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那年，先后和三个姑娘睡过 奇怪的是 这三个人后来全都出了事

那年夏天的三个姑娘

楔子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独自坐在江边喝了一罐啤酒。手机震动，是高中同学小柔发来的消息：“生日快乐呀，听说你考上南大了，真替你高兴。”

我盯着屏幕，指尖有些发僵。三个月前，她还是我女朋友，我们在高考前一个月分手。理由很俗套——她说她要去北京，而我要留在南京，长痛不如短痛。我没挽留，只是把给她准备的所有复习资料都扔进了回收站。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江水平静如镜，倒映着三个姑娘的脸——小柔、阿兰、陈橙。她们都在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想伸手去擦，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惊醒时后背全是汗，窗外天色将明未明。我抓起手机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翻了三遍，还是放下了。

当时的我不知道，这三个姑娘，后来真的一个接一个地出了事。而所有事情的源头，都要从那个被蚊子咬醒的夏夜说起。

那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七天，我撒了人生中第一个可能改变一切的谎。

那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六月刚过半，南京城就已经像一只被架在炭火上的蒸笼，空气里全是黏腻的水汽。我住在秦淮区老城南的巷子里，巷口有棵歪脖子槐树，每到傍晚就落一地细碎的花，踩上去软绵绵的，像是走在一床旧棉被上。

高考结束的第七天，我窝在阁楼里吹电扇。那台骆驼牌落地扇是奶奶当年陪嫁的物件，转起来哐当哐当响，像是一台老式柴油机在苟延残喘。我光着膀子趴在竹席上，手机屏幕亮着，微信里躺着一百多条未读消息，大部分是班里同学在商量毕业旅行的事。我没回，因为我正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小柔。

她是我高三那年的同桌，也是我十七岁到十八岁之间全部的心动。她不高，刚到我的肩膀，笑起来左边脸颊有一个极浅的梨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她喜欢在课间把头发散下来，用一把牛角梳子慢慢地梳，梳完了又重新扎成马尾。我就趴在桌上假装睡觉，从胳膊缝里偷看她的侧脸，看阳光从窗户斜进来，把她耳朵上细细的绒毛染成金色。

我们是在高三上学期在一起的。十一月的某个晚自习，停电了，整个教学楼陷入一片漆黑。有人在走廊里嗷嗷叫，有人在用手机放歌，气氛闹腾得像过年。我坐在座位上没动，小柔突然把手伸过来，在黑暗里摸索着抓住了我的手指。她的手很凉，手心全是汗，抓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跑掉似的。

我反手握住她，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电来了之后，我们俩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可从那以后，每天放学我都会陪她走一段路。她家住在大光路那边，我得绕二十分钟才能回自己家，但那二十分钟是我一整天里最期待的时光。

我们聊很多。聊她想考去北京的新闻系，聊她想成为一个调查记者，去揭发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真相。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是那种真正相信什么东西的、年轻人才有的光。我听着，一边替她高兴一边悄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是那个考不上北京的人。

我妈在我十二岁那年就走了，跟着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温州人去了广州，再也没有回来。我爸在城南的菜市场里摆摊卖鱼，每天早上四点半出门，晚上七点收摊，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他的手被冰水泡得发白、起皱，指缝里永远有一股洗不掉的腥味。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钱让我复读，更没有多余的钱供我去北京念书。我能做的，就是稳稳当当地考进南大，拿奖学金，然后赶紧毕业赚钱。

这些事我没跟小柔说过。我总觉得一个男人不该把自己的难处挂在嘴边，尤其不该在喜欢的人面前显得那么狼狈。可小柔多聪明啊，她从我的沉默里读出了很多东西。高考前一个月，她约我在学校后面的小花园里见面，递给我一只纸折的千纸鹤，说分手吧。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

"因为我们想去的方向不一样。"她低着头，盯着地上的鹅卵石，"长痛不如短痛。你值得一个愿意留在南京的姑娘。"

我想说我不值得，我想说我可以跟你去北京，我可以去那边打工、送外卖、干任何能养活自己的活。可我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我爸需要我，我也确实拿不出北漂的底气和资本。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花园拐角。那天傍晚的天是紫红色的，有几只麻雀在矮冬青上跳来跳去，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经历人生中第一次肝肠寸断。

分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高考那两天她坐在隔壁考场，我进场的时候远远看见她一眼，她瘦了一些，下巴更尖了，可她还是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让我在考数学的时候恍惚了三秒钟，差点算错了一道大题。

考完最后一门英语的那天下午，我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发呆。人群像潮水一样从教学楼涌出来，有人把书包往天上扔，有人抱着哭，有人已经掏出手机订机票订酒店。我没有书包可扔，我的书包早在考完第一门就被我塞进了垃圾桶——那里面全是我一年来做过的卷子和笔记，摞起来大概比我整个人还高，我不想再看见它们。

手机震了一下。是小柔。"考得怎么样？"

"还行。"我回。

"那就好。"她发了一个笑脸，然后又说，"我后天去北京，提前参加一个暑期训练营。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了。"

我没问她具体多久。我只是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暗下去，又亮起来，又暗下去。

"祝你前程似锦。"最后我打了这六个字。

发完之后我就把手机扔在旁边的草地上，仰面躺了下去。天很蓝，蓝得不像话，有几朵云慢吞吞地挪着，像是懒得动弹的老牛。我想起去年十一月那个停电的晚上，她抓着我手指时掌心里的汗，温热的、潮湿的，像夏天里刚切开的西瓜瓤。

她就这么走了，而我留在了这座到处都是她的影子的城市里。

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十八岁之前全部的恋爱经历，就是这一场无疾而终的、像南京梅雨天一样黏稠又潮湿的初恋。我准备用一个暑假来淡忘她，然后去南大报道，老老实实地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可事情没按我想的方向走。

那个被蚊子咬醒的夜晚，是六月十四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柔站在一条很宽很宽的河边，河面上漂满了碎冰，她光着脚踩在冰面上，脚踝被冻得发紫。我在岸上拼命喊她的名字，她像是听不见，一步一步往河中心走。河水漫过她的小腿、膝盖、腰，最后淹到脖子的地方她停住了，回过头看着我，嘴唇翕动，像是在说什么。可我听不见，因为我醒了。

醒来之后左胳膊上被蚊子咬了两个包，又红又肿。我抓了抓，越抓越痒，干脆爬起来把灯打开。阁楼的窗户很小，只能透进来一点点月光。我坐在床沿上缓了好一会儿，心跳还是很快，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甚至能感觉到脚底下冰面的凉气。

