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9年4月24日，南京35军军部外，一辆吉普车停在哨位前。车门打开，一名穿着素雅旗袍的女子走下来，神色镇定，径直朝门口走去。哨兵上前拦住，她没有解释太多，只说：“我是陈修良，让你们军政委出来。”
这句话听起来颇有气势。可在当时的军部，陌生人想见军政委，并不是一句话就能通行。哨兵立即进去报告，军政委何克希听到这个名字后，很快出门迎接。眼前这位看似阔太太的女子，正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也是南京地下斗争的重要组织者。
她的身份，不能只用“女干部”三个字概括。抗战胜利后，南京仍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军警、特务和各种情报机构密布街巷。共产党要在这里建立组织，既要有政治判断，也要有极强的隐蔽能力。
1945年10月，陈修良受命负责南京市委工作。作为当时中共在大城市中较早担任市委书记的女性干部，她面对的不是公开场合的会议和文件，而是随时可能暴露的联络、转移与判断。
为了掩护身份，她在南京经营华德电料行，对外是店铺老板娘。这个身份颇有迷惑性：既能接触商人、工人和运输人员，又可以解释账目、货物和人员往来。穿旗袍、做生意、与邻里交往，都是日常生活，也是她的保护色。
店铺里进出的地下党员，往往以顾客、送货人或熟人身份出现。情报传递不能留下明显痕迹，工作安排也不能依靠单一渠道。陈修良需要把公开身份与秘密工作严丝合缝地结合起来，稍有疏忽，整个联络网络就可能受到牵连。
有意思的是，地下工作的关键并不总在惊险场面。许多时候，恰恰是一次普通交谈、一笔看似平常的货款，甚至邻里间几句家常，构成了联络的掩护。越是自然，越不容易引起怀疑。
陈修良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国民党内部人员。1948年9月，上海情报系统要求南京方面加快策反工作，沙文威随后与陈修良取得联系。两人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先分析对象的经历、关系、态度和可能承担的风险。
他们把国民党空军军官愈渤列为重点对象。愈渤掌握一定军事信息，在空军内部也有联系，同时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感到失望。策反工作不能只靠口号，更要让对方看清局势，确认投诚后的安全与安排。
经过多次接触，愈渤逐渐接受了相关主张，并提出带动部下一起行动。1949年初，他与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等人策划驾机起义，驾驶国民党空军的Ｂ二十四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这次行动不仅带走了一架飞机，也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情报价值。
南京解放前夕，地下组织承担的任务更加具体。1949年4月23日上午，南京地下党收到上海局转来的紧急电报：35军准备在当日下午抵达江北浦口，需要船只接应渡江。
电报送到陈修良手中后，命令迅速分送各处。下关地区的地下党员联系电厂、轮渡和水上警察系统，调动能够使用的运输艇、巡艇和机动船。工人们以维修、调运物资为掩护，抓紧清理船舱、检查动力，尽量不让异常行动暴露。
当天下午6时，35军抵达浦口。接应船只按安排靠岸，部队分批登船。渡江行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左右，约1.5万名官兵陆续由江北抵达江南。对于一支准备进入南京的部队来说，这些船只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地下组织把情报、群众和军事行动连接起来的具体成果。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国民党统治南京的局面结束。35军军部外，陈修良乘车到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她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显眼的文件，却能直接找到军政委，原因就在于此前的地下联络和渡江接应，早已让双方建立了工作上的联系。
何克希迎她进入军部后，双方重点沟通的并非礼节，而是南京地下党如何配合部队进城、各处组织如何衔接，以及城市秩序和后续工作的安排。那句“让你们军政委出来”，背后是多年隐蔽战线积累下来的身份、职责与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先后在上海、浙江等地工作，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参与妇女工作。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当选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因病逝世，享年91岁。她在南京城门口以旗袍身份出现的短暂场景，留下的并不是一段传奇化的巧合，而是地下组织、城市工人和解放军共同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后的自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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