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戴家祥与孙诒让遗著

陈寅恪复容庚信 戴家祥致容庚信

◎方韶毅

新获孙诒让《古籀（zhòu）馀论》，燕京大学一九二九年刊，木刻本，两册，上有“奉贻孙氏遗著二种，寅恪先生斠（jiào）正，燕大国学研究所”毛笔题字，乃容庚手迹。书根题有书名，为蝇头小楷，疑是陈寅恪墨宝。

从王国维处得抄本

《古籀馀论》是孙诒让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考释吴式芬《攈（jùn）古录金文》所收彝器铭辞，凡一百零五篇，于一九〇三年六月撰成。生前未曾付梓，迟至二十六年后才由燕京大学印行。卷前有孙氏《后叙》，谓前著《古籀拾遗》，对薛尚功、阮元、吴荣光三家书略有补正。而读《攈古录金文》之后，又有补正自己旧说中所疏谬者，录为二卷。卷尾则有容庚作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的《跋》，称三年前王国维“出以见示，命胥录副”，因篆字多缺，他校补了五百多字，后戴家祥见到《古籀馀论》稿本，补缺千余字。为了与《攈古录金文》卷次相呼应，容庚改二卷为三卷。

阅读《容庚北平日记》《容庚友朋尺牍》等，可以更详细地知晓《古籀馀论》出版的经过。

《容庚北平日记》中，《古籀馀论》初次见于一九二六年收支一览表，十二月二十五日支出“抄《古籀馀论》”四元。是年十二月日记虽缺，但他从王国维处得抄本之时日，大体可定，与《跋》所提“三年前”吻合。容庚校毕抄本则有明确记录，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王国维素重孙诒让古文字之学，曾言有清一代治此学者，“近惟孙氏颇守矩矱”。孙诒让撰《契文举例》成，将原稿寄呈端方。端方罹难后散出，幸被王国维于一九一六年冬从上海书肆购得。王国维说：“此书虽谬误居十之八九，然筚路椎轮，不得不推此矣。”并请罗振玉刊入《吉石庵丛书》中，世人始知这部系统认识甲骨文的开山之作。而这本《古籀馀论》，是戴家祥在玉海楼观书时请人所录副本。一九二六年，他考上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便以此书作为见面礼。王国维让容庚抄录《古籀馀论》，不仅因为容庚精通古文字，供他研究参考，更是希望他有机会出版此书，以嘉惠学林。遗憾的是，《古籀馀论》印成之时，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已逾两年。故容庚之《跋》以“深惜王先生墓有宿草，不及见也。悲夫！”作结。

本想请陈寅恪主持刊刻

彼时，容庚已受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不久，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并破格晋升为教授。一九二八年，在“整理国故”浪潮的推动下，一度负责哈佛燕京学社具体事务的刘廷芳欲模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该所于当年十二月发出《征求名著稿本通告》，“凡关于阐扬国学之著作，已有定稿，而未经刊行者，经本所审查合格，皆可代为刊行”。这为《古籀馀论》的出版提供了契机。

容庚本想请陈寅恪主持刊刻《古籀馀论》，托赵万里代为咨询，但陈寅恪复函以“近况极窘，无力刻书，又校对奇字亦无能为役”为由拒绝了容庚的请求。同时，陈寅恪提醒容庚：“若公能刊行，天下最善之事莫过于是，惟须得孙氏许允后方可从事，不然恐有轇轕（jiāogé）也。”

因此，容庚请戴家祥征求孙氏后人的意见。戴家祥欣然答应，并赠以孙诒让另一未刊著作《尚书骈枝》抄本。容庚即安排《古籀馀论》《尚书骈枝》两书一并由燕京大学国学所出版。《古籀馀论》由他自己负责校对，《尚书骈枝》则请张寿林负责校对。

