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举行。会场里相机频闪，代表们忙着合影，谁也没有想到，一名挂着记者证的人，已经把手伸向了相机暗藏的手枪。
这个人叫孙凤鸣，时年30岁。原定目标并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偏偏就在关键时刻，蒋介石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前离开合影现场。孙凤鸣等候许久，见目标始终没有出现，只能把枪口转向了主席台前排的汪精卫。
三声枪响，现场顿时大乱。
张学良、张继没有立即躲避，反而上前与孙凤鸣扭打。蒋介石听见枪声后下楼，将倒地的汪精卫扶起。可这一幕并没有消除疑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场冲蒋介石喊道：“你不要兆铭干，明说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这句话，把会场中的猜疑直接挑明了。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人物，蒋、汪之间长期存在权力竞争。更敏感的是，刺客竟能带枪进入戒备森严的中央党部，蒋介石又恰好在枪击前离开现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随后发电质问，怀疑声迅速从南京传向各地。
蒋介石很清楚，单凭一句“不是我干的”，很难让人信服。他把戴笠叫来训斥，要求尽快查清幕后关系。戴笠接手后，对身负重伤的孙凤鸣进行审讯，并使用强心剂维持其生命，但孙凤鸣很快死亡，关键口供没有留下。
案件的突破口，落在一张入场证上。证件显示，孙凤鸣来自南京晨光通讯社。特务赶到时，通讯社早已人去楼空，随后展开的大搜捕牵连甚广。华克之、王亚樵等人被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及其17岁的妹妹也未能幸免。关于具体伤亡人数，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株连范围之广，是这起案件最令人震惊的部分。
孙凤鸣并非普通枪手。1905年，他出生于江苏铜山一个贫苦家庭，16岁随父亲闯关东。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曾任代理排长。十九路军因反对蒋介石的军事与政治路线，在国民党军队中颇为特殊。后来部队被调往江西，孙凤鸣因不满这一安排离开军队。
1928年底，他在江苏结识华克之。两人后来前往上海，与王亚樵、余立奎等人往来，并参加安徽劳工会的一些行动。孙凤鸣反对“攘外必先安内”，认为日本侵略日益严重之时，国民政府却把主要力量用于内部冲突，这种政策正在加深民族危机。
1930年代中期，华克之等人在上海创办晨光通讯社，表面从事新闻活动，实际上也联络反蒋、抗日人士。孙凤鸣凭借记者身份，获得了出入一些公开场合的机会。这个身份很关键：在当时，记者可以携带照相器材接近重要人物，警戒人员对其检查往往不如普通来宾严格。
据相关材料记载，孙凤鸣早在1934年前后就提出过刺杀蒋介石的设想。1935年，晨光通讯社迁往南京，活动更加频繁。11月1日当天，他借助相机掩护把手枪带进会场，并预先吞服鸦片，显然已经作好了无法生还的准备。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案件走向的，不是枪法，而是蒋介石临时离场。孙凤鸣原本准备刺蒋，目标落空后，才对汪精卫开枪。汪精卫身中三弹，虽被抢救过来，却长期受到伤势影响。1944年11月10日，他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和枪伤后遗症去世，刺杀造成的身体损害伴随其后半生。
国民政府最初公布案情时，曾把责任指向共产党。这种说法并未让党内各派完全信服，蒋介石反而继续陷在嫌疑之中。毕竟，刺客为何能够进场，蒋介石为何突然离开，始终是外界反复追问的两个问题。
1936年，为纪念晨光通讯社相关人员，华克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明确说明原定刺杀对象是蒋介石，只因蒋没有出现在预定位置，孙凤鸣才临时改刺汪精卫。到这时，蒋介石才算在舆论上获得较为明确的脱身依据。
但这份材料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替蒋介石彻底洗清一切政治疑云。它只能证明刺杀计划的原始目标是蒋介石，不能自动回答国民党内部是否有人知情，更不能抹去案件审讯、株连和灭口所留下的复杂问题。历史中的刺杀案，往往不只关乎一把枪，还牵动着党争、抗日路线与特务政治。
华克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1988年7月，其家乡铜山县立碑纪念。那块碑所记录的，不只是一次未遂的刺蒋行动，也保存了1930年代中国政治空气中的紧张、激烈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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