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互证与生命诗学——读唐之享先生《岁月诗痕》
文/王克修
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中,“诗史”二字承载着极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从杜甫 “三吏”“三别”以诗记史,到元好问 “丧乱诗” 以诗存史,诗人以个体生命体验烛照时代风云,以私人书写映照公共记忆,构成了中国诗歌最动人的精神脉络之一。唐之享先生的《岁月诗痕》(岳麓书社 2025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正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赓续与发扬。《岁月诗痕》封面采用墨绿色底色,配回纹传统中式边框,金色竖排书名,没有繁杂图片,风格端庄沉静,契合旧体诗词集的书卷气质,绿色也象征岁月生机、诗意葱茏,与书名《岁月诗痕》意境呼应。本书属于务实的文人诗词集装帧,不堆砌插图,把版面留给文字、背景、注释。它的优势不在视觉炫技,而在于功能性优先,服务文本阅读,既保留中华古典诗文集的端庄感,又充分照顾当代读者阅读理解的需求,做到形式服务内容。《岁月诗痕》既是一位从政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人的心灵独语,也是一部以个人视角折射共和国沧桑巨变的 “微观诗史”。如若引入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来品读这部诗集,更能穿透文字表象,看见经济发展背后人的价值、组织治理与乡土社会的深层互动:人文经济学兼顾经济增长与人文价值,既看重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视人的主体性、基层组织能力、公共精神与社会文化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唐之享的诸多诗作,尤其主政娄底时期的篇章,恰好以诗的语言,印证了人文经济学 “人是发展的中心” 这一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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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农家子弟到省级领导:一条以诗为记的人生轨迹
唐之享 1945 年 11 月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一个农家。1965 年,他从东安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外贸经济专业。从湖南贫困山区的农家子弟到京城大学生,这一命运的转折被他写入《上大学》:“正当‘双抢’热腾腾,怀揣通知上北京。有幸今生进贸院,村中户户笑盈盈。” 寥寥数语,既有时代的气息,“双抢” 是南方农村最辛劳的农忙时节,也有个人命运的欢欣,一个贫农孩子 “十年苦读守寒窗,终上京都大学堂”。
1970 年大学毕业后,唐之享回到家乡零陵地区进出口公司工作。此后三十余年间,他从基层秘书一步步成长为湖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一从基层到省级领导岗位的完整履历,使他的诗词具备了远超一般文人诗作的独特价值,他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更是众多重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正如有论者所言,《岁月诗痕》“收录了之享同志的 243 首诗作,囊括了他在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人生各个时期的学习、工作、生活、闲暇等内容”,“堪称他 70 多年工作生活岁月的缩影”。
这份扎根乡土、历经多层级岗位的人生阅历,也为其诗作埋下人文经济学的现实底色。他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而是在田野阡陌间体察乡土发展困境,在治理实践中读懂:乡村致富,从来不是单纯资本、技术的单向输入,人的素养、基层班子的能力、党组织的引领,都是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联想到本人在溆浦县任副县长时,经常听时任县委书记蒙汉同志讲话,他认为,我们翻开祖宗家谱,三代以上哪个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可以说,我们的祖业靠农业,我们的祖籍在农村,我们的祖先是农民。我们都来自农村,出身农民,还有很多亲人仍然在农村。我们“洗脚上岸”才几天?绝不能穿上“皮鞋”就忘了“草鞋”。因此,不掌握农业知识的干部,是不太懂全面的干部;不重视农村工作的干部,是不太讲政治的干部;不关心农民群众的干部,是不太重感情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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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国情怀与公仆意识:诗中可见的共产党人精神底色