这里讲个插曲，虽然陈寅恪无意主持《古籀馀论》的刊刻，但赵万里却有此念，他致信容庚，问“《古籀馀论》已付梓未？兄如少暇，弟愿亦代为兄任校字之役，何如？”《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将此信及上述陈寅恪复容庚函均系于一九二六年，应该是有误的。据容庚的《古籀馀论跋》，他献两书稿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那年的冬天，故赵万里的信应写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而陈寅恪的信写于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当然，容庚请人抄录《古籀馀论》后可能即有出版之意，那么陈、赵之信写于一九二七年。另外，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书信集》将信中孙氏后人注为孙莘农似乎也不太准确。孙莘农是孙诒让之侄，得一孙诒让《名原》佚名校本，后赠给戴家祥。戴家祥在上面又过录了马衡等人的校本，曾存陈寅恪处。或因此缘，而误会该找孙莘农授权。

未几，戴家祥乘海晏轮由沪返温，偶遇孙诒让之子孙孟晋，遂以容庚之意为请。但孙孟晋久在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不熟悉学界情况，又不了解容庚学问，虽然勉强答应，但要求戴家祥亲自把关，以免重蹈《名原》《籀庼（qǐng）述林》两书失校之覆辙。但容庚年长戴家祥十二岁，身居燕大教授之职，在学界声名鹊起，如果贸然提出校对要求，在戴家祥看来是有犯师辈尊严，而这边亦是长者托付，故他感到很为难。思量再三，戴家祥还是给容庚写了信，称去秋南下蛰居家中，借得《古籀馀论》原稿，比较旧本，内容更详、金文笔画无缺，“可云观止”。“本拟携原稿与足下论定，奈至沪后，路费已罄，不克成行，滞留此间，甚为憾事”。他怕急急出版造成美中不足，请求缓期，愿为代校一过。

事实上，容庚校对刻稿已多时。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九日、十日、十七日、二十五日，以及三月三日日记中，屡记有校《古籀馀论》《尚书骈枝》。得戴家祥信后，容庚于三月五日，寄上两书刻稿。四月八日，戴家祥复信容庚，谓来件收到，但恰有事赴苏州办事，返沪后发现寄存在方介堪家的衣物和书稿失窃，幸好《古籀馀论》原稿放在书架上，躲过一劫。经此，心生恐惧，再不敢邮寄原稿了。他说，身边无多《尚书骈枝》参考资料，只略为校正。还要求《古籀馀论》校毕后校本也要还给他。据容庚日记，他是四月二十二日收到戴家祥寄回的《古籀馀论》《尚书骈枝》两校样。戴家祥补缺的千多字，有他请人抄录时所脱误的，更多的则系容庚雇人誊写时招致的错谬，甚至有两页八百多字抄漏了。至八月，容庚仍在校对这两部书，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日记可证。

改正错讹六十多处

《古籀馀论》《尚书骈枝》出版后，容庚给戴家祥寄了样书，但戴家祥发现《古籀馀论》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原因是他的校样寄到时，版刻已竣，刻工无法彻底挖补，有八处只能以“正误”的形式另刻一页，附于卷末。这使戴家祥耿耿于怀，觉得有负长者之托。一九八八年春，他下定决心重新将此书核对一过，改正错讹误植六十多处，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时，孙孟晋、容庚已先后作古，但戴家祥说这是“赎我前愆”。此版《古籀馀论》附有校勘记，并有跋文陈述此书出版历程，可补容庚所记。不过，戴家祥错言与孙孟晋相遇及校对《古籀馀论》的时间。有意思的是，戴家祥跋文透露，他所谓借得《古籀馀论》原稿乃是“不得以违心诡称”，只为在孙孟晋、容庚之间求得两全，所据底本实乃昔日抄本。那此书稿本是否尚在世间？查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并已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孙诒让稿本汇编》。据载，北京大学图书馆、瑞安博物馆、温州图书馆还存有该书抄本。一九三一年，张扬亦曾刻此书，所分三卷与容庚不同。一九二八年三月，陈淮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古籀馀论序》即是应张扬所撰。

阅《容庚友朋尺牍》，可知《古籀馀论》出版前后，容庚还与陈乃乾、邹安、黄立猷讨论过相关事宜，郭沫若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曾向容庚求购一部。

从容庚题在《古籀馀论》上的赠词看，他赠送陈寅恪的是孙诒让遗著二种，不知《尚书骈枝》现在何处？至于容庚何时赠送给陈寅恪，应该就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左右。

书之为物，真是奇妙。一人送另一人，一家转别一家，一代传下一代。沉没许久，冷不丁跑出来，泛起涟漪，又归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