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跨国恋：我在俄罗斯客户家认识了他女儿，但客户的话让我尴尬

口述：陈先生

编辑：网络作家看世界

分享我跟俄罗斯女孩喀秋莎的故事。

我从大学开始学俄语，研究生读的是斯拉夫语言文学，毕业时原本梦想着当外交官，结果阴差阳错进了外贸圈。

2014年，我从上海一所大学毕业后，入职了一家外贸公司，在市场部干了8年。

八年下来，俄语没丢，反而因为工作中经常和俄罗斯客户打交道，说得越来越流利。

2022年4月初，公司正式任命我为俄罗斯区商务代表，负责在莫斯科建立一个办事处。

我拿着一纸调令，拖着两个行李箱，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我在莫斯科市郊的商务园区租了办公室，招了两个本地员工，一个是会中文的姑娘杰安娜，一个是做财务的中年大叔。

2025年，4月中旬，公司要我跟进一个木材采购项目。

供应商在特维尔州的一个叫索斯诺沃的村子，附近有一家木材加工厂，老板叫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为了考察合作方，也为了压低一点价格，我决定亲自跑一趟。

“陈先生，那个地方很偏僻，”杰安娜提醒我，“从莫斯科开车要四个多小时，村里条件很差，您确定要去？”

“确定。做采购的不看货，光看文件，那是要吃亏的。”

于是4月20日早上，我让米哈伊尔派车来接我。来接我的是他的侄子萨沙，一个十九岁的壮小伙，开着一辆掉了漆的拉达越野车。

一路上，萨沙用俄语叽叽喳喳地跟我聊天，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兴奋地说：

“陈先生！我们村里去年来了一个中国工程队，修路！我认识好几个中国人！他们很喜欢喝格瓦斯！”

“哦？修路修到索斯诺沃了？”我有点意外。

“不是索斯诺沃，是隔壁的别列佐夫卡。就在我们村旁边。”

到达索斯诺沃村的时候，已是中午12点。

米哈伊尔在自家院子里请我喝茶。

我们正喝着茶，院子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年轻姑娘提着一个篮子推门进来，看见院里坐着一个东方面孔的陌生人，愣了一下。

“爸，这位是……？”她用俄语问米哈伊尔。

“这是中国来的客人，陈先生，”老头故意在“中国”上加了重音，笑呵呵地说，“做木材生意的，大城市的体面人！”

姑娘看了我一眼，挽着篮子走了过来。

“您好，”她用俄语对我说，声音有点拘谨，“我叫卡秋莎。”

我也用俄语介绍了自己，我说我叫陈某某。

她眼睛一下子亮了：“您会说俄语？”

“会说，说得可能不标准。”

“还可以，”她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我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我们学校还有您的同胞呢，中国来的修路工人，他们的俄语可就差远了。”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她母亲已经做好了饭菜。

我们便走进了屋内，在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

“你回来的正好，饭刚做好。”看到女儿回来，她的母亲笑着说。

“刚采的蘑菇，半路上又跟邻居聊了一会儿天，所以回来得比较晚。”

“时间刚好。赶紧坐下吧，不然饭菜都凉了。”母亲提醒道。

吃饭的时候，卡秋莎坐在我对面。饭桌上有土豆炖蘑菇、腌黄瓜和黑面包。

米哈伊尔喝着伏特加，话题天南海北，而卡秋莎时不时纠正她父亲的失礼之处，比如老头第三次问“中国人都吃狗肉吗”的时候，她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转向我抱歉地说：

“别理他，他这辈子没出过特维尔州，电视看多了。”

我笑着摇头：“没关系。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吃过狗肉，尤其在城里，养狗的人比吃狗的人多得多。”

“真的？”卡秋莎眨着眼睛，“你们也养狗？”

“养。我在上海养了一只柯基，叫‘包子’。来俄罗斯之前我把它托付给我妹妹了。”

“柯基！”她拍了一下手，“就是那种屁股是桃子形的、腿很短的狗？我在网上看到过视频，太可爱了！”

