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6年3月，北京协和医院，53岁的梁启超躺在病床上，等着医生切除自己的右肾。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手术会成为一桩延续数十年的医学疑案。
当时，梁启超长期尿血，检查结果显示右肾有一个异常阴影，大小约如樱桃。可在九十多年前，医学还没有今天的影像设备，医生无法穿刺取样，也难以判断阴影究竟是肿瘤、结石，还是其他病变。
问题摆在眼前：继续观察，可能延误病情；立即切除，又无法保证找准病因。协和医院最终选择了手术。梁启超接受了右肾切除，术后尿血一度明显减轻。他后来还对家人说，排出的尿液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发红。
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短暂的好转，并不等于病根已经解决。出院后，梁启超偶尔仍会尿血，只是症状较轻。他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赤祸”，认为多半与劳累、睡眠不足有关。女儿梁令娴曾关心父亲的身体，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度担忧。
梁启超并非完全不重视健康。1924年9月13日，原配夫人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此后，他一度把大量精力投入写作和讲学，也戒掉了饮酒，调整作息。可长期的精神压力，加上此前积累的身体问题，并不是改掉一个习惯就能迅速恢复的。
1925年以后，尿血反复出现。1926年初，症状加重，亲友多次劝说，他才先到德国医院检查。检查没有发现明确病因，医生建议静养。梁启超本来就不愿轻易动手术，这个结果反而让他更倾向于保守治疗。
后来病情没有稳定，他才转到协和医院。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并不排斥西医。相反，在当时许多人对手术心存疑虑时，他愿意接受新式医疗，这与他一贯重视科学、主张变法的思想是一致的。
右肾被切除后，尿血虽然减轻，却始终没有彻底消失。1926年9月以后，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血压和心脏功能也出现异常。到了1928年，协和医院又对他进行了多项处理，包括拔除七颗牙齿、短期控制饮食等。
这些措施放在今天看，难免令人费解。但当时关于感染、免疫和出血原因的认识十分有限，医生只能根据已有经验不断排查。拔牙和断食没有解决尿血，反而进一步消耗了梁启超本就不充足的体力。
梁启超后来在文章中曾谈到自己与协和医院的治疗经过。他并没有简单把责任归咎于医生，反而认为医学本身就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这个态度很重要，也说明他清楚：当年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缺少检测手段、病理资料有限的复杂病例。
1928年秋，梁启超的身体迅速衰弱。痔疮发作后，他出现发热、腹泻、食欲下降和明显消瘦。反复治疗使他的体质进一步下降。11月27日，医生在他的痰液中发现异常病原体，但当时无法立即确认究竟是什么。
这条记录，后来成为人们追查梁启超死因的重要线索。
1982年出版的医学著作《念珠菌病》，提到1929年前后曾有一名男性患者感染支气管念珠菌病。书中没有写出姓名，只以外文姓名缩写代替。但患者的住院时间、既往右肾手术经历以及死亡时间，与梁启超的病历存在多处对应。
因此，部分研究者推断，这名患者很可能就是梁启超。不过，这仍属于依据病历和文献进行的历史医学判断，并非一份明确写着“梁启超死于念珠菌感染”的诊断书。将其说成百分之百确定，未免过于武断。
比较稳妥的说法是，梁启超晚年长期尿血、接受肾切除，又经历拔牙、饮食限制和反复疾病，身体状况已经明显下降。随后出现呼吸道感染，免疫力降低，使条件致病菌获得机会，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真正夺走他生命的，未必是单纯尿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割肾手术。
1929年1月，梁启超病入危重，已经无法正常开口，只能用眼神和手势与家人交流。1月19日，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6岁。关于他临终前“口不能言”的记载，更多来自家人和身边人的回忆，细节难免带有叙述色彩，但病情恶化属实。
梁启超生前曾希望死后与李蕙仙合葬。1924年妻子去世时，他写下悼念文字，称自己原本活泼的精神仿佛一下子消沉。多年以后，这个愿望由子女代为完成，两人最终合葬于北平西山一带的梁氏墓地。
一场右肾手术，牵出的是旧式医疗向现代医学过渡时期的艰难处境；一份晚出的医学文献，则让这位思想家的死亡原因多了一条可能的解释。病历留下了线索，却没有留下能够终结争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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