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尔巴尼亚买地当地说买地送5个女人，等我翻开地契背面懵了

我在阿尔巴尼亚买地当地说买地送5个女人，等我翻开地契背面懵了

我叫许东升，今年四十六岁，在河南洛阳做了二十年的建材生意，攒下了些家底。可这两年国内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房地产一萎缩，我这搞建材的就跟着吃挂落。去年秋天把仓库盘了出去，手里捏着这些年攒下的钱，寻思着换个活法。正好有个在海外跑船的老同学说阿尔巴尼亚那边地便宜，风景好，物价也低，建议我去看看。

我琢磨了大半个月，还是买了张机票飞了过去。从洛阳到地拉那，转了两趟飞机，折腾了十几个钟头。下飞机的时候腿都软了，可一出机场看见那蓝得不像话的天，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不少。地拉那的街道不宽，房子也旧，可到处是咖啡店，人们坐在路边慢慢悠悠地喝，那种松弛劲儿跟国内完全两个世界。

我在当地找了个翻译，姓刘，东北人，在阿尔巴尼亚待了七八年了，一口阿语说得跟当地人似的。老刘帮我联系了几个中介看地，前前后后跑了十来天，最后看中了一块山坡地，在南边靠近萨兰达的地方，能望见海，地不算大，六百来平，上面长着几棵老橄榄树，歪歪扭扭的，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卖地的中介是个四十来岁的阿尔巴尼亚男人，叫贝西姆，西装革履的，英语说得挺溜，带着我们在山坡上走了一圈，说这块地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产权清晰，手续齐全，只要五十万欧元。

五十万欧元在国内一线城市也就买个厕所，在这儿能买一片山坡，还能自己盖房子。我心动了，跟老刘合计了两天，又找当地律师查了产权，确认没问题，就把合同签了，先付了三十万，剩下的等过户之后结清。

签完合同那天中午，贝西姆请我们在一家海边的小馆子吃饭。烤鱼、沙拉、当地的羊奶酪，还有一壶红葡萄酒。地中海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我心情不错，跟贝西姆碰了好几杯。酒过三巡，贝西姆的舌头有点大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许老板，恭喜你，在我们这儿买地还有个规矩——买地送五个女人。”

我端着酒杯愣了一下，扭头看老刘。老刘也愣了，用中文跟我说：“他说的啥意思？”我说他妈的他说送五个女人。我们俩都笑了，觉得这老外喝高了在扯淡。可贝西姆一脸正经，又重复了一遍，还指了指远处山脚下几间石头垒的老房子，说那五个女人就住在那儿，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买地还带送人的，你当是买白菜搭把葱呢。贝西姆摊了摊手，说这是古老的规矩，那块地是祖产，土地上原有的附属人口要一并转交，这是写在老地契里的条款，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我当时觉得他在编故事糊弄我，想让我再多掏点钱。老刘也劝我说别当真，当地人就爱吓唬外国投资者，图个乐子。可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贝西姆那个眼神太认真了，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发毛，第二天一大早就拉着老刘去找贝西姆，说要看那块地的完整文件。

贝西姆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从一个老旧的铁皮柜子里翻出一沓泛黄的文件，纸张又脆又薄，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是意大利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混着写的。贝西姆说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土地契约，是最原始的产权证明，后来几经转手，这份老地契一直跟着土地走。

我翻了前面几页，看不懂，就让老刘慢慢看。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的手突然僵住了。

地契的背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边缘磨损得很厉害，泛着陈旧的褐色。照片上有五个年轻的女人，穿着阿尔巴尼亚传统的白色衣裙，头上裹着头巾，并排站在一片橄榄树下。她们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么直直地看着镜头，眼神说不出的奇怪——空洞洞的，又沉甸甸的，像是在看一个早已注定的结局。照片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意大利语，字迹潦草却有力。老刘凑过去看了半天，脸色一点一点地白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一下，说：“那行字写的是——此契约附有五名女性继承权，买受人须承担其终身赡养责任。”

