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中校测北京城墙厚20米，如清军抵抗，够英法联军弹尽粮绝20次

中学历史课本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通常只用一两句话带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再附上《北京条约》的几项条款。

然而，课本没有告诉学生的是，英法联军实际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近五十天，这五十天里发生的一切远比“火烧圆明园”五个字所能概括的复杂得多。近年翻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披露了二十七种英法联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这些当年为炫耀军功而写下的文字，如今成了侵略罪行的第一手证据，也让我们得以从加害者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浩劫的全貌。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北京门户洞开。次日，咸丰帝携后妃、王大臣仓皇逃往热河。清朝礼部主事刘毓楠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初八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留守京城的王大臣在内阁政事堂会议一次，“均无定见，旋即散去”。皇帝弃京而逃，这在明清两朝是头一回，清廷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武力抵抗。

10月6日晚，法军因迷路而先于英军抵达圆明园，与园内守卫发生激战后击退守军。7日早晨，法军统帅蒙托邦率部进入园内。一位随行的法国军官留下了这样的描述：“圆明园中有一座巨大的花园，一泓泓小湖点缀其中，此外，园中遍布假山、水道、拱桥和雅致的木质凉亭……而在这座气势恢宏、高墙围绕的园林中，这样的楼阁不下五六百座。”他继而写道：“房间内到处都是珍珠、宝石、黄金和玻璃饰品，光彩夺目，令人目不暇接……眼前的这座宫殿，仿佛只有在《一千零一夜》中才会出现。”然而紧接着，这位军官不得不承认：“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联军或许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因此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全都遭到了践踏和洗劫。”

抢劫从法军开始。英军军官约翰·唐恩在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法国人有意无意地已经在昨天推进到皇帝的夏宫……他们已经大规模地抢掠了圆明园，现在据说他们的营地里堆放着大量的手表、钟表以及珠宝首饰。”英军司令格兰特和特使额尔金于当天中午到达后，两军统帅商定平分园内财宝。

蒙托邦在回忆录中记载，双方各派三名专员挑选最稀有的珍宝，仅在一个宫殿地窖中就发现“价值约合80万法郎”的银锭，“两支军队各得大约40万法郎银锭，也就是说每个法国士兵能够获得价值约为80法郎的银锭”。然而官兵个人的抢劫所得远不止于此。法军军官贝齐亚回忆，7日上午虽有禁令禁止士兵入园，但“有些军人不顾禁令，翻墙入园，将抢劫所获的珍珠项链和黄金项链戴在身上”，到下午“皇宫被入侵了”，大规模抢劫全面展开。贝齐亚感慨“军队因此失去了尊严，某些人因此失去了荣誉”。

10月8日是劫掠最疯狂的一天。唐恩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称这一天为“人类掠夺和破坏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写道：“当我们走进宫殿时发现这里是一片可怕的无序状态，一切搬不动的东西正在被砸碎，中国人得用一百万年赎回的财产正在被拿走，或在被摧毁。”法军翻译官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描绘了更为混乱的场面：“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统统都冲进了圆明园，中间夹杂着海淀的百姓，夹杂着我们的苦力。”“蒙托邦，纵有浑身解数，也无力阻止他的部队踏进圆明园的大门。”

10月9日清早，联军带着满载赃物的车队离开圆明园。法军翻译吕西写道：“我们已没有了马车，所有大约300多辆全部用来装载赃物……这样行进了将近两天，部队居然不饥不渴，如此亢奋真让人暗暗发笑！”然而联军并未就此罢手。10月11日，英军又返回圆明园进行第二次抢劫。法军军官乔治·德·克鲁勒记载：“英军因不满足先前在圆明园抢得的战利品，又派出一支人员众多的队伍返回园内搜罗……英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持续了一整天，他们个个如狼似虎。”

抢劫之后是焚烧。10月18日，英军单方面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总司令格兰特在日记中写道：“米启尔将军的部队和大部分骑兵向圆明园进发，点燃了院内所有建筑物，其景蔚为壮观。目睹这座雄伟古迹的毁灭，我本人也不胜惋惜，并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文明的行为。但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焚烧圆明园完全是英军的单方面行动。

法军统帅蒙托邦明确拒绝参与，他在给格兰特的回信中表示：“我无法以任何形式配合你们将要采取的摧毁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损害法国政府的利益。”法国特使葛罗也认为“摧毁它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复仇”。额尔金在事后致英国政府的信中则辩称：“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

浩劫不止于圆明园。10月13日，联军占领安定门，实际上扼住了北京城的咽喉。英法军官随即对北京城墙进行了精细的军事观测。法军翻译官埃利松记录了实测数据：“北京的第一道城墙有14米高，底层为条石结构，上面是砖混结构……其实，北京是由一道20米厚、14米高的石台围起来的。”法军中校瓦兰·保罗的勘察更为详尽：“城墙靠城外的一侧的外墙高14.4米，靠城内的一侧高13.5米……城墙的总厚度在顶部达到了20.5米，底部则有26米。”

他进而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没有同意向联军打开安定门，那么在把这个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打开一个缺口前，英、法部队都已经弹尽粮绝二十次了。”法军军官卡斯诺塔也承认：“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其实非常匮乏，他们未必能够攻陷那道高耸入云、厚达20米的城墙。”这些记录揭示了一个课本不曾提及的事实，联军能够进入北京城，并非因为军事上不可阻挡，而是因为清军在八里桥惨败后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

在签约之前，清廷还被迫支付了一笔课本从未提及的赔款。英军要求赔偿30万两白银给受害者家属，法军要求20万两，“赔偿款立即支付了”。这笔总计50万两的白银在正式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反而没有体现。法国特使葛罗解释道：“出于对恭亲王的宽容，我和额尔金勋爵一致同意，这笔作为惩罚要求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已经按时付清，故不再列入旨在恢复中国和诸盟国之间和平的正式文件之中。”也就是说，清廷在条约赔款之外，还额外支付了50万两白银，这笔钱长期以来不为学界所知。

更令人深思的是俄国人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角色。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向联军提供北京地图、引导联军驻扎雍和宫、为联军遗体寻找安葬墓地，并在英法特使与恭亲王之间穿梭调停。英军方面坦承：“俄国大使馆非常友好，给我们提供墓地用于埋葬这些因中国的背信和野蛮而死的受害者……不论他们手里有什么样的情报，总是随时准备给我们提供。”不可思议的是，清廷对俄使与联军的密切合作虽然知晓，竟毫无警觉，反而心存感激。俄国使团以“居间调停、退敌有功”相要挟，于11月14日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攫取大片中国领土。沙俄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最大赢家。

回望这不到五十天的浩劫，英法联军给北京造成的创伤是多层次的：圆明园五六百座楼阁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随后整座园林付之一炬；北京城墙的军事防御数据被联军精确掌握，成为日后列强觊觎京师的情报资本；清廷在武力胁迫下签订城下之盟，皇帝被迫下诏将和约“刊该悬布通衢，咸使知悉”，等于向全国公开承认战败。

正如欧阳哲生教授所论，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多是在天朝防御体系的外壳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攻入了清朝的心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但对近代北京而言却是序曲——战后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启洋务运动，北京从此在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轨道上运行，再未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