《岁月诗痕》最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贯穿始终的家国情怀与公仆意识。这种情怀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扎根于作者数十年从政生涯中的具体实践与真切体验。
1983 年底,唐之享从省外贸厅计划处长岗位调任望城县副县长。他在《到望城》中写道:“锻炼下基层,真诚学做人。雷锋好榜样,处处为人民。” 这不是应景的官样文章,从省直机关到基层一线,从外贸专家到县域治理者,这种角色转换本身就需要真诚的“学做人”姿态。
1990 年,唐之享出任中共娄底地委书记。上任伊始,他一头扎进农村开展实地调研,一面倾听底层百姓的疾苦,写下振聋发聩的《真话》。诗中引述老农直言:“集体无经济,公猪亦可怜,村民生了病,只得喊皇天。” 老农的“真心话讲了,直刺我心尖。责任谁来负,我全揽在肩。” 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毫不回避地描摹出当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民生保障不足的现实困境,更在于一位地委书记面对基层苦难时,主动扛起责任的担当意识。
翻读诗集第 91 页,另一首主政娄底时期的诗作更令人感慨万千:“农村要致富,党建必争先,配好村班子,挑能更选贤。” 短短二十个字,质朴无华,却暗合人文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人文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不只是物质要素的叠加,组织资本、人才资本、制度人文环境同样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农村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首先要筑牢组织根基,把党建作为乡村发展的牵引;选贤任能、配齐建强村级班子,本质就是激活乡土社会的人才资源,把人的能力转化为乡村建设的现实生产力。经济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人的问题、组织的问题。如果村一级班子软弱涣散,即便有政策、有资金,也难以落地见效。这首小诗,把党建引领、人才选用与乡村致富三者紧密勾连,是诗人在田野调研中淬炼出来的治理体悟,是诗化的治理思考。它和《真话》互为表里:《真话》写出乡村发展的现实痛点,此诗给出破解困局的实践路径,一痛一策,映照出主政者直面现实、求解发展的清醒思考。这些篇章 写人记事、议论抒情,或赞颂褒扬、或思考求索、或鼓舞群情,文字朴实而情感热烈,读来引人深思,激人奋进。笔者所在的湖南省委党校课题组通过深度调研在推广保靖县甘溪村经验,即“一核五共”,以人的建设为核心,发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发扬“支部领着干、凡事自己干、大家一起干、每天加油干”精神。
唐之享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之作同样情真意切。诗集收录了瞻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革命领袖故居的诸多诗篇。在《沁园春・瞻仰毛泽东故居》中,他写道:“又谒仙居,草木含悲,雨雾朦胧…… 忆伟绩,驭巨龙腾跃,唯我毛公。” 在《怀念周恩来》中,他赞颂总理 “丰功伟绩惊天地,正大光明伏虎熊。尽瘁鞠躬千古相,丰碑竖在万民中。” 这些诗作超越了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历史敬意与精神传承。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湖湘文化先贤的持续关注。作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唐之享多次撰写与舜帝、柳宗元、屈原等相关的诗作。《谒舜陵》中“虞舜德高可配天”“大爱无疆天地动,善心施处石为穿”,既是对上古圣王的追慕,也暗含了对 “以德化民” 政治理想的当代呼应。《柳子庙怀古》则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的遭遇中,提炼出 “时忧国本行仁政,心系民情恨异虫” 的为政之道。这种将历史人物精神与现实政治思考相融合的写法,使他的怀古诗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思想张力。优秀的为政文化,也是人文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穿越千年依旧为当代治理提供精神滋养。
三、教育情怀与文化担当:一位副省长的诗教实践
1996 年起,唐之享分管湖南教育工作。从外贸旅游领域的行家里手到教育领域的“门外汉”,他选择了一种谦卑而务实的态度。正如他 14 岁就读初中时在《黑板》一诗中所写:“容颜如墨千回抹,胸次尤深万卷藏”“但存方正留高节,犹衬师魂映艳阳。” 有评论者精准地指出:“诗人分管教育而非行家里手,那么就做倾听教师心声、服务人民教育的一块‘黑板’吧!”