我拿起手机，点开小柔的对话框。她的朋友圈停留在三天前，发了一张机场的照片，配文是"出发啦"。照片里她背着一个大书包，侧脸对着镜头，刘海被风吹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下面有十几条评论，都是同学在祝她一路顺风。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给她发了条消息："到了吗？一切都好吧？"

没有回复。

我以为她忙，或者还没看到，就放下手机继续睡。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只蚊子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偶尔嗡嗡一声，像是在嘲笑我的坐立不安。我就那么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顶着两个黑眼圈下楼吃早饭。

我爸已经出摊了。灶台上扣着一碗白粥，旁边搁着一碟酱黄瓜，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冰箱里有咸鸭蛋，自己拿。"

我喝了粥，又给手机充上电。小柔还是没回。

到了中午，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在班级群里翻了一圈，找到一个跟小柔关系不错的女生，叫林婷婷，就住在小柔家楼上。我给她发了条私信："婷婷，你最近有跟小柔联系吗？"

林婷婷很快回了："没有啊，她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啦？"

"没什么，就随便问问。"

"你还没放下她呀？"林婷婷发了个捂嘴笑的表情。

我没接这个话茬。又等了半个小时，小柔那边依然石沉大海。我的右眼皮开始突突地跳，跳得我坐立难安。我想起昨晚那个梦，想起河面上漂浮的碎冰，想起她一步一步走向河中心的样子，后脊梁一阵发凉。

下午三点，我给小柔打了第一个电话。关机。

下午四点，第二个。还是关机。

下午五点半，第三个。关机。

我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爸还没回来，家里就我一个人。老旧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我心坎上。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着各种可能性——手机丢了？没电了？训练营封闭管理不让用手机？

每一种都说得通，可每一种都没法让我安心。

六点钟，我做了个决定。我换了一件干净的T恤，把钱包和充电宝塞进裤兜，跟我爸留了张纸条说去同学家住两天，然后出门打车去了南京南站。到售票窗口问去北京的票，当天的高铁已经没了，最近的一班是晚上十点零五分的动卧。

我买了票。那是我这辈子买过的第一张去北京的票，七百四十三块钱，差不多是我爸卖半个月鱼才能挣回来的数。可我那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确认她没事。

火车上很安静。我躺在狭窄的上铺，听着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声，翻了无数次手机。微信上没有任何新消息，班级群在讨论毕业旅行去青岛还是去厦门，热闹得像是另一个世界。夜里十二点多，我终于撑不住睡着了。梦里我又看见了那条河，这一次河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小柔站在河中央，冲我招了招手。我朝她跑过去，脚底下的冰咔嚓咔嚓地裂开，冰水灌进我的鞋里，冷得我整个人打了个哆嗦。

我被冻醒了。车窗外是黑沉沉的华北平原，偶尔有一点零星的灯火倏地闪过去。我看了下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北京。

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呼出的气在窗面上凝成一片白雾。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明暗交替的光影打在车厢里，像是谁在快进播放一部默片。我心里空落落的，说不清是害怕还是期待。

早上六点零八分，火车准时抵达北京南站。我跟着人流出了站，站在南广场上仰头看了一眼这座陌生城市的天。北京的六月比南京干爽一些，风是热的，但没有南京那种蒸笼似的闷。广场上人潮汹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站在其中像一个被水草缠住了脚的游泳者，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

我给小柔打今天第一个电话。依然关机。

我站在广场上把林婷婷昨晚回我的消息重新看了一遍。她告诉我小柔参加的那个训练营叫"青芒计划"，是某个大型媒体机构办的暑期项目，为期一个月，地点在朝阳区一个创意产业园里。我搜了一下，离北京南站还挺远。

我打车过去。出租车司机是个北京大爷，听我口音是外地人，一路跟我聊，问我来北京是上学还是找工作。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找女朋友。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笑了，说小伙子有骨气，当年我追我媳妇儿也是从通州追到海淀，那会儿还没地铁呢，骑自行车骑了仨小时。

我没心思跟他搭话，只是嗯嗯地应着。车在高架桥上七拐八绕，最终停在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群前面。我付了钱下车，看见园区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青芒计划·暑期训练营"。

门口有个保安亭，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大叔。我过去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苏小柔的女生。保安大叔翻了一个登记本，查了半天，说确实有这个名字，她昨天到的，今天一早就出去了，说是有采访任务。

"她去哪采访了？"我问。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保安大叔摇摇头，"她就是登记了一下外出，说明天才回来。你是她什么人？"

"男朋友。"我说。

保安大叔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眼神有点意味深长，好像在说现在的年轻人胆子真大，为女朋友能从南京追到北京来。我没管他怎么想，道了谢，退到园区外面。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晒得人头皮发疼。我在园区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冰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把手机里所有能想到的、小柔可能去的地方都过了一遍。

可我不知道她去哪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北京的事。我们分手之前那段时间，她偶尔会提起北京，说故宫的角楼冬天会结冰溜子，说后海的酒吧里有唱民谣的歌手，说三里屯的夜里灯光像是洒了一地的碎金子。我那时候听着，觉得那些东西离我很远很远，远得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现在我突然发现，我对她想去的那座城市一无所知，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

这个认知让我胸口闷得发慌。

我在便利店门口坐了两个小时，期间给她打了十几通电话，全都是关机。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报警的可能性，但转念一想，一个十八岁的女生外出采访一天没接电话而已，警察大概率不会当回事。

到了中午，我饿得不行，进便利店买了一个面包和一盒牛奶，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啃。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我差点把牛奶喷出来，可拿起来一看，不是小柔，是我爸。

"你去哪了？"他问。

"北京。"我说。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爸说："行，注意安全。"就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的字样，鼻子有点发酸。我爸从来不多问，我十二岁那年我妈走了之后，他更是沉默得像一座山。他只会在我出门的时候往我兜里塞两百块钱，在我发烧的时候把毛巾浸了凉水搭在我额头上，在我高考前一晚破天荒地炖了一锅排骨汤。他不会说那些漂亮话，可他的沉默里有一种让我安心的分量。

下午两点，我又去保安亭问了一次。保安大叔说人还没回来。我说你能帮我查一下她登记的那个采访地址吗？保安大叔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登记本翻给我看了。小柔的字迹我很熟悉，她在"去向"一栏填的是"昌平区某水库，采访当地环保情况"。

昌平区。水库。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昨晚梦里那条河，水面上的碎冰，她一步一步走进去的样子，一下子全涌了上来。我强作镇定，跟保安大叔道了谢，转身走出去就开始搜昌平区的水库。地图上显示大大小小有七八个，我挨个筛选，最后锁定了一个叫"翠明湖"的小型水库，因为网上有一条地方新闻说那里最近被举报有人偷排污水。