就这样，话题打开了。那顿饭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

她问我中国是不是到处都是高楼，是不是所有人都在996工作。她说这个词是她从网上学的，说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解释给她听，她倒吸一口凉气说“你们这是为什么呀”。

她问我上海冬天有没有雪，我说几乎没有，她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可怜人。

“没有雪的冬天算什么冬天，”她说，“我们这里，雪一下就是四个月，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晚上安静得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

“我长这么大只见过两场像样的雪，”我说，“所以我们南方人看见下雪就跟过节一样，全城人出来拍照。”

她笑得差点呛着：“全城人出来看雪！你们中国人真有意思。”

她还问我：“陈先生，你为什么会说这么流利的俄语？说真的，在这个村子里，会说俄语的外国人都少见，会说流利俄语的中国人，你应该是第一个。”

“我大学学的就是俄语，研究生也是。本来想当外交官的，”我耸耸肩，“结果阴差阳错，做了生意。”

“外交官！”老头米哈伊尔插进来，“那你现在怎么卖木头了？”

“爸爸！”卡秋莎嗔怪道，然后转向我，有些不好意思，“生意也没什么不好。我自己就是学外语的，在特维尔师范学院毕业，本来想去莫斯科当老师的，结果我妈生病，我就回来了，在村里的小学教英语和俄语。”

“回来也挺好，”我说，“莫斯科的老师一个月挣六七万卢布，可房租就要三万。村子里至少不用交房租。”

“你倒是很会安慰人，”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笑，“你是那种见了谁都说好话的生意人吗？”

“不是。我不太会说好话，真的。我做生意八年，客户都说我太老实，容易吃亏。”

“太老实的生意人，”她想了想，“这话让我想起了我们村的一位大爷，他卖了三十年牛奶，从来不掺水，结果到现在还是全村最穷的。”

全桌人都笑了。老头米哈伊尔拍了拍我的肩膀：“陈先生，这个姑娘嘴厉害，你别介意。”

“爸！吃饭不许说这个！”

那晚的谈话，最后从生意聊到了文学。卡秋莎听说我研究生学俄国文学，眼睛又是一亮：

“那你一定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

“读过，原文读的。‘我的叔叔，最讲原则的他，不久前得了重病……’”我用背书腔念了一句。

她惊讶地捂住嘴，然后笑出了眼泪：“天哪，一个中国人，用这种夸张的腔调背普希金！要是让我班上的学生听见，他们会爱死你的！”

“那是普希金的腔调，”我假装严肃，“不是我夸张。”

“好好好，是普希金的腔调，”她笑着摆手，“那托尔斯泰呢？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吗？”

“读过。说实话，读原文的时候，列文割草那一段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是为了学习，是真的喜欢。”

“列文，”她放下了茶杯，目光落在桌布上，“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列文。人人都同情安娜，可我总是想，列文才是那个真正在生活里挣扎的人。他想在城市里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命运把他拴在了乡下。他后来接受了乡下，才找到了平静。”

“你呢？”我问，“你接受了吗？”

她抬起眼睛看我，看了两秒钟，然后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说：“吃完饭了，你打算去哪里？回去吗？”

“打算到周围逛一逛。”我说。

“我也要出去走一走，消消食，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她站起身来，开始整理自己的着装。

我内心很感动，有她的陪伴，接下来的行程，肯定不会孤单寂寞。

我跟着卡秋莎走出院门。

“村子小，十分钟就能走完，”她走在我的侧前方，“但是我能给你讲一个小时。你想听快的还是慢的？”

“当然是慢的。”

“那我得从这条路讲起，”她指着脚下，“这条路是村里唯一的‘大街’， 你看，两边的白桦树是1965年种的，说是纪念胜利二十周年。种树的人里，有一个是我们村的伊万·库兹米奇，就是待会儿你会见到的那个拄拐杖的老头。他种了四棵，现在只剩一棵活着，他每年都跟人说，那棵树是他这辈子干成的唯一一件大事。”

我们沿着“大街”慢慢走。她果然一路都在跟人打招呼，而每个人都要停下来，好奇地打量我。

“阿纽塔大婶，晚上好！这是陈先生，中国的客人，我爸的生意伙伴！”

