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章武元年七月，成都与白帝之间，刘备决定把军队调向荆州。这个决定后来被夷陵的火光定格成“错误”，但在当时，它并不是一句冲动的气话，而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政权，对现实局势作出的强硬回应。
关羽败亡于建安二十四年末，荆州数郡随之落入孙权之手。刘备集团丢掉的，不只是一片土地，还有连接益州、汉中与中原的战略通道。更棘手的是，孙权随后向曹丕称臣，接受魏国册封。刘备若对此毫无动作，蜀汉便会显得既不能保护部下，也不能守住盟约。
有人把荆州概括成“刘备借荆州，孙权讨归还”。这句话流传极广，却把复杂的利益交换说成了简单借贷。赤壁之后，刘备、孙权都曾在荆州争夺地盘，双方通过军事占领、封赏和谈判重新划界。建安二十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归吴，南郡、零陵、武陵归蜀。
这场分割并不意味着旧账全清。孙权早已夺取长沙、零陵、桂阳，刘备也曾以取得凉州后再交还荆州相应地盘作为条件。双方谁都不愿吃亏，所谓“借”与“还”，其实是后人为了便于理解而作出的简化。至少在刘备集团看来，关羽镇守荆州并非替孙权看门，而是蜀汉的重要疆域。
更关键的变化，出现在曹丕代汉之后。孙权一度向魏称臣，曹丕则封他为吴王。孙吴与曹魏之间，看似结盟，实则各怀戒心。刘备出兵伐吴，也是在试探这层关系究竟有多牢固：曹丕会不会为孙权大举西援？
结果很快就清楚了。
刘备军初期进展并不差。章武元年秋，吴班、冯习攻破巫、秭归一线的吴军，蜀军推进到秭归，武陵一带的少数民族也派使者请求出兵。孙权曾遣使求和，刘备没有接受。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孙权刚夺荆州，吴军前线尚未稳固，若此时停手，等于承认既成事实。
可战场不是只看气势。陆逊接任统帅后，没有急于与蜀军决战，而是后撤、固守，等待蜀军深入。刘备军沿长江推进，营垒相连，夏季酷热，军队疲惫，战线也被拉长。章武二年六月，陆逊抓住机会火攻蜀军营寨，夷陵、猇亭一带的战局由此逆转。
这场失败，说明刘备的军事判断存在明显问题。蜀军远征数百里，水陆协同困难，又把希望寄托在一场速战速决上；陆逊偏偏不接招。刘备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把勇气用成了孤注一掷。战后诸葛亮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这句话不是证明诸葛亮事先强烈反对，而是说明法正若在，或许能更有效地约束刘备、修正方案。
然而，战败不能自动推导出“伐吴毫无必要”。刘备若完全不动，孙权会不会满足于荆州？曹丕会不会坐看蜀汉恢复？答案都很难确定。三国之间没有真正可靠的盟友，只有随时变化的利益。刘备必须让孙权付出代价，也必须让曹魏明白，蜀汉并不是可以随手分割的弱国。
有意思的是，夷陵之后，曹丕立即对吴发动进攻。魏军从洞口、濡须等方向推进，曹真、夏侯尚等人还围攻南郡。孙权顿时承受压力，只能重新向刘备示好。刘备退至白帝城后，蜀吴关系逐渐缓和，最终恢复联盟。夷陵的代价极大，却也打破了曹魏与孙吴共同压迫蜀汉的可能。
这正是刘备伐吴最复杂的地方：战略上有必要，战术上却失败；政治上必须表态，军事上又承担不起失控的后果。赵云主张先打曹魏，并非没有道理，但以蜀汉当时的国力，正面挑战曹魏远比进攻荆州困难。刘备选择孙权，至少是对较近、较弱、且刚刚得手的对手出拳。
刘备集团看重的，还有君臣关系。关羽不仅是将领，也是桃园旧交；荆州将士的生死，更直接关系到蜀汉内部的信心。若刘备连为关羽复仇、为荆州讨说法都不肯做，群臣难免会问：危急关头，主公还会不会保全我们？
曹魏侍中刘晔曾判断，刘备与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而不能兴兵报仇，在情义和名分上都说不过去。这个判断未必代表全部真相，却点出了当时政治的另一面：帝王不能只计算粮道和兵力，也要维护部属愿意舍命追随的理由。
夷陵的火，烧掉了蜀汉最精锐的一批力量，也烧出了刘备晚年最大的代价。可若只因他败了，便断言这场战争毫无意义，未免把历史看得太平。刘备伐吴既有血性，也有战略压力；既有维护名分的需要，也有对形势误判的冒险。它不是一场简单的对错题，而是蜀汉在荆州丢失后，试图保住自身地位的一次决死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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