我打车过去，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北京的交通让我这个在南京长大的人大开眼界，司机师傅在地图上一片一片的红线里左冲右突，最终把我扔在了一条乡间公路的路口，说前面车开不进去了，你得自己走。

我下了车，沿着一条柏油路往水库方向走。路两边是大片的玉米地，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偶尔有一两声鸟叫传过来。走着走着我远远地看见了水面，反射着下午四点钟的太阳，明晃晃的一片，像是铺了满湖的碎玻璃。

我加快脚步跑过去。水库不大，四周有铁丝网围栏，挂着"禁止游泳"和"水深危险"的牌子。我在围栏外面转了一圈，没看见人。正打算再往前走走，忽然听见一个声音从水库东侧的树丛里传出来："你站那边别动，对，就是那个位置，别动——"

那个声音我听了无数回，在课间、在放学路上、在晚自习停电的黑暗里，它曾经抵着我的耳朵轻声说过许多少年人听了会脸红的话。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然后我看见她从树丛后面钻了出来。短袖白衬衫，牛仔短裤，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手里举着一台单反相机，对着水库东边的一片芦苇在拍照。她瘦了，比高考前又瘦了一圈，锁骨从领口里露出来，清晰得像两道刀刻的痕迹。

可她活着，好好的，全须全尾地站在离我几十米远的地方。

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差点跪下去。我扶着旁边的铁丝网稳住自己，大口大口地喘气。她听见动静回过头来，看见我，相机差点脱手。

"你怎么在这儿？"她瞪着眼睛问。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话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死了，酸涩得厉害。我就那么隔着二十米的距离看着她，看着她那张晒得微微发红的脸，看着她额角沁出的细汗，看着她因为惊讶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所有在火车上积攒的疲惫、恐惧、不安，在这一刻突然都涌了上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你电话关机，我联系不上你，我以为……"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翻自己的包，翻了好一会儿，从夹层里掏出一只手机来。屏幕是黑的，她按了按，没反应，又按了按，还是没反应。

"没电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点心虚，"昨天忘了充电，今天一大早出来采访，忙着取景就……忘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太阳从西边斜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延伸到我脚边。我们谁都没说话，就这么站着，风吹过玉米地，沙沙沙地响，像是有千军万马从远方跑过来。

她走过来，到我面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下，仰着脸看我。我比她高一个头，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鼻尖上细小的汗珠，还有左边脸颊上那个浅浅的梨涡。

"你从南京过来的？"她问。

我点点头。

"就因为我没回消息？"

我又点点头。

她的眼眶突然就红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一步跨过来把脸埋在我胸前，两只手攥着我T恤的下摆，攥得指节发白。她的肩膀在抖，又像是在忍，忍得很辛苦。我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该不该落下去。

"你傻不傻。"她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跨了半个中国来找我。"

"你才傻。"我终于把手落下去，搭在她后背上，"手机都不充电。"

她在我怀里笑了一声，又像是哭了一声。那天下午的风是热的，带着水库的水腥味和远处农田里刚浇过水的泥土味。我抱着她站在水库边的土路上，身后是整齐的玉米地，身前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天边堆着一团一团的白云，像是谁在蓝布上绣了大朵大朵的棉花。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回朝阳区。她说采访还没做完，明天还得再来一趟水库。我们在昌平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她洗了澡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膀上，穿着一件她带来的大T恤当睡衣。我躺在另一张床上，看着天花板，听见她在那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喂。"她突然喊我。

"嗯？"

"你今天吓死我了。"

"你才吓死我了。"

她翻了个身面朝我这边，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模糊的轮廓。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其实我那天说分手，是骗你的。"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我根本没想跟你分手。"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我那天就是……就是心里特别慌，我觉得你好像没那么在乎我，你从来不说你以后想怎么样，你家里的事也从来不跟我说。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其实没那么喜欢我，只是不好意思拒绝我。"

"不是。"我翻了个身也面朝她，两个人在黑暗里对着彼此的方向，像两只隔着玻璃缸互相张望的鱼，"我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你那么优秀，能去北京，能做你想做的事。我能给你什么？一个卖鱼家的儿子，连复读的钱都拿不出来。"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然后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说："你这个人真讨厌，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觉得我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吗？"

"我没这么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我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从小到大被教会的道理就是男人的难处得自己扛着，说出口就会变成软弱。可这些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最后我叹了口气，说："对不起。"

她没再说话。过了好久，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响，然后她抱着枕头爬到了我的床上，在我身边躺下来。床很窄，我们两个人并排躺着胳膊碰着胳膊，她的头发散在我枕头上，有一股淡淡的椰子味。

"以后别这样了。"她把脸埋在我肩膀旁边，"有什么事跟我说，行不行？"

"行。"

"那我们还在一起？"

"当然。"

她在黑暗里笑了一下，然后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指，和去年停电那个晚上一模一样。她的手还是凉的，还是有一层薄薄的汗。我反手握住她，心里想这一次我不会再松开了。

我们在北京待了三天。白天她去做采访，我就在她附近晃悠，帮她背器材、举反光板、跟附近的村民聊天打探消息。她采访的是翠明湖附近一个小村子被化工厂排污影响的事。村子里有不少老人说湖里的鱼这两年越来越少，之前能钓上三两斤的鲫鱼，现在连巴掌大的都难觅踪影。她认真地记、认真地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人像在发光，我就在旁边看着，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绕着她转的笨拙的飞蛾。

第三天傍晚采访结束，我们坐地铁回市区。车厢里人很多，我们挤在角落里，她靠着我打了个盹。北京的地铁哐哐当当地开，报站的声音机械而清脆，她在我肩膀上睡得毫无防备，呼吸均匀得像一只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猫。

那天晚上我回了南京，她留在北京继续参加训练营。高铁票是我爸又给我转了一千块钱买的，他只说了一句"够不够"，我说够了，他就再没回。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把摊子托给别人帮忙，自己跑去银行给我汇的钱。他没有网银，也不会用手机转账，只能排队去柜台。

回南京之后我跟小柔恢复了联系。每天打电话、发消息，跟以前差不多，只是更黏糊了一些。她会把白天采访到的有趣事讲给我听，什么村里的老奶奶养了一只八哥会说普通话，什么她在回龙观吃了一碗炸酱面特别地道，什么训练营的老师夸她稿子写得有灵气。

