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4年，军事科学院的一次工作汇报结束后，宋时轮来到叶剑英家中。屋里的谈话本来围绕传略编写展开，气氛认真而平和，却因一个“序”字出现了短暂停顿。
这项工作并不普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组织编写开国元帅传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九位元帅的革命经历，都要通过较为系统的文字保存下来。叶剑英传略的编写任务，交由军事科学院承担。
宋时轮对此十分重视。他知道，写元帅传记不能只罗列战斗、职务和时间，更要交代关键抉择背后的历史环境。于是，军事科学院组织人员成立编写组，查阅档案，走访知情者，并多次向叶剑英本人请教。
叶剑英对编写进展表示认可。谈到传略即将完成时，他顺势提出，希望由宋时轮为传略写一篇序言。
这句话听起来是信任，宋时轮却没有立即答应。他沉默片刻，回答道：“序言我恐怕写不了。”
叶剑英一听，便笑着说：“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
话虽带着调侃，宋时轮的态度却很明确。他并非怕工作繁琐，也不是不愿意替老首长办事，而是认为，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传略的序言应当请身份和层级更为相称的人来写。自己虽然长期在军队工作，也曾是叶剑英身边的下属，但不宜把这篇序言接下来。
这种拒绝，表面看是推辞，实际却包含着一种严格的分寸感。序言往往代表对全书的评价和定位，写作者不仅要熟悉传主，还要能够从更高层面概括其一生贡献。宋时轮不愿因为私人交情而越过这道界线，正是他一贯的办事方式。
不过，他也没有把关系撇开。宋时轮表示，序言可以另请合适的人来写，自己则愿意在传略后面写一篇“跋”，谈谈当年跟随叶剑英工作时的所见所闻。
序与跋，只有一字之差，分量却不一样。序言偏重于总评全书，跋则可以从亲历者角度补充细节。宋时轮选择后者，既没有回避老首长，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说得过高。
后来，他在传略后写下“跋”，记述了叶剑英在军政工作中的一些特点。文字没有刻意铺陈，也少有空泛赞颂，更多是根据亲身接触，写叶剑英如何判断形势、处理问题，以及对干部和军事工作的重视。
这件事之所以被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一篇文章由谁来写，更在于宋时轮对“原则”和“感情”的处理。他敬重叶剑英，但敬重并不意味着事事照办；他是老部下，却没有借这层关系替自己增加分量。
宋时轮的这种性格，早年便有迹可循。湖南醴陵人宋时轮，青年时期进入军校学习，后来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捕入狱。有人劝他只要改变身份、加入国民党，便可以尽快获释，他没有接受，结果在狱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出狱以后，宋时轮转入湘赣边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此后多年，他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部队中以敢打硬仗、善于思考著称。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离开作战一线后，宋时轮仍没有把军事工作放下。他先后承担军队教育、训练和军事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任务。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期间，他十分重视把部队经验转化为能够教学、研究和传承的文字材料。
有意思的是，他的“认理不认情”还曾在一次对外军事交流中表现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岛举行海陆空联合演习，宋时轮与苏联军事顾问就演习中的一个问题发生分歧。双方各有依据，讨论一度陷入僵持。
苏联顾问强调，自己的意见来自斯大林的军事思想。宋时轮没有因此退让，而是回应说：“你说你是按照斯大林的军事思想讲的，那我也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讲的。”
这句话并非为了争强，而是表明一个态度：讨论军事问题，不能只看提出意见的人是谁，更要看方案本身是否符合实际。对宋时轮而言，服从组织并不等于放弃判断，尊重上级也不等于遇到问题便不讲原则。
所以，1984年叶剑英让他写序时，宋时轮才会出现那番看似“不给面子”的拒绝。他没有把拒绝变成疏远，而是换一种更适合自己身份和经历的方式，写下那篇跋。对他来说，话可以少说，位置不能错；感情可以深，规矩不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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