一个系着头巾的胖大婶从院子里探出身子，手里的水桶还滴着水：“中国来的？哎哟！上次修路队的中国人在我们家买了三十罐腌黄瓜！”

“那是隔壁村的，大婶，”卡秋莎笑着说，“陈先生是坐办公室的，人家在大城市管着好多人呢。”

“坐办公室的也要吃饭呀，”大婶不依不饶，“陈先生，你等着，明天我给你送一罐黄瓜来，不收钱，你尝尝，比莫斯科商店里的强一百倍！”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她又扭头冲屋里喊：“老头子！快出来看，中国人在咱们街上走呢！”

我们逃也似的继续往前走。卡秋莎压低声音：“别停下，一停下就走不了了。全村人三天之内都会知道，米哈伊尔家的中国客人长什么样、穿什么鞋、笑起来露几颗牙。等你下回来，连狗都会认识你。”

第一处她带我去看的，是村东头的一眼泉水。

土路到了尽头，是一片往下倾斜的草坡，坡底靠近河岸的地方，用圆木搭了一个小小的泉亭，亭子黑黢黢的，木头被几十年的水汽浸得发亮。泉水从一根凿空的木槽里流出来，落进下面的石盆，声音在安静的傍晚里格外清亮。

“这就是我们村的‘圣泉’，”卡秋莎说，“老人们说这水治眼睛，谁家孩子眼睛不好，就来这里洗。不是教堂，可村里人比去教堂来得勤。冬天也来，零下三十度，水流照样不冻，你们相信吗？”

“我试试就知道了。”

我学着她的样子，用手捧了一捧水喝。冰得牙根发麻，但确实清甜，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凉凉的矿石味。

“怎么样？”

“比莫斯科超市里所有瓶装水都好，”我实话实说，“比我们上海的更是——”我想了想，“我们上海的水是处理过的，安全，但是没有味道。这水有味道。”

“有什么味道？”

“有白桦树的味道，”我说，“还有，怎么说呢，有‘一直流了一百年’的味道。”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笑起来，用鞋尖碾着地上的草：“‘一直流了一百年的味道’。陈先生，你真的应该改行当作家。我们学校的孩子要是听见你形容水，作文课都不用我上了。”

“我们家有文学的基因，”我笑着说，“我和我妈都爱看文学作品。”

她在泉亭边的一根倒木上坐下来，示意我也坐。从这里望出去，能看见河的对岸——一大片收割后的田地和远处的黑森林。

“看见对岸那片林子后面了吗？”她指着远处，“再往里走三公里，有第二个地方，你想不想看？现在去，正好赶得上日落。”

“什么地方？”

“去了就知道。跟我来。”

我们绕回村子，穿过一片菜园之间的小径，走上河堤。

她走在前面，脚步很快。走到河堤尽头，她忽然拐进一条几乎被草没住的小路。

“小心，”她回头提醒我，“这条路孩子们都跑熟了，你们城里人容易崴脚。”

小路爬上一个缓坡，穿过一小片白桦林，林子尽头，地势忽然抬高，再往前走几步：

我停住了。

整个伏尔加河的支流在脚下展开，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弯，像一个巨大的银色马蹄。

河湾的内侧，是索斯诺沃村低矮的屋顶，炊烟已经升起来了。

“我们管这里叫‘波克罗夫高岗’，”卡秋莎站在我旁边，声音也放轻了，“波克罗夫是圣母帡幪节的意思。老辈人说，每年十月十四那天，从这里看下去，太阳落山的位置正好在河湾正中央，太阳沉进水里的时候，河水会亮成一条金线，从这头烧到那头。我没见过——那天总是阴天或者下雪。我在这儿看了二十多年，一次都没赶上。”

“那你为什么还每年去看？”

她没有立刻回答。风从河面上吹上来，掀动她的头发。

“因为总得有人去看啊，”她说，“万一哪年真出现了呢？总不能谁都没看见，那它不就等于没发生过吗？”

我们并肩站在高岗上，谁也没再说话。

“看见了没有，”她指着村子，“你以后在莫斯科，晚上看到的是几百万盏灯，一整片，连成海。我们这里一共就这么几十盏，每一盏我都认识。”