我听着，替她高兴。我自己的日子也在往前走，南大的录取通知书七月中旬到了，那天我爸难得地请了半天假，买了一只烤鸭和一瓶啤酒，我们爷儿俩在逼仄的客厅里吃了个饭。他没说太多，只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出息了"，然后闷了半瓶啤酒。

我以为一切都会顺着这个轨道走下去，我开学、念书、毕业、找工作，然后等小柔从北京回来，或者我去北京找她，我们有一个有希望、有奔头的未来。可我那时候太年轻了，年轻到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节外生枝"。

那个枝子叫阿兰。

阿兰是我初中同学，严格来说是我初一时候的邻居。我们家那时候还没搬去秦淮区，住在城东一个老厂区的家属院里。阿兰家在我们家隔壁，她爸是厂里的锅炉工，她妈在厂门口开了一间小卖部。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在院子里玩，跳皮筋、打弹珠、拍画片，夏天的时候还一起抓过知了。后来厂子倒闭了，我们家搬走了，阿兰也跟着她爸妈去了别处，我们就断了联系。

重逢是在七月底的某一天。那天我去家附近的水果店买西瓜，结账的时候听见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一个扎着低马尾的姑娘冲我笑。她瘦高个儿，皮肤白得发青，衬得眼角下一颗小痣格外显眼。

"不认识了？"她歪着头看我，"我是阿兰啊。"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八年没见，她变了很多，小时候圆嘟嘟的脸抽成了鹅蛋形，个子蹿了一大截，唯一没变的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阿兰？你怎么在这儿？"

"我搬回来啦。"她说，"我爸去年退休了，我们又把老房子盘回来了，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住这儿。你呢？听说你考南大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跟你爸在菜市场遇着过，你爸说的。"她从西瓜堆里挑了一个圆滚滚的，抱在怀里拍了拍，"你爸说你考了六百多分，厉害啊。"

我嘿嘿笑了两声，有点窘。她又问我现在有没有空，说她买了好多东西提不动，想让我帮忙送回去。我本来是准备买完西瓜就回家躺着吹空调的，可她站在那里笑盈盈地看着我，那个表情跟八年前在院子里喊我"来抓知了"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

阿兰租的房子在三条巷那边，是个老式居民楼的三楼，没有电梯。她搬回来的东西确实不少，两大箱子书、一袋子衣服、还有一个看起来特别沉的收纳箱。我帮她一趟一趟地搬上去，三层楼跑了四趟，后背全湿透了。

她家里收拾得挺干净，就是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显然还没完全归置好。她给我倒了杯冰水，我坐在沙发上灌了半杯，打量四周。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有一张是初中毕业照，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第二排的我自己，那时候我瘦得像根豆芽菜，头发剃得短短的，一脸傻气。

"你看这个。"阿兰凑过来指着照片里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你还记得她吗？"

我凑近看，是个圆脸短头发的姑娘，笑得咧着嘴，露出一颗小虎牙。我努力回忆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

"是我呀。"阿兰笑出了声，"我那时候胖的，你肯定认不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眉眼之间有几分影子，只是那时候的她比现在圆润得多，整个人像一颗饱满的糯米团子。我忍不住笑了："你变化也太大了吧。"

"那可不。"她起身去厨房拿了一盘切好的哈密瓜出来，递了一块给我，"女生嘛，长开了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我们在沙发上坐着聊了很久。她说她初中毕业之后去了一个中专读护理，现在在市里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她爸身体不太好，所以她从外地回来了，方便照顾。她问我的事，我就简单说了说，家里情况、考了南大、暑假正闲着呢。说到小柔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太多，只说了有女朋友了，在北京。

阿兰点点头，没多问。她靠进沙发里，把腿蜷起来搁在坐垫上，赤着的脚趾甲上涂着一层淡粉色的甲油。窗外电扇吱吱呀呀地转着，阳光从半拉的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窄带。有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我们还在那个厂区家属院里，还是两个满院子疯跑的小孩，可现实是我们都已经十八岁了，一个要去上大学，一个已经上了两年班。

那天之后我们恢复了联系。她有时候下了夜班会给我发消息，吐槽医院里遇到的奇葩病人；有时候会问我一些关于高考报志愿的事，说是帮她表妹打听的。我就耐心地给她讲，她听完总是说"你好厉害啊，我一听这些就头大"。

我那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跟阿兰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现在重新联系上了，说说话、聊聊天，多正常一事儿。小柔在北京忙着她的训练营，她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有时候连着两三天才有空跟我通一次电话。我就跟阿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填补那些空档。

八月初的一天晚上，小柔给我打电话，说她训练营结束了，过两天就回南京。我挺高兴的，问她几点的车，我去接她。她在电话那边笑，说不用接，她爸她妈会去，让我在家等着就行。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傻乐了一会儿，然后就收到了阿兰的微信。她发了一张照片，是她做的一盘红烧排骨，配文说"第一次做，好像盐放多了"。我回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她又发了个哭脸，说"你来帮我尝尝呗，我一个人吃不完"。

我犹豫了一下。那时候快晚上十点了，外面天已经黑透了。我想说太晚了算了，可她又发了一条："我明天上白班，再不吃完就坏了，浪费。"

我想了想，还是出门了。三条巷离我家不远，骑共享单车十分钟就到。到了她家楼下，她已经在窗户那儿探出头来冲我招手了。

上楼，进屋。桌上摆着那盘排骨，确实有点焦了，旁边还放了两碗米饭、一碟拍黄瓜。她穿着居家的短袖短裤，头发随便抓了个丸子头，鼻尖上沾着一小块面粉。我指着她鼻子笑，她愣了愣，跑去照镜子，回来的时候脸红了，在围裙上蹭了半天才蹭掉。

我们吃饭，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她放了一部老港片，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们一边看一边笑，看到尹天仇说"我养你啊"的时候她停住了筷子，盯着屏幕没动。我看她一眼，发现她眼圈有点红。

"怎么了？"我问。

"没事。"她吸了吸鼻子，"就是觉得这个镜头特好。"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她送我下楼，在楼道口站了一会儿，月亮很亮，把她的脸照得白惨惨的。我跨上单车，冲她挥手说走了，她点点头，站在那里目送我出了巷口。

骑出去一百米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瘦长的身影被月光拉得更长了，像一根细竹竿插在路灯底下。她看见我回头，又冲我摆了摆手。

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就把那点异样甩到了脑后。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想过，一个年轻的、刚刚重逢了旧日伙伴的姑娘，深夜把一个人叫来家里吃饭、看电影、送他到楼下，还站在那里目送他不肯上楼，究竟意味着什么。

