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如何走出经济失衡？答案在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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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年11月，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中国为本届会议确立了“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回应了当下亚太的三重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开放进程遭遇重重壁垒；科技竞争被安全因素牵制，创新合作日趋碎片化；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地缘政治分歧持续冲击区域合作。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既深度嵌入亚太产业链和市场体系，又在贸易、科技和产业政策等领域持续竞争。展望亚太前景，中美关系是绕不开的主线；而若将视野拉远，中美经济矛盾并非孤立的双边问题，其背后也折射出全球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

8月23日，郑永年教授在IPP第十三届国际会议致辞中，将中美关系置于更宏观的图景中进行观察。在他看来，中美贸易与科技之争只是表象，深层的症结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始终未获修复的世界经济失衡。“美国多生产、中国多消费”的旧药方并未触及病根——仅靠两个经济体各自向内调整，全球再平衡无从谈起。

那么出路何在？郑永年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把世界经济的“蛋糕”重新做大。通过发展释放全球南方巨大的潜在需求、提升其有效需求能力，既能让中美在产业、技术与资本上的不同优势形成互补，也能为人工智能时代开拓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与市场。唯有更多国家发展起来，世界经济才能形成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新需求。

郑永年教授为会议致辞（视频）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

欢迎各位参加2026年IPP国际会议，这是我们第13次国际会议。今年我们的主题是APEC，主要聚焦讨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今年是APEC“中国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召开，所以我想围绕中美在APEC框架下的合作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谈几点我的看法。

APEC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近年来，它也越来越成为各经济体开展双边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场合，是一个多边与双边相结合的好平台。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我想，未来二三十年，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美国与亚太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亚太经济体，而不像二战以后那样主要依托跨大西洋经济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也是区域内的重要经济体；印度长期实行“向东看”政策，也越来越深入参与亚太经济；东盟整体也在持续崛起。因此，APEC的21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

8月27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各种原因，现在中美经济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发起中美贸易战，第二任期又推出所谓“对等关税”。这一轮贸易和关税冲突还在持续，不仅对美国和中国，也对整个亚太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我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的失衡问题。我记得，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合作都非常好，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性对话，也有很多交流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两国关系总体趋于恶化，贸易战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从中美两国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失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还在加剧。

今天的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尤其是美国投资最热的人工智能领域，也呈现出高度金融化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大量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外国投资者还有较强的意愿和能力购买美国国债；但在全球经济普遍承压的情况下，这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

美国科技巨头持续扩大数据中心等AI基础设施投入，带动AI相关债券融资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AI相关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美元，约为去年全年总量的两倍。图源：路透社

中国方面，我们的出口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尽管面临各种贸易摩擦，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史无前例的1.2万亿美元。当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促进贸易平衡。中国一直强调，贸易政策并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恶化，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矛盾就可能溢出经济领域，甚至导致国家之间更大的冲突乃至战争。

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世界经济再平衡如此困难？

从2007、2008年以后，国际社会一直强调要努力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我个人觉得，这可能首先是一个思路问题。这些年来，一谈到世界经济再平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失衡。当然，中美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经济能否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确实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如果只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再平衡，这些年来各方提出的解决思路其实相当一致。无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要多生产、少消费，中国要少生产、多消费。

但客观地说，中美双方并不是没有付出努力。

美国方面，至少从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开始，就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美国再工业化，就是希望增加国内生产。过去美国的货架上有大量中国产品，很多美国人对此感到不满，因此美国希望自己生产。为此，美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希望推动制造业和工业产能回流国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至少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路透社8月报道称，美国政府正与外国投资者合作寻找制造业供应链缺口，并扶持本土中小企业扩大产能。过去四五十年间，美国约损失9万家工厂和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完整产业链的重建仍需时日。图源：Getty Images

中国方面，提高消费也不是没有努力。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还需要很长时间，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够完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再平衡？我觉得，当前国际社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向可能需要调整。

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强调中国所谓的“over-capacity”，也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前不久，中国商务部也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我个人认为，中方的很多观点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这种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各方都需要认真思考。仅仅互相指责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看今天中国的出口，我觉得有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并没有强迫任何一个经济体购买中国产品。中国的进出口总体上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的，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

第二，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是当地经济体确实需要的。如果没有需求，人家自然不会购买中国的产品。为什么会有需求？因为一些经济体自身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或者生产能力不足。像美国，经过长期的“去工业化”以后，很多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已经不再生产，因此必须从外部进口。即使美国不从中国购买，也要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自然会成为美国消费者的选择。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现在出口的很多产品，本身也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比如之前我们所说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清洁能源转型所需要的产品。现在中国出口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也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核心产品，我认为同样是很多国家所需要的。

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拍摄的自动化生产作业现场（无人机照片）。 图源：新华社

因此我认为，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阻碍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或者限制本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很难真正做到——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尤其在中美之间，我认为实现真正的“脱钩”，实际上非常困难。去年，中美两国的贸易额仍然有5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就有4200亿美元左右，如果把间接出口计算在内，规模还会更大。

那表明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出口具有很强的韧性，中国仍然在持续向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

实际上，从经济结构来看，中美两个经济体很难真正脱钩。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推动脱钩，我认为不仅会伤害中美两国经济，也会伤害整个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现在，各方过于强调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却忽视了两国经济之间高度的互补性。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美国的优势在于基础科研、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软件，以及农产品和能源的大规模生产。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把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在于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同时，中国对软件、农产品和能源又有巨大的需求。

