头直指全球化与既有体制。其警示意义在于：任何脱离社会根基、忽视民众核心关切的政治逻辑，最终都会引发制度的反噬。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刘倩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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