八月中旬小柔回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她，她拉着一个粉色的行李箱从出站口跑出来，扑过来抱着我的脖子蹭了蹭。她晒黑了一点，但精神很好，叽叽喳喳地跟我讲这一个月在北京的见闻。我听着，帮她拉着箱子，走在南京八月滚烫的柏油路上，觉得日子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可阿兰还是会找我聊天。她给我发好笑的短视频，给我看她做的饭菜，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再去尝尝她新学的菜。我一概回复，但没有再去过她家。我隐约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好，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好，就只好用"保持距离"这种笨办法来处理。

直到有一天，小柔翻我手机。

那是个很寻常的下午，我们在新街口的一家奶茶店里坐着。她去上厕所，手机没电了，说借我的手机查个东西。我没多想就递给她了，然后低头喝奶茶。

过了大概有两分钟，我抬起头，看见她盯着屏幕，脸色不太对。

"怎么了？"我凑过去看。屏幕上是我跟阿兰的聊天记录，她翻到了昨天晚上，阿兰发了条消息说"今天夜班好累啊，有个病人折腾了半宿，我都快散架了"，我回的是"那你早点休息，别熬太晚"。

就这么平平无奇的两句话。可小柔把手机举到我面前，问："这是谁？"

"阿兰，我初中同学，以前邻居。她刚搬回来，就……"

"你们每天都聊？"小柔打断我。

"也没有每天吧……就偶尔。"

她把手机翻转过来给我看聊天记录的时间线。我这才发现，这一个月里我跟阿兰的聊天频率确实不低，差不多隔天就会有几条，有些是闲聊，有些是她问我事情，有些是她在吐槽工作。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可被小柔这么摆出来一看，确实显得有些频繁了。

"她是不是喜欢你？"小柔问得很直接，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不可能。"我立刻否认，"我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跟哥儿们似的。"

"你确定？"

"我确定。"

小柔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我坦然地回视她，因为我心里确实没鬼。我跟阿兰就是正常聊天，我从来没有过任何越界的想法，也没有给过任何暗示。可小柔的表情没有放松，她把手机还给我，端起自己的那杯奶茶喝了一口，没再追问。但那一下午她的话明显少了，笑也少了，像是有一层薄薄的冰隔在了我们中间。

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小题大做，心想女生是不是都这样，看见男朋友跟别的女生说话就要吃醋。可我忽略了，小柔是我认识的最敏感、最会观察细节的人，她能在采访的时候从村民的三言两语里抽丝剥茧出关键信息，她怎么可能看不出一个十八岁的女生对另一个人有没有特别的心思。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阿兰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这边喂了半天她都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被吓着了，连声问她怎么了。她抽噎了好久，才断断续续地说她爸今天晚上晕倒在家里了，送去医院一查，胃癌，晚期。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人本来就不是我擅长的事，何况是这种至亲重病的大事。我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你别急，在哪家医院？我过去。"

她报了个地址，在城南的一家中医院。我挂了电话就往外跑，骑单车骑了二十分钟赶到医院。在急诊走廊里找到她的时候，她缩在塑料椅子的角落，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她妈在旁边坐着，也是一脸憔悴。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她看见我，又哭了，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僵了一下，但没躲开。她爸在抢救室里，她和她妈在走廊里等，这时候我就是个来帮忙的朋友，我不能把她推开。

那晚我们在医院待到凌晨。她爸脱离了危险，被转进了病房。她妈留下来陪护，让我送阿兰回家休息。我扶着她走出医院大门，南京八月底的夜还是热的，风裹着溽热扑在脸上，她的肩膀还在微微发抖。

走到医院门口的停车棚旁边，她突然站住了。我也跟着停下，回头看她。路灯在她头顶，她的脸明暗交错，眼泪又下来了，顺着脸颊淌下去，在下巴尖上凝成一颗亮晶晶的水珠。

"谢谢你。"她说。

"别客气，应该的。"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她往前迈了半步，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消毒水和眼泪混在一起的气味。她抬手抹了把脸，自嘲地笑了一下："我是不是特没用，遇到事情就只会哭。"

"没有，你挺厉害的。你爸这事儿换了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摇摇头，眼泪又掉了一串："你回去吧，太晚了。我自己能走。"

"我送你到家。"

"真的不用。"她推了我一下，推得很轻，"我又不是小孩了。"

那天晚上我还是送她回去了。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她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脸贴着我后背，隔着薄薄的T恤，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洇湿了一小片布料。我骑着车，走过了南京深夜安静的街道，心里乱得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把她送到楼下，我看着她上了楼，楼道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层一层暗下去。她在三楼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冲我挥了挥手，说了句"路上慢点"，就把窗户关上了。

我回去的路上脑子里不停地转着。我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了，可我理不清楚。我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刚刚高中毕业的男生，我的人生经验全部来自课本和街道，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复杂得像毛线团一样的关系。

第二天小柔约我见面。她一见我就问昨晚去哪了。

她站在我家巷口的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背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马尾扎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平静得过头。我站在她对面的阴凉里，看着地上被阳光割裂成碎片的槐花影子，把昨晚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问了一句话，语气很轻，可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在我心上："你喜不喜欢她？"

"我跟她真的就是朋友。"我几乎要举手发誓了。

"朋友会在半夜打电话哭着叫你过去？朋友会靠着你肩膀哭？朋友会搂着你的腰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她一连串地问，声音一点一点地拔高。

我想反驳，可我发现我反驳不了。那些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是我看到一个男生这样为另一个女生跑前跑后、深夜相送，我也会觉得不对劲。可我身在其中，总觉得"我们是发小啊"这五个字可以解释一切。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她。"我说，"我喜欢的是你。"

小柔闭了一下眼睛。她再睁开的时候，睫毛上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但她没让那点东西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

"你问。"

"如果有一天她跟你说她喜欢你，你会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答不上来。我说我会拒绝，这是实话。可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预感，那个场景如果真的发生，我做不到像拒绝一个陌生人那样干脆利落。阿兰是我认识最久的人之一，她爸现在重病住院，这种时候如果她跟我说了那些话，我根本没法狠下心来伤她。

就那两三秒的沉默，小柔全都读懂了。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比哭还难看。然后她转过身，背对着我，说："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

"小柔……"

"你别说了。"她背对着我，肩膀纹丝不动，"你是个好人，阿兰也是好人。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本来就不一样。我掺和在中间，迟早大家都不痛快。我不想以后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想着怎么照顾她的心情，更不想哪天你们俩出了什么差错反倒怪到我头上。"

她说完就开始往前走。槐花被她的脚步带起来，细碎地飞在空中。我追了两步，想拉住她，可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让我停下了。

