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2年2月24日，台北蔡元培纪念馆，70岁的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原本围绕学术展开的聚会，会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当天的胡适精神看上去不错。他与袁家骝、吴健雄、吴大猷、刘大中等学者相聚，席间饮酒，也多次发言。会议气氛热烈，胡适谈兴很浓，现场没有人意识到，这位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心脏已经承受了极大负担。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考古学家李济在会上表达的悲观态度。他谈到学术环境，也提及胡适的演讲曾受到批评。胡适听后情绪明显激动，随即起身回应，讲话时间不短，语气也比平时强烈。
有人因此认为，胡适是受到李济刺激后猝死的。不过，这种说法只能视为诱因分析，不能代替医学结论。胡适早在1961年就多次发生心脏病，曾住院治疗四十多天。到这次会议时，他的心脏病已经反复发作，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史料中的医学记录称，他患有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引发心室颤动，心脏失去有效供血能力，最终停止跳动。换句话说，长期疾病是根本原因，酒会上的激动和饮酒，更像是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意外发生得很快。
胡适手中的酒杯突然颤动，身体随即向前倒去，头部撞到桌角。周围的人赶紧伸手搀扶，但已经来不及。现场恰好有医生，众人立即进行抢救，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那一刻，江冬秀不在身边，长子胡祖望也远在美国。胡适被送回家后，江冬秀受到巨大打击，医护人员不得不给她注射镇静剂。随后，她立刻通知远在美国的儿子赶回台北奔丧。
有意思的是，家人处理后事时，才发现胡适早已留下八条遗嘱。遗嘱并非临终前仓促写下，而是他在长期意识到身体恶化之后，对身后事务作出的安排。
其中一条明确写着，希望实行火葬，并由遗嘱执行人处理骨灰。另一条则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他表示，自己1948年离开北平时，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102箱书籍和文件，应在将来学术自由恢复后，捐赠给这所学校。
这份安排很能说明胡适与北大的关系。北大不仅是他长期任教、担任校长的地方，也是他学术生命最重要的舞台。即使身在海外和台北，他仍把那批书稿看作个人学术遗产，更看作北大的旧藏。
遗嘱中关于财产的部分，则将遗产留给妻子江冬秀；若妻子先于自己去世，财产再由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按规定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写下这份遗嘱时，并不知道胡思杜后来已经在大陆去世。
胡思杜曾批评过父亲，父子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但从遗嘱安排看，胡适没有把这些争论带进身后财产分配之中。这种处理相当克制，也符合他一贯主张把学术分歧与亲情关系分开。
胡适还留下一份较为私人的遗言，意思是自己早已知道身体不好，希望家人不要过度悲伤。他不惧怕死亡，真正担心的是长期卧病、反复受苦。生前与朋友谈到此事时，他曾说，最好像傅斯年那样突然倒下，不要像长期住院的病人一样饱受折磨。
遗憾的是，他所希望的“痛快”确实发生了，却没有亲人在身旁。
2月25日，胡适遗体接受相应处理。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后，江冬秀将韦莲司的照片放入棺中。韦莲司是胡适留美时期的恋人，两人最终没有结婚，但这段感情持续影响着胡适的一生。
江冬秀此举，并不意味着她与韦莲司之间没有复杂情绪。她与胡适的婚姻始于旧式家庭安排，后来共同生活多年，彼此之间有争执，也有无法割舍的依赖。将照片放入棺中，或许是对一段旧日情感的承认。
3月1日，灵堂开放吊唁。蒋介石、于右任等人前往致祭，蒋介石还为墓园题写“智德兼隆”。3月2日举行公祭，参加者达两万余人。胡适的棺木覆盖北大校旗，随后移往南岗，暂厝于中央研究院。
墓园因事发突然，直到1962年10月才修建完成。10月15日，胡适正式下葬。墓志铭写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没有铺陈复杂官衔，只留下一个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为学术、文化、思想和言论自由耗尽心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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