我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我问贝西姆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贝西姆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说这是土地的附加条件，在当地是很正常的传统，很多老地契都有类似的条款。他说那五个女人的祖母辈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仆人，后来土地几经转手，但这条附加条件一直保留了下来。现在土地卖给了我，我就要负责那五个女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简直荒唐透顶，当场就要撕了那份合同。可贝西姆拦住了我，说合同已经公证过了，如果我毁约，不仅拿不回已经付的三十万欧元，还要支付高额违约金。我气得浑身发抖，但又无可奈何。老刘在旁边劝我冷静，说先去看看那五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也许事情没那么严重。

我们开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往下走，车轮碾过碎石，颠得人骨头疼。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那几间石头房子跟前。房子很旧了，墙壁是用石块和黄泥垒起来的，屋顶铺着灰色的瓦片，有几处已经塌陷了，用塑料布草草地盖着。院子里种着几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的，树荫底下坐着几个女人。

我数了数，五个。年纪大的那个看起来有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剩下四个年轻些，最小的看着也就二十出头，坐在角落里绣着什么，头也不抬。她们看见我们来了，都站起来，退到墙角挤成一堆，眼神里全是戒备和害怕，像一群受了惊的鸟。

老刘用阿语跟她们说了几句，那个年纪大的女人回了话，声音又低又哑。老刘听了一会儿，转过来跟我翻译，脸色很难看。他说这几个女人是从小就被送到这片土地上来的，祖上几代都是这块地的人。老的走了年轻的补上，一代接一代，从来没离开过。她们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没有钱，什么也没有，就靠地里的橄榄和无花果过活。她们知道这块地被卖了，也知道新主人会来，一直在等。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五个挤在墙角的女人，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来。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去，手指死死攥着衣角，关节都发白了。我突然明白照片上那种眼神是什么意思了——那是一种被命运钉死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的眼神，从她们的祖母传到她们的母亲，再传到她们自己，像那几棵无花果树一样，根扎在石头缝里，拔不出来。

我回到酒店之后整整两天没出门。老刘来劝我，说要不就认了吧，三十万欧元不是小数目，违约金更承受不起，就当花钱消灾。可我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更咽不下的是那五个女人看我的眼神。我一个做生意的，坑蒙拐骗见过不少，可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了别人的“主人”。那感觉比吞了苍蝇还恶心。

第三天我让老刘帮我联系了地拉那的一个华人律师，姓周，在这边做了十几年涉外法律。周律师听完我的情况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跟我说，这种条款在法律上其实站不住脚，阿尔巴尼亚现行法律禁止人口买卖和人身依附，老地契上的附加条款早就失效了。可问题在于，那块地的产权确实和那五个女人的居住权绑在一起，如果要剥离，得走很长的法律程序，花很多钱，还不一定能成。

我说钱不是问题，我就是不能让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周律师看了我一眼，说许老板你知道最麻烦的是什么吗？不是法律，是那五个女人本身。她们在这块地上生活了一辈子，没有身份、没有技能、没有社会关系，你把她们从土地上剥离出去，她们能去哪？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坐在周律师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地拉那灰扑扑的街景，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本来只是想找个地方养老，图个清静，谁知道一脚踩进了这么大一个坑里。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反复跑了好几趟萨兰达，跟贝西姆谈，跟那五个女人谈，跟当地的政府机构谈。贝西姆咬死了合同有效，不认账。那五个女人见了我几次之后稍微放松了一点，可还是不怎么说话，就那个年纪大的偶尔跟老刘说几句。老刘告诉我，那个老太太叫玛利亚，七十多了，从八岁就被送到这片地上来，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山坡。她生了三个女儿，两个走了，一个留下了，留下的那个又生了两个女儿，就是那两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最小的那个是其中一个人的女儿。