那种眼神我在新闻上见过，在那些经历了天灾人祸的人脸上见过——是一种彻底放弃了什么东西之后的、空荡荡的平静。她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认识又不太认识的人，嘴唇微微抿着，说："你回去吧。我走了。"

她就这么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沿着巷子走出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那天下午的阳光热辣辣地照着，槐花还在往下落，空气里有一股甜腻腻的香气。我站在那棵树下站了很久，久到路过的邻居问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跟小柔又分手了。这一次她铁了心，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我去她家楼下等她她也不出来。林婷婷后来告诉我，小柔跟她说过，她不是不爱我，可她受不了那种"三个人挤在一起"的窒息感。她说她宁愿一个人痛痛快快地难受一阵子，也不想被钝刀子一点一点地磨。

那阵子我整个人像丢了魂。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小柔走那天的背影，想她在奶茶店里红着眼眶问我的样子。我想去找她，可每一次站在她家楼下，脚就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我觉得我没资格去找她，因为她说的是对的——我跟阿兰之间确实有一条细得看不见、可确实存在着的线，那条线让我没法斩钉截铁地拒绝任何事。

阿兰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她发给我的消息变少了，即使发，也只是一些寒暄问好的话。我不敢多回，可又不敢不回。我怕她爸的病情加重、怕她压力太大撑不住、怕她一个人在深夜的医院走廊里哭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这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把我磨得精疲力竭，十八岁生日那天我谁也没叫，一个人跑到江边喝了罐啤酒，对着江水发了半宿呆。

那个晚上我做了那个梦。三个姑娘的脸在水面上一一浮现——小柔的、阿兰的，还有一张我一时没认出来，后来才想起是陈橙的。她们都在笑，都在流泪，我怎么伸手都够不着。我在梦中拼命挣扎，醒来的时候浑身是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九月来了。我拖着行李去了南大。开学那天校园里人山人海，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办完了入学手续，被分到了六人间的宿舍，认识了一帮从五湖四海来的新舍友。新的生活像是强行给我按下了"重启"键，我逼着自己去上课、去食堂、去社团，白天把自己填得满满当当，晚上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可有些东西不是"重启"就能消失的。小柔的微信头像我一直没删，但她的朋友圈已经很久没更新了。我偶尔会点进去看，最近一条还是她训练营结束时发的那张"结业啦"的照片，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文化衫，笑得没心没肺。我盯着那张照片看很久，然后退出来，把手机扣在桌上。

阿兰那边我也在关心。她爸做了手术，恢复得还不错。她给我发过一次消息说"谢谢你那段时间陪着我"，我回了一句"应该的"，然后对话框就沉了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过。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风平浪静地滑下去。我跟小柔彻底完了，跟阿兰也回到了普通朋友的状态，大学生活按部就班。我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谈一段新的恋爱，隔壁班的文艺委员长得挺好看，在食堂打过两次招呼。

十月的一个周末，我在宿舍刷手机，突然看见班级群里有个人转了一条新闻链接，标题写着"北京某媒体训练营学员因涉嫌编造虚假新闻被调查"。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点进去看，越看越慌。那条新闻里提到一个叫"青芒计划"的暑期项目，涉及到一个学员在采访过程中伪造采访对象、夸大事实。新闻配了一张模糊的图片，上面的人影我看不清楚，可那个背着的书包——藏蓝色的、侧面有一个白色的小刺绣——我认得。那是我跟小柔在北京的时候，陪她在王府井买的。

我几乎是颤抖着给小柔打了电话。这一次没有关机，但她没有接。我连续打了七个，第七个的时候她接了，声音哑得像是三天没喝水："你看到新闻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他们说我在水库的采访里编造了污染数据，说那个村子里没人举报过排污的事，说我全程都是在自导自演。"她的声音很平，平得没有一丝起伏，"训练营把我除名了，媒体那边说要追究我的责任。我学校的导师也找我谈话了，说这个事情会影响我的学业。"

"可你明明去了那个村子，那些老人明明跟你说了那些话，我亲眼看见的！"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宿舍里另外两个室友扭头看我。

"没用了。"她在电话那边笑了一声，短促而苦涩，"那个化工厂的老板有关系，找到训练营的负责人压下来的。他们说我不懂规矩，说一个实习生不该去碰这种敏感的事。反正就……就这样了。"

我的手在发抖，握着手机的指关节泛白。我想安慰她，想说你别怕我帮你作证，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一个刚上大一的穷学生，拿什么帮她作证？拿什么去对抗一个能把媒体训练营都压住的化工厂老板？

"你还好吗？"最后我只能问出这一句。

"还行。"她说，"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我以为做记者是伸张正义，结果还没踏进这行呢，就被人教做人了。"

"小柔……"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语气很疲惫，"我没事。挂了。"

电话就这么断了。我再打过去，又关机了。那一个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六月那个夜晚，焦虑、恐惧、无能为力的感觉铺天盖地地涌上来。可这一次我不知道她在哪，不知道她会在哪里哭、哪里难过、哪里一个人坐着发呆。我什么都做不了。

那几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翻来覆去地找所有能联系到她的人。林婷婷说小柔确实出事了，她爸她妈都急得不行，可小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让她帮忙转达几句话，说我一直在、我信她、她没做错任何事。林婷婷说好的，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转达，也不知道小柔收到之后是什么反应。

就在我为小柔的事焦头烂额的时候，阿兰的电话来了。那天是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图书馆出来，手机一接通就听见她在哭。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一次她在电话里哭，是她爸查出癌症的那天。

"怎么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稳一些。

"我……"她喘了口气，"我怀孕了。"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手机差点滑脱手。我靠在图书馆外面的墙上，感觉腿有点软："谁的？"

"我们医院的一个医生。结过婚的。"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那几个字几乎听不见了。

"他逼你的？"

"没有。"她吸着鼻子，"是我自己傻。他对我好，说跟他老婆早就没感情了，说会离婚娶我……我就信了。现在他翻脸不认人，说是我勾引他的。医院里传开了，我待不下去了。"

我闭上眼睛。秋天的风从梧桐树间穿过来，卷着落叶打着旋儿，有点凉了。我脑子里乱得像一团浆糊，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哪？我过去。"

我翘了下午的课，坐地铁去了她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她坐在角落的位置，戴着一顶棒球帽压得很低，整张脸藏在阴影里。我坐到她对面的那一刻，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肿得像核桃，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你别管我了。"她的声音哑得厉害，"我就是……就是想说给你听，说出来我舒服一点。"