这种甘当“黑板”的精神,贯穿了他分管教育的整个时期。从人文经济学视角审视,教育正是培育人力资本最核心的载体,是地方长远发展的根本依托。1997 年,他在怀化炉亭坳中学调研时,为该校 “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 的办学理念所触动,写下《赞炉亭坳中学》:“读书不仅为升学,教育方针莫搞错。社会成千上万行,成才才是大方略。”教育的价值,不只是少数人升学突围,而是培育更多适配社会发展的劳动者,激活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发展潜能,这正是人文经济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体现。
在《讲台》中,他礼赞三尺讲台的平凡与伟大:“莫道讲台三尺长,一天到晚播书香”“甘育芝兰铺锦绣,勤浇梁栋布康庄。”《粉笔》一诗则从细微处见精神:“洁白无瑕两袖清,芸窗甘愿献丹诚。千磨万砺原无悔,涮涮书来胜有声。”
2000 年,唐之享赴英国考察教育,在剑桥大学写下:“剑河破浪泛扁舟,学府真经第一流。自负盈亏卅五院,鲜明特色各千秋。” 这首诗不仅记录了一次考察,更体现了他开放办学的视野。从山村中学到世界名校,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始终保持着清醒与谦逊。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在退休前后为化解高校债务所做的努力。世纪之交湖南高校大规模扩招扩建,背上了沉重债务。2008 年唐之享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退下后,仍以省政府顾问身份积极推动高校化债工作。《退居》中他写道:“发挥余热从头干,再驾新车做老牛。”《高校化债有感》则直言:“兴办教育政府责,化债释负切莫拖”。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争取到国家与省里各 50 亿元配套资金,基本化解了高校债务。有论者感叹:“诗人把教育优化调整的成功,归结为省委省府主要领导重视,相关部门配合和教职工共同努力,但从不把高校负债视为校长的事,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决非诗人的作为。” 这种 “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正是传统士大夫“先忧后乐”精神在当代共产党人身上的生动体现。守护高等教育平稳运行,本质就是守护区域人力资本培育的阵地,为湖南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保留人才根基。
四、山河之恋与行走的诗学
唐之享的诗词中,山水纪游之作占有相当比重。从 1966 年登峨眉金顶到退休后游历国内外,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五洲四海。但这些山水诗绝非单纯的风景描写,每一次行走都与他的工作职责紧密相连,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思考。自然山水既是审美对象,也是地方发展的资源禀赋,人文经济学讲究人与自然协调共生,在他的纪游诗篇中多有流露。
1975 年,他放弃乘坐汽车火车的便利,从冷水滩乘船沿湘江而下,经衡阳至长沙。在《湘江》中他写道:“湘江北去水悠悠,两岸田园稻菽稠。百舸无心腾细浪,千村有意拥清秋。” 有评论者指出,这种 “从百舸无心、千村有意、山挟长风、城留胜景,到‘何须海外览瀛洲’,通过拟人化的描述,展现了湘江沿线如诗如画的风景,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湖湘热土的无限深情”。
作为分管旅游的副省长,唐之享对湖南山水名胜的开发倾注了大量心血。《沁园春・张家界》以 “秀美雄奇,叠嶂重峦” 写其壮美,又以 “看三千峻岳,奇峰突兀;四门秀水,瀑泻龙涎” 状其奇崛,最后以 “留连处,问玉皇宫阙,可比凡间” 作结,将自然景观与人间仙境融为一体。《水调歌头・凤凰之夜》则以 “脉脉青山下,静静一江流” 起笔,描绘了古城沱江的静谧之美,结尾 “愿得长居此,时伴凤凰幽” 流露出对湘西风物的由衷眷恋。文旅开发,是把生态人文资源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统一,契合人文经济学多元价值追求。
他的海外纪游同样富有深度。1986 年游巴黎,在赞叹塞纳河、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的同时,特意写到 “名称公社举红旗”“如今帝国日衰落,革命高潮自可期”。1990 年瑞典之行,他在 “青山绿水喜穿梭” 的欣喜之后,立刻意识到 “风光旖旎人心爽,环境清幽天地和”。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2001 年游天山天池,写下 “维汉相携鹏翼展,天庭广宇共扶摇”,将自然景观的壮美与民族团结的愿景融为一体。这种将山水审美与时代思考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使他的纪游诗超越了传统山水诗的闲适趣味,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意识。