她指向远处的一栋小屋：“那是我家。我们家的灯总是村里最早亮的，因为我要早起做早饭，也是最早熄的，因为我要早起看学生的作业，睡得早。”

“我记住方位了，”我说，“下次晚上来，我从莫斯科一进村，就先找它。”

她转过头来看我。

“陈先生，你今晚要回去吗？”她问。

“不是今晚，我现在就得回去。”我有些不舍的说。

她笑了笑，没有接话。

回去的路上，她跟我说起明年的计划，说学校要来一位新的音乐老师，说河对岸的田，今年要改种荞麦，说弟弟廖沙明年想考去特维尔。

我们走得很慢，一条一公里的路，我们硬是花了20多分钟。

快到她家院子门口时，我停了下来。

“那就到这里吧，我得回去了，下次还会再来的，到时候我联系你。”我停住了步伐，一脸期待的说。

“OK。”她笑着点了点头，“到时候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

我说了句“ok”，然后就跟她正式挥手告别了。

她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

“下次你来，我带你去看我们学校。不是什么景点，就是一间旧房子。可你要是没看过我们学校的锅炉房，就不算真正认识俄罗斯农村。”

“我记下了，”我说，“锅炉房。下一个景点。”

第二天一早，萨沙开车送我回莫斯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忙得脚不沾地。

星期二，我买了一些礼物——几本俄语文学著作，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再次去了索斯诺沃。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这一次，是她单独接待的我。

我到村里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米哈伊尔在加工厂，家里人只有卡秋莎和廖沙。

“你真的来了！”她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沾着面粉，“我正在烤薄饼。你来得正好——廖沙！球收好了吗？陈先生的礼物不许你一个人玩！”

廖沙抱着足球在院子里嗷嗷叫：“姐！你凭什么管我的球！”

“凭我是你姐。去去去，找你的小伙伴去。”

她把我让进屋子，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圣母像和老照片。厨房里，薄饼在平底锅上滋滋作响。

“过节薄饼，”她说，“马斯列尼察（谢肉节）早就过了，但我想吃就烤。你喝咖啡还是喝茶？”

“咖啡吧。中国的咖啡不好喝，我到俄罗斯以后才学会喝咖啡，因为这里太便宜了。”

“便宜你还说不好喝？”她把咖啡壶放上炉子，“我在特维尔上学的时候， maximum——就是那个咖啡连锁店，一小杯要两百卢布，我一个月只能喝两次。”

她把薄饼、酸奶油、鱼子酱罐头和果酱摆上桌。我拿出书——几本俄语文学著作和唐诗三百首。

她看到两本精装书的时候，手指在封面上摸了很久。

“崭新的，”她小声说，“我们图书馆那套是1985年印的，我毕业论文里引用的那一页，被谁用铅笔划满了线。”

“所以你要再买一本新的，把自己喜欢的划满线。”

她抬头看我，笑了：“陈先生，你这个人，说话很奇怪。”

“哪里奇怪？”

“该客套的地方你不客套，不该老实的地方你倒很老实。”

我们坐在厨房里吃了薄饼。她问我北京和上海哪个好，我说上海好，因为我是上海人；她问上海是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到处都是一百层的高楼；我说差不多，我家楼下那栋就有六百多米高；她不信，我掏出手机给她看照片，她惊得薄饼都掉在了盘子里。

“六百米！比奥斯坦基诺电视塔还高！那你们住那么高的楼上，冬天刮风，楼会不会晃？”

“会晃。你们这里三年级的科学课不教这个吗？”

“我们村的小学连三年级科学课本都不够分！”她笑骂了一句，然后忽然问，“陈先生，你老家不是上海吧？听你口音……我是说，你说中文的时候，语速快，尾音往下掉，我在网上听中国主持人说话，北方的不是这个调子。”

我有点意外她的观察力。“我是安徽省人，在中国的更南部，大学才去的上海。”

“安徽，”她重复了一遍，“在地图上哪里？”

“长江下游。离上海很近，高铁两个小时。”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妹妹，比我小五岁，在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当护士。”

“父母呢？”