"什么别管？你这种时候我能不管？"我把她的咖啡推到她面前，逼她喝了一口。

她捧着杯子，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咖啡里。我坐在对面看着她，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这个姑娘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在厂区院子里疯跑过、一起抓过知了、一起吃过她妈小卖部里五毛钱一根的冰棍。后来她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犯了不该犯的错，现在坐在我对面哭得像小时候摔破了膝盖一样。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我妈还不知道。我爸身体刚有点起色，我不敢告诉他。"

"那个男的……真的一点责任都不负？"

她苦笑了一下："他有老婆有孩子，他负什么责？他巴不得我消失。"

那个下午我在咖啡馆里陪她坐了三个小时。我跟辅导员请了假，帮她想了几种办法——先去正规医院做检查，确定身体状况，然后咨询法律途径，实在不行也要想办法让她爸妈知情，毕竟这种事瞒不住。我说这些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偶尔嗯一声，肩膀一直在抖。

我承认，那天下午我动了某种不该动的心思。看到阿兰那么脆弱、那么无助地坐在那里，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我跟小柔彻底完了，如果阿兰需要一个人来照顾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我是不是……可为这个想法，我在当天晚上回宿舍的路上狠狠抽了自己一记耳光。我凭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我才十八岁，我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明白，我拿什么去给另一个人托底？

可那个念头就像一颗钉子，被锤进去之后就钉在那里了，抠都抠不掉。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一种奇怪的节奏中度日。白天上课，晚上跟阿兰联系，陪她说说话、问问检查结果、帮她查一些相关的规定和信息。她的状态时好时坏，有时候能笑着跟我说两句，有时候一接通就开始哭。我尽可能耐心地听着，尽可能给她出主意。可我知道我能做的很有限，这种事归根结底是她自己要面对的决定和后果。

十一月初，阿兰做了手术。是她妈陪她去的，她爸那边终究还是知道了，气得摔了一个碗，可第二天还是去了医院。我去看了她一次，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看见我的时候努力挤出一个笑来。

"你别来了，看着吓人。"她说。

"我看看就走。"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把一兜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她妈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念叨着"造孽啊"。阿兰闭上眼，说了句"妈你别说了"，病房里就安静了。我坐了十几分钟，看她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退出来。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听见她妈在后面小声说了句"这孩子命苦"，我的心揪了一下，没回头走了。

那段时间小柔那边也终于有了回音。林婷婷告诉我，小柔被学校留校察看了，虽然没开除，但档案里留了一笔，以后考研找工作都有影响。她的导师帮她周旋了很久，把最严重的"造假"降格成了"失察"，算是从轻发落。可我知道以小柔那种把"真相"两个字刻在骨头上的性格，这种"从轻发落"对她的打击远比处罚本身更重。

我给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我说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显得苍白，可我相信你做的采访是真的，那些村民说的话是真的，你拍的照片是真的。总有一天会有别的人去把那个化工厂的问题揭开，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才是对的。别人怎么给你定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做了对的事。

她过了很久才回。只有四个字："谢谢。我信。"

那四个字让我一个人在宿舍阳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心里又酸又胀，像是被什么东西塞满了又堵住了。

就在我以为所有风浪都差不多平息了的时候，陈橙出现了。

陈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开学一个多月了，我跟她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都是"借过一下""谢谢你""好的"这类。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靠窗位置，头发剪得很短，齐耳的长度，戴一副银框的圆眼镜，个头小小的一只，总是安安静静地听课、记笔记。

第一次注意她是在军训的时候。那会儿九月初太阳毒得很，我们在操场上站军姿，隔壁连有个女生中暑晕倒了，陈橙第一个冲过去把人扶起来，把她背到了医务室。她那么小一个人背着另一个差不多高的姑娘，走得踉踉跄跄的，可愣是没让人中途摔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姑娘挺仗义。

真正跟她熟起来是十一月中旬。那天晚上我情绪特别差，小柔那边又被学校某个老师在课堂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所谓的"行业失德"，阿兰的身体恢复得不太好，我在宿舍待不住，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面的操场上去坐着抽烟——我那时候刚学会，抽得还不太熟练，呛得直咳嗽。

"你还好吗？"

我抬头，陈橙站在我面前，手里提着一袋橘子。她把橘子递过来："吃吗？我从家里带的。"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一个。她在我旁边坐下来，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也不说话，就剥橘子吃。操场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侧脸在灯下显得有些孩子气，像高一新生。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散步。"她说，"晚上吃撑了，出来消消食。"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操场上有几个夜跑的人从我们面前经过，脚步声踢踏踢踏的。她吃完了第二个橘子，拿纸巾擦了擦手，然后扭头看我："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没否认，也没承认。她等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自己接下去说："没事，不想说可以不说。我就是看你坐这儿抽闷烟，看着挺惨的。"

我被她这话逗得嘴角弯了一下。她看我笑了，也跟着笑，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在路灯底下白白亮亮的。

那之后我们慢慢熟了起来。她家在常州，爸妈都是中学老师，家里就她一个闺女。她说她从小就想学新闻，考南大新闻系是她从初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结果分数差了一点被调剂到了中文系，正打算大二转专业。我听着她的规划，心里想起了小柔。她们想做同一件事，可小柔走了太多弯路。

陈橙有一种本事，她能用最平淡的话把一件事说得让人浑身舒坦。我失魂落魄的那阵子，她没有追问原因，只是偶尔在图书馆碰见了会坐在我对面，递过来一杯热牛奶，说"熬夜伤肝"；或者在我发朋友圈说"今天好累"的时候评论一个抱抱的表情。她的关心是那种不给你压力的、润物细无声的，像春天的雨，落下来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可过了一会儿你发现脚下的草全都绿了。

我心里很清楚她在做什么。一个女生主动关心一个男生、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他身边、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安安静静地陪着，这不是"同学情谊"能解释通的。可我那时候的状态实在太疲惫了，我不想再猜谁的心思、分析谁的好感、判断该拒绝还是该接受。跟小柔的两次分分合合已经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跟阿兰那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更是让我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所以我选择了装糊涂。陈橙递牛奶我就喝，她约我去图书馆我就去，她在微信上跟我聊东聊西我就嗯嗯啊啊地回。可我从来不主动找她，也从来不给她任何超出"普通同学"范畴的回应。我想的是——等她自己觉得没意思了，就退回去了。