在5月12日的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上，与会者观看智元机器人技能展示。图源：新华社

正因为存在这种结构性互补，中美两个经济体实际上很难脱钩。美方已经投入了那么多努力，但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现脱钩。

因此我觉得，如果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下一步不能只盯着中美双边，而要超越中美，从全球范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中美合作，当然也需要中国与欧洲合作。

过去大家经常说中国需求不足。但如果仔细看，中国今天的物质供给已经相当丰富，很多基本消费需求也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4万美元。但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我认为更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仍然不足。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很多国家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一些国家仍然比较贫困，这些国家巨大的潜在需求还没有被释放出来。

为什么释放不出来？根本上还是发展问题。消费需要收入，如果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消费水平自然很难提高。

拉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收入和就业改善有限，也制约着居民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图源：路透社

在这方面，我认为过去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二战以后，美国做过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第二，是支持东亚的日本以及后来崛起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发展经济，推动这些经济体实现现代化。这两件事情实际上都是双赢的。一方面，美国帮助这些经济体发展；另一方面，在这些经济体发展起来的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和空间。

中国也有自己的经验。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支持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发展的做法，虽然背景不同，目标也不同，但在经济逻辑上有相通之处：就是在帮助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为其他经济体发展起来以后，就会形成新的需求，也就能够购买你的产品。

我以前读书时，看到过福特的经营理念，觉得很受启发。福特是资本家，但他很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自己生产的汽车没有人买，企业本身也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他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让工人的收入提高，让工人成为有购买力的中产阶层，从而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

1914年1月，福特汽车宣布将符合条件的工人日薪提高至5美元，显著高于当时同行业普遍工资水平。消息传出后，大批求职者涌向位于密歇根州高地公园的福特工厂。图源：The Henry Ford

国家之间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西方国家自己发展起来，却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那么西方自身的发展最终也会遇到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如果不能帮助其他国家发展，那么自身的发展同样很难长期持续。

按照这个逻辑，中美（和中欧）其实是完全可以合作的。通过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提高全球整体消费能力，既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发展。从现实经验来看，如果暂时撇开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趋势其实已经在发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我观察到，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合作正在更多地流向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芯片联盟”“硅和平”等合作。

这种合作为什么会出现？因为美国自“里根革命”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去工业化”，在实体产业中能够大规模落地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相对有限。如果美国的人工智能找不到足够多、高质量的应用场景，它的泡沫就有破灭的风险。

我对这一点非常担心。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投资规模。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如果经济增长中有那么大的份额依赖人工智能，这是有风险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泡沫不能轻易破裂。一旦破裂，不仅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对与美国经济高度关联的其他经济体，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也可能产生严重影响。所以，美国人工智能必须找到足够多的应用场景。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走的是闭源、精英化、高投入的路线，成本很高，因此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结合，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科技基础设施投资近年来明显加速。 2022年以来，美国数据中心、科技相关设施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快速上升，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转化为实体固定资产投资，并对美国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更多地走向全球南方国家。中国走的是开源、成本更低、大众化的路线，性能较好、价格较低，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使用。

我认为，这可以是第一步：美国的人工智能先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结合，因为这些经济体更有能力承担美国人工智能较高的成本；中国的人工智能则更多服务于全球南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美国现在推动的一些所谓“芯片联盟”“稀土联盟”，如果最终目的是针对第三方，我个人认为很难成功。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组织过很多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和小集团，但真正达到预期目标的并不多。我想，“芯片联盟”也好，“稀土联盟”也好，如果最终走向排他性和针对第三方，同样很难成功。所以，第一步可以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仍然不可能真正脱钩——正如我刚才强调的，仅从货物贸易来看，去年中美之间仍然有如此巨大的贸易规模，并没有脱钩。

7月18日，多国参会嘉宾在中国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参观。图源：路透社

同时，尽管美国有关部门希望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但也很难阻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因为成本具有吸引力。中国一些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成本可能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10%左右，但性能可以达到美国同类产品的90%甚至更高，在一些领域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因此，如果美国限制本国企业或者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使用中国人工智能，从企业角度看，实际上并不符合它们自身的发展利益。我想强调的是，从经济和技术层面来看，中美两国其实有非常大的合作基础。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还是中美两国之间缺少政治信任。

在这一点上，今年确实非常重要。此前，中美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双方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稳定中美关系。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过去美国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仅要遏制中国，而且有能力打败中国。但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表现出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在特朗普看来，中美已经是平等的大国，双方平起平坐，谁也无法真正打败谁，因此最终还是要走向某种合作。

所以，双方领导人通过峰会形成稳定中美关系的共识，我认为非常重要。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可能访问美国，特朗普总统也已经表示，11月份会到中国参加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年底，双方还有可能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G20峰会期间再次见面。也就是说，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可能会有多次会晤。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两个大型经济体，存在矛盾是很正常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一定要演变成零和博弈。双方完全可以按照商业合作的逻辑来处理很多问题。刚才我举过一些例子，比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对东亚经济体发展的支持，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大国与较小国家之间可以实现双赢，那么两个大国之间同样可以实现双赢。

所以我认为，领导人之间保持沟通，通过峰会和对话不断讨论问题、形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合作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中美两个经济体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亚太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作为智库，我们今天在这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形成一些共识，不仅是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贡献，也是对彼此国家的贡献，更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谢谢大家。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院长郑永年教授为会议致辞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郭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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