五、艺术特色:格律严谨中见性情
《岁月诗痕》在艺术上同样可圈可点。唐之享对旧体诗词的格律相当讲究,“努力遵守旧体诗词格律,采用平水韵和词林正韵,用韵规范,很少有平仄不谐之处,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抒情和议论方面,他“比较节制,较少出现空洞议论抒情的地方,也不作无原则的评价”。有评论者认为他的“词更胜于诗,词作大多比较完整、优美和流畅,使事、造境、抒情、议论乃至铸语都比较自然而工致,且不乏气势磅礴之作”。
在炼字炼句方面,唐之享颇见功力。如写三峡“湖水连天碧,高坝逼云端”,“逼”字写出了三峡大坝的巍峨气势。写中国台湾 “日月潭中波潋滟,厦门湾里话缠绵”,上写景下写情,“波潋滟” 与 “话缠绵” 联绵字相对,既是工对又是活对。《回故乡》尾联 “宦海多年童不识,欣逢故友话偏长”,一个 “长” 字写尽了不尽的乡愁。他尤其善于捕捉瞬间的神韵,《游橘子洲》中 “儿孙不解爷心事,东跑西颠汗满头”,一老一少的形象跃然纸上。《天净沙・垂钓》则风格明快:“山塘水底鸣蛙,唐翁心里开花,且把垂纶作耍。不言多寡,春风送我还家”,将散曲的平民化风格与退休后 “钓胜于鱼” 的闲适心态结合得自然天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唐之享在序言中自谦 “大多是即兴打油,有的气魄颇大,可多是直接议论,诗味极乏;有的急就章,平仄押韵错误百出”“自己恨自己爱诗却天不予诗才”,甚至说 “从中挑选了一部分,稍加整理辑成《岁月诗痕》,主要是让自己记下生活的点滴,非敢混迹于书林也”。这种谦逊并非虚饰,而是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共产党人对自己创作的清醒认知。正如有评论者所言,他在 “诗词集的篇首篇尾,一再自称‘诗粉’‘实无诗才’‘脸也红了’‘非敢混迹于书林’,令人心生敬意”。
六、结语:一部个人的精神史,一个时代的备忘录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唐之享的《岁月诗痕》,正是这样一种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的产物。它不是一个职业诗人的精心结撰,而是一个从政者用诗歌形式记录的生命历程。这里有少年求学的艰辛与喜悦,有青年投身工作的激情与抱负,有中年主政一方的责任与担当,有晚年退居后的闲适与思考。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岁月诗痕》可以说是唐之享先生的诗之自传,记录着他的生命和思想轨迹,是他的心灵独语,也是他向这个世界的深情告白。”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引入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透镜,我们得以看见这部诗集更深一层的时代价值。它不只是情绪与见闻的文字留存,更蕴藏着一位实践者对发展命题的思考:经济发展从来不是冰冷数字的追逐,党建引领、人才选用、教育赋能、文化传承、生态守护,这些人文维度,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岁月诗痕》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更在于它以个人视角折射了共和国七十余年的历史变迁。从 1965 年上大学到 2015 年诗集结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湖湘大地的日新月异,都在这些诗行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刻痕。有论者称其为 “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精神史诗”,诚非虚誉。
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诗史”精神强调的正是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唐之享的《岁月诗痕》承续了这一传统。它不是正史,却比正史更多了几分温度;它不是哲学,却比哲学更多了几分质感。它是 “一位长者以生命为纸、光阴为墨,为我们后辈留下的一部厚重的人生印记”。在诗词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这样一部以旧体诗词写就的生命之书,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而答案,也许就藏在唐之享先生那句 “欲效春蚕丝吐尽,年高依旧踏歌吟”的诗行之中。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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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编: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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