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冬，四川成都，一场三线建设会议正在举行。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走进会场时，目光很快落在台下的一位老人身上：彭德怀穿着朴素，手里拿着记录本，正专心听取会议内容。
谷牧显得有些意外。论职务，彭德怀是西南大三线建委副主任；论资历，他是久经战阵的开国元帅。如今自己站在台上讲话，彭德怀却坐在下面听，这个场面让谷牧很不自在。
他走下主席台，来到彭德怀身旁，俯身说道：“彭总，您怎么来了？会议内容我随后向您汇报，您还是注意休息。”
彭德怀抬头笑了笑，回答得很直接：“我是三线建委副主任，你这个国家建委主任亲自来了，我当然要来听。了解情况，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说完，他摆手让谷牧回到台上：“别耽误会议，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还是请你给大家讲清楚。”
谷牧仍想把他请上主席台，彭德怀却没有接受。他认为，参加会议就是为了听情况、找问题，不能因为自己年长、资历深，就改变会议安排。那句“现在不是论资历排辈的时候”，说的正是他当时的态度。
这次见面之所以让谷牧印象深刻，并不只是因为彭德怀坐在台下，更因为这位曾经横刀立马的将军，已经把自己完全放进了三线建设的具体工作中。
三线建设的决策，源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1964年，中央开始部署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把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业、交通和能源项目，向内地战略纵深布局。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成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份任命来得突然。1965年9月，中央决定调他到西南工作，担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起初，他并不认为自己适合这项工作。
他曾坦言，工业生产并不是自己的专长。毛泽东同他谈话时，重点说明了西南战略后方的重要性，希望他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两人的谈话持续了数小时。彭德怀最终接受安排，并对亲属说，自己又能为人民服务了。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处安排在永兴巷，房间并不宽敞，他只选了一间能够放下床和办公桌的平房。有人劝他先休息几天，他却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第二天，他便开始工作。会客室里，他亲笔写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贴在墙上。各部门负责人前来汇报时，他一边看图纸，一边询问工程进度、物资供应和职工情况。听得很细，问得也很细。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很快发现，许多汇报集中在一般行政和后勤事务上，而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军工项目，谈得反而不多。这让他十分关注。军工生产虽然涉及复杂的工业体系，但并非完全陌生。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曾参与根据地兵工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长期关心兵器工业的发展，对军工布局、生产计划和装备保障有较深了解。只是到西南后，他主要分管煤炭、天然气等方面的工作，未能直接主持军工项目，心中多少有些遗憾。
岗位不同，干劲没有减退。
从1965年冬到1966年夏，彭德怀多次深入四川中部、南部以及贵州部分地区，考察工矿企业和建设工地。他不满足于看汇报材料，常常追问设备从哪里来、工人住在哪里、原料能不能跟上，甚至连职工的思想状况也要了解。
在重庆参加有关会议后，他又沿途考察自贡盐业和天然气企业。到了渡口市，他注意到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对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撑作用，并提出建设高空侦查站的设想。对他而言，三线建设不是纸面上的规划，而是一项必须落到厂房、铁路、矿井和工人身上的工程。
一次到安顺场考察时，彭德怀面对大渡河，想起红军长征时期强渡大渡河的往事。当得知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帅仕高还健在，他专门前去看望，询问老人解放后的生活。听说老人生活困难，临别时，他留下了十元钱。
谷牧后来从李井泉那里了解到，彭德怀在成都几乎天天想着工地，便亲自登门交谈。彭德怀谈到建设时说，发展工业不能忘记农业，安排到什么岗位并不重要，关键是把事情做实。
那场会场上的相遇，也因此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谷牧没有把彭德怀当作需要特殊照顾的老同志，彭德怀也没有把自己的资历当成特殊位置。一个负责传达建设要求，一个坐在台下了解情况，三线建设就在这样的分工与默契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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