“都在合肥。我爸退休了，以前是中学物理老师；我妈在图书馆工作。”

“难怪！”她一下子明白了，“难怪第一次见面就给我送书。你妹妹呢，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像我爸，戴眼镜，说话又快又冲。”

“那你不像。你不戴眼镜，说话慢。”

“我小时候戴，初中毕业就摘了。我爸说我是家里唯一‘出厂合格’的眼睛。”

她笑得前仰后合，拿纸巾擦眼泪。

后来她翻那本《唐诗三百首》，指着“床前明月光”问我什么意思，我笨拙地翻译：“床……前面……明亮的……月亮的光。”她皱着眉头：“这不就是‘月光照在床边’吗？这也算诗？”

“你念一遍。”

"Chuáng qián míng yuè guāng……"

“再念一遍，注意‘光’字的收音。”

她又念了一遍，然后用俄语的调子轻轻哼起来：“有意思。音调会变短，落在上面。俄语的诗靠重音和韵脚，你们的诗靠……声调？每个字有声调，那写诗的人不是要疯掉？”

“所以才说中国诗是戴着镣铐跳舞。”我说，“你们有普希金，我们有李白。他写过一首诗，说月亮是他从山里请下来的客人，跟他一起喝酒。”

“月亮是客人，”她安静了一小会儿，“这个说法真好。我们这里的人只会说‘月亮出来了，该睡觉了’。”

“谁说的，普希金不也写月亮吗？”

“普希金是普希金，我是说我们村里的人。”

咖啡续到第三杯的时候，廖沙风一样地冲进来，大喊楼下的狗掉进河里了，卡秋莎骂骂咧咧地跟着跑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听着院子里两个姐弟的吵闹声、狗的哀嚎声、邻居大婶的笑骂声，忽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我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坐了很多年。

过了大约十分钟，她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头发上沾着几根干草，袖口湿了一截。

"狗没事，"她甩了甩手上的水，"就是自己跳下去游泳，游不上来了。廖沙那个蠢货，喊得跟见了熊似的。"

她从碗架上扯了条毛巾擦手，目光落回桌上那本书，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陈先生，下午有课。你要不要来旁听？四年级的俄语课，今天讲谚语和俗语。"

我看了看手表，原本计划午后返回莫斯科，下午还有两个线上会议。但话到嘴边，改了口："几点开始？"

"两点。"

"那我去。"

她笑了一下，没再说多余的客套话，只是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搪瓷缸，倒满热茶塞进我手里："拿着。教室暖气坏了，还没修好。"

整理一下着装后，我们就一起出了门。

走了近二十分钟，我们抵达了索斯诺沃村的小学。

那是一栋两层砖楼，外墙的灰泥脱落了大半，露出下面深浅不一的旧砖。操场是压实的泥土，篮球架锈迹斑斑。

卡秋莎带我走进一楼走廊，墙上贴着褪色的字母表和几张苏联时期的教育海报。

走廊尽头就是她的教室，推开门，一股煤炉子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

教室里坐着十一个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看起来十三四岁，最小的估计刚满八岁。看见我进来，所有脑袋齐刷刷转过来，眼睛瞪得溜圆。

"同学们，"卡秋莎走上讲台，拍了拍手，"今天来了一位客人，是从中国来的陈先生。他俄语说得比你们大多数人好，所以——别以为他听不懂，就偷偷说坏话。"

孩子们哄笑起来。前排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举起手："老师，中国在哪里？"

"在地球的另一边，"卡秋莎说着，在黑板上画了个粗略的世界地图，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位置，"比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还远。"

她又转身看向我："陈先生，你愿意跟孩子们说两句话吗？就说说你为什么学俄语。"

我站起来走到讲台边。孩子们的目光像十一个小探照灯。

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聊了一些跟学习没关的话题，最后聊到了一本俄语书："我学俄语，是因为我读了一本书。那本书叫《战争与和平》。”

我问他们谁读过这本书，很多小孩都举起了手。

我接着说：“书里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公爵，他在战场上躺下来看天空，忽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当时就想——能写出这种天空的人，他说的语言，一定很美。"

