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8年5月，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内，王近山病情急转直下。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到消息后，没有先问后事如何安排，而是追问了一句：“中央知道了吗？”这句话，牵出的不是一场普通的临终慰问，而是一段被历史风雨压住多年的战友情分。
王近山是湖北红安人，早年参加红军，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作战。许世友同样出身红四方面军，两人相识于枪林弹雨之中。那时的战场没有完整的地图，也没有充足的弹药，判断往往只在几分钟内完成。谁敢顶上去，谁能把部队带回来，战友心里都记得清楚。
王近山作战以敢打硬仗出名，部队里有人称他“王疯子”。这个称呼并非说他毫无章法，而是说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风险。许世友欣赏的，正是这股劲头。两人性格都强，平时说话直来直去，可到了战场上，却能把后背交给对方。
战争年代形成的信任，往往不靠客套维持。一次战斗中，王近山率部攻打要点，部队伤亡较大，许世友得知后立即组织策应。战果怎样，后来有许多不同记述，但有一点很明确：在红军和解放战争的长期并肩作战中，两人结下的是过命交情，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担任过重要军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带兵打仗有办法，尤其重视突然性和主动性，常把复杂地形拆解成一个个火力点、交通线和突破口。可是，军功并没有让他避开个人生活中的严重问题。
1964年，王近山因婚姻家庭问题受到处分，被撤销职务、降低待遇，后来还被开除党籍。对一名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高级将领来说，这样的打击十分沉重。更难受的是，处分之后，他被安排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昔日的军装和指挥岗位，都离他远去。
那段日子里，王近山并没有完全消沉。白天，他参加劳动；空闲时，仍会琢磨部队训练和战术问题。有人回忆，他在田间干活时，看到沟渠、土坡，也会下意识地分析进攻路线。这个习惯改不了，因为战争已经融入他的生命。
许世友没有公开替王近山争辩，却一直关注他的处境。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前后，许世友将王近山的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问：“谁要他？”许世友回答：“我要。”这几句对话流传很广，具体措辞在不同回忆材料中略有差异，但许世友坚持把王近山调回部队，确有其事。
不久，王近山被安排到南京军区工作，恢复了相应的职务和待遇。对他而言，这不只是重新获得一份工作，更意味着组织并没有把他一生的军旅经历全部抹去。多年沉寂之后，他又回到了熟悉的军事环境。
有意思的是，回到南京后，王近山并未把精力放在诉说委屈上。他参与研究作战问题，关心部队训练，还曾为山地作战教材提出意见。身体每况愈下，他仍习惯用红笔在材料上圈画，指出火力配置、道路选择和部队展开中的漏洞。
1974年以后，王近山被查出患有胃癌。治疗期间，他很少主动谈自己的病情，更多时候问的是部队工作。有一次，工作人员劝他少操心，他只说：“战例还没看完。”话不多，却很符合他的性格。
病情发展到后期，王近山已经难以正常活动。许世友得知消息后，要求及时向中央报告，并提出应当按照王近山原有级别和贡献妥善安排有关事宜。这里的“恢复待遇”，并不是把过去的一切简单抹掉，而是对其历史贡献和实际身份作出重新确认。
中央批准后，王近山的职务待遇得到调整，后事安排也按相应级别办理。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许世友虽远在广州，仍对葬礼和追悼事宜十分关切。战友走到生命尽头，他不愿让处分年代的阴影继续覆盖在最后一程上。
有人曾问许世友，为什么还要为一个受过处分的老部下如此费心。他的回答很简单：“打仗的时候，他救过大家。”这句话没有修饰，也没有回避王近山后来犯下的错误。该承担的责任已经承担，该承认的功劳也不能一并抹去，这大概就是许世友坚持电告中央的原因。
王近山的一生，既有战场上的勇猛，也有个人生活中的失误；既有军功和荣誉，也经历过撤职、劳动和长期沉寂。许世友为他争取的，不是无原则的翻案，而是在历史事实和组织程序基础上，保留一名老将应有的身份与体面。那封电报送出时，距离他们在红军队伍中并肩作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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