四代人，五个女人，像一串被穿在绳子上的珠子，拴在这片山坡上。

我开始失眠了。每天晚上躺在酒店的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张泛黄的照片和那行意大利语。照片上那五个年轻女人的脸和院子里的五个女人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我闭上眼就能看见那个最小的女孩子攥着衣角的手指，白得没有血色。

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周律师说，帮我走法律程序，把地契上那条附加条款废掉，花多少钱都行。同时我另外找了一块地，离这儿不远，面积差不多，价钱也合适，我用剩下的钱把它买了下来。我跟贝西姆谈了个条件——老地契的附加条款废除之后，那五个女人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石头房子里，那块地我不开发了，留给她们。但我也不再是她们的“主人”，她们是自由的人，想去哪去哪，不想走就住着，地是我的，房子是她们的，不收一分钱。

贝西姆一开始不答应，说这样他没法跟家族交代。我加了一笔钱，不多，但足够封他的嘴。他考虑了两天，点了头。周律师那边走了两个多月的程序，终于把那条该死的附加条款从地契上剥离了。我拿到新地契的那天，又翻到背面看了看，那张照片还在，可照片下面的那行字已经被公证处的印章盖住了，模糊得看不清了。

我开车去了山坡上那几间石头房子。玛利亚带着那四个女人站在院子里，无花果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老刘把我的决定翻译给她们听，说从今天起你们是自由人了，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住着，没有人能再把你们绑在这块地上了。

玛利亚听完之后愣了很久，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涌出泪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脚下的泥土里。她身后那个年轻的女孩子突然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其他几个女人也哭了，无声地哭，眼泪把白色的衣裙洇湿了一块一块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们哭，鼻子也跟着酸了。地中海的太阳从橄榄树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院子里。那棵最大的无花果树底下，有一块磨得光滑的石板，上面放着半个干掉的石榴，皮都皱巴了，不知道放了多久。

走之前玛利亚拉着我的手说了句什么，老刘翻译给我听，她说谢谢你，你是个好人。我说不用谢，我本来也没做什么，就是把该还的东西还给你们了。她摇了摇头，说了句很长的话，老刘听着听着眼眶也红了，说她说她们等了一辈子，从来没想过能等到这一天。

回去的飞机上我靠着窗，看着下面那片蓝得发亮的海越来越远，慢慢变成一条细细的蓝线。口袋里的新地契贴着胸口，硬硬的，有点硌人。我把它掏出来又看了看，正面印着我的名字和那片山坡的坐标，背面那张黑白照片还在，五个年轻的女人站在橄榄树下，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平静。可我知道，山脚下那几间石头房子里，五个活生生的女人终于可以抬起头来过日子了。

我欠了三十万欧元的账，又搭进去不少律师费，这些年攒的家底一下子缩水了一大半。可心里头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比签了多大单子都舒坦。飞机落地洛阳的时候是凌晨，出了航站楼，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哆嗦，可脚底下是实的。

后来有人问我，在阿尔巴尼亚买地那事儿值不值。我想了想，说值。那块地我到现在也没去盖房子，就一直搁在那儿，给那五个女人住着。每年秋天老刘会给我发几张照片，无花果树结果了，玛利亚在树下坐着，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学会了用手机，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照片拍得糊糊的，可看着就让人心里暖和。

地契我一直收在保险柜里，跟房产证搁一块儿。偶尔翻出来看看，背面那张黑白照片上五个年轻女人的脸还是那么平静，跟七十年前一模一样。可我知道，在山的那一边，在地中海的风里，她们的孙女和曾孙女们终于可以自由地走出那片山坡了。

我今年四十八了，还单着，也没再去阿尔巴尼亚。可那片山坡、那几棵橄榄树、那五个女人的事，我估计这辈子都忘不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把那张地契翻出来看看，摸摸背面那张照片，五个女人隔着七十年的光阴看着我，眼神里已经没有那种钉死在一个地方的沉重了。

也许她们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把那条绳子剪断的。只是没想到，来的是个洛阳卖建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