教室里安静了两秒。然后那个红头发男孩又举手了："老师，他说的那个人，是死了吗？"

"没死，"卡秋莎替我回答，"后来又活了。你接着听课就知道了。"

接下来四十五分钟，她讲的是俄语谚语。关于"语言是蜂蜜，行动是苦艾"，关于"别在别人眼里找刺，先把自己眼里的梁木拔出来"。

她让每个孩子用自己的话复述这些谚语的意思，有几个说得磕磕绊绊，她就蹲在课桌旁，耐心地帮他们把句子捋顺。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旧木椅上，脚边是那个煤炉子。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在这张硬邦邦的椅子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看一次手机。

孩子们呼啦啦地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问题。有的问我中国学生一天上几节课，有的问我吃不吃荞麦粥，那个红头发男孩挤到最前面，仰着脑袋问："陈先生，你们中国人真的会功夫吗？"

我还没回答，卡秋莎就把他拎开了："行了行了，都回座位上去，下节课是数学，你们谁作业没写完自己心里有数。"

孩子们作鸟兽散。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空荡荡的教室说："怎么样？我们这破学校。"

"不破。"我说。

"说谎。窗户漏风，暖气一到二月就罢工，操场下雨就成沼泽。"

"我说的不是房子。"

她偏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最终没接话。

傍晚，她带我去看了锅炉房——果然如她所说，在操场后面一间独立的矮屋里，一个满脸煤灰的老头正往炉膛里添柴。

老头看见她，咧嘴笑了："卡秋莎！带人来参观我的锅炉房？”

“是呀。”

老头哈哈大笑，用铁钎子捅了捅炉火："年轻人，你是中国人？我儿子在圣彼得堡开卡车，拉过中国来的货柜——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他一个都不认识。"

我说："您儿子要是有兴趣，我可以教他几个。"

老头眼睛一亮，跟卡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冲我竖起大拇指："好样的。"

从锅炉房出来，我们沿原路走回她家院子，路上她又开始跟邻居打招呼，这次我已经学会笑着点头，说"晚上好，大婶"，"再见，大叔"。

我们又走了一遍上次那条路。穿过菜园间的小径，走上河堤，拐进那条几乎被草没住的小路，爬过缓坡，穿过白桦林。

这一次，河面上没有雾。

卡秋莎站在高岗边缘，一动不动地看着河面。

"赶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说。

我站在她身边，没有回答。风从河上吹上来，又冷又舒服，舒服的是空气的新鲜度。

“陈先生，”她忽然开口，“你在莫斯科打算待多久？”

“公司签了三年合同，”我说，“到期之后看情况，可能会续。”

“三年。那三年以后呢？回上海？”

“可能吧，也可能回老家。”我望着河湾中央那片水面，“我妹妹在上海，我爸妈在合肥。究竟回哪个地方，到时候看工作情况。”

她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起她耳边的碎发，她抬手别到耳后。

“所以你的人生，是计划好的，”她说，“大学学俄语，研究生读文学，进外贸公司，来莫斯科，三年后回中国。每一步都写在纸上了。”

“听起来很刻板，对吧？”

“还可以吧，”她转过头来看我，表情很认真，“也不算刻板，应该说是有方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本身就很难得。”

我笑了一下：“其实也没有那么笃定。来俄罗斯之前，我跟公司争取了很久才拿到这个位置。在上海，我只是市场部一个普通职员，上面有五个领导，下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至少我是说了算的那个人。”

“为了当说了算的人，跑到一个冬天零下三十度的地方来，”她笑了笑，“值得吗？”

“我个人是觉得值了。”我一脸淡定的说，“因为我从小就有出国的梦想，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无论如何都不会遗憾了。”

她呵呵笑了笑，赞同了我的观点：“你说的也对，我从小也想出国。当时是想去欧美国家，那时候欧美国家很发达，现在也想去你们中国看看，因为现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关于你们中国的新闻报道。”

“既然想去那就去呗，不过去之前，最好先学一点中文，而且那边不能够上外网，所以你得有心理准备。”

她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我看穿了她的心思，她应该对出国心存顾虑。

我们在河边待了十几分钟，又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才转身往回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