我高估了自己的钝感，也低估了她的韧性。

十二月的一天，阿兰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她说她妈跟她爸商量之后，决定把她送到她姨妈那边去待一阵子，换个环境散散心。她在消息里写了长长一段话，说她谢谢我这段时间陪着她，说她知道自己之前做了一些糊涂事、给我添了很多麻烦。最后她说："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我确实喜欢过你。从小就喜欢。你别有压力，我就是跟你说一声，说完了我就放下了。"

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窗外在下雨，南京十二月的雨又冷又阴，敲在宿舍的玻璃窗上噼里啪啦响。宿舍里就我一个人，另外几个人去参加社团活动了。我坐在床沿上，把那段话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给她回了一句："你好好养身体，到了姨妈那儿安顿下来跟我说一声。"

她没有再回。那之后我们偶尔还会联系，但频率低了很多，内容也变成了纯粹的寒暄。她去了苏州她姨妈家，在一家小诊所找了份工作，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我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可同时又有些空落落的——一个人从小陪着你长大、后来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你的青春里留下痕迹的人，突然从你的生活中心退到了边缘，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说清楚。

小柔那边的情况也在好转。她参加了学校的一个读书会，交了几个新朋友，朋友圈偶尔会发一些日常——读的书、写的随笔、在天台上拍的夕阳。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地去打扰她，可每次她发动态我都在心里默默地想一句"挺好的"。

我以为这些事都翻篇了，我跟陈橙之间的关系也会慢慢淡下来。可陈橙显然不这么想。

大一的寒假来临之前，陈橙约我去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吃街吃麻辣烫。十二月末的南京冷得入骨，我们坐在热气腾腾的小店里，窗玻璃上全是雾。她呼着白气跟我说了她的新年计划，说了她想转专业的事，说了寒假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短期传媒实践——她说这些的时候一脸雀跃，跟当初小柔说起北京时一模一样。

我听着，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犹豫了半晌，还是开口了："你寒假要去北京？"

"对啊。"她咬着筷子，"有个机构办了一个寒假训练营，我申请上了。你想不想去？我帮你也问问？"

"我不去了。"我摇摇头。

"为什么？"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麻辣烫的锅子在面前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辣椒的红油在汤面上打转。我看着那些气泡一个一个地浮起来又破裂，然后我说："陈橙，我有些事得跟你说。"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表情有点紧张。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能说的事挑着说了。我说了我高中谈过一个女朋友，她去了北京，我们在两个城市之间拉扯过、分手过、和好过、又分手了。我说了我有一个从小的发小，她出了一些事，我在她那段时间帮了不少忙，也因为这个跟那个女朋友彻底闹掰了。我没说那些太具体的细节，但我告诉她，我现在心里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在北京，我不知道我跟她还有没有可能，可我知道我现在没法干干净净地去喜欢别人。

陈橙安静地听完了。她夹了一片娃娃菜慢慢嚼着，嚼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圆圆的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清亮亮的："你说的那个女朋友，你现在还想跟她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可我没想明白之前，我不该拖着你。"

她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麻辣烫的锅子还在咕嘟，旁边桌有人在划拳，小店里的热气把我们两个人的脸蒸得红扑扑的。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容坦坦荡荡的，跟平时一样露出两颗小虎牙。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她说，"我其实早就猜到你心里有人了。你这个人吧，看人的眼神有时候飘得很远，像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心里一定装着一件事或者一个人。"

我被她说得有点窘，低头吃了一口粉条。

"我不急。"她又说，语气轻松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还在。我又不跑。"

我抬头看她，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用筷子在锅里捞着丸子，好像刚才那些话跟她没关系似的。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宿舍，女生宿舍楼下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这个季节已经没什么花了，只有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底下投出细密的影子。她站在台阶上冲我挥手，说"寒假快乐"，就一蹦一跳地上楼去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心里涌上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像是冬天里忽然有人往你手里塞了一杯热茶，掌心烫了一下，可浑身上下都暖了。

寒假回到家，我终于又见到了小柔。除夕前一天，她约我在当初我们第一次牵手的那所中学门口见面。那天下了小雨，我撑着伞提前到了，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头发长了一些，披在肩上，整个人清减了许多，但眼神还算亮。

我们在学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她指了指旁边那棵老梧桐树——去年我们高三的时候经常在树底下碰头，她给我带她妈做的红枣糕，我给她带我爸煮的茶叶蛋。树还在，叶子落光了，枝干被雨淋得黑乎乎的。

"我来跟你说一声。"她看着那棵树，没有看我，"之前那个事，我学校那边差不多处理完了。我导师帮我争取了一个去上海交流的机会，下学期就走。"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脸上还是平稳的："去多久？"

"一年。如果表现好，可能直接转过去了。"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雨丝被风斜吹着落在她脸上，她眨了眨眼，"我认真想过了，我还是想做记者。北京那个坑我不会再踩，但这条路我得继续走。"

"挺好的。"我说，声音有点干。

她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说："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祝你前程似锦'？"

我被她说得一愣，然后忍不住笑了。她也笑了，我们俩就这么站在冬天的雨里对着笑了一会儿，笑得各自的鼻尖都红通通的。笑完了，她呼了一口白气，说："这次我想听点别的。"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照顾好自己。天冷加衣服，采访的时候别一个人去太偏的地方，手机记得充电。"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低下头使劲吸了吸鼻子，再抬起来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可脸上在笑："记住了。你也是，别老替别人操心，多想想自己。"

那天我们撑着同一把伞在雨里走了很久，沿着学校外面那条走了无数回的街道，一直走到大光路的路口，她家的方向。她在路口停下来说就到这里吧。我把伞递给她，她接过去，冲我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雨幕里。白色羽绒服的背影被水汽氤氲得有些模糊，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她回了下头，冲我扬了扬手中的伞，然后就拐进了巷子里。

我站在路口淋着雨，直到她的身影彻底看不见了，才慢慢转身往回走。那天的雨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走回去的一路上心里又酸又暖，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正月里阿兰从苏州给我寄了一盒她自己做的芝麻糖，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新年快乐，谢谢你"。我把糖分给了宿舍的兄弟们，明信片夹在日记本里收了起来。

大一下学期开学，陈橙果然成功转了专业。她高兴得像只得了坚果的小松鼠，在食堂里拉着我又蹦又跳，我被她晃得手里的汤差点泼了。她拉着我的胳膊说"为了庆祝，你得请我吃饭"，我说"你不是刚吃完吗"，她说"那不一样，那是食堂，这是庆功宴"。

那天晚上我带她去新街口吃了一家港式茶餐厅。她点了一桌子的虾饺烧卖流沙包，吃得不亦乐乎。吃到一半她突然停住筷子，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什么？"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故宫角楼的雪景。她脸上有点不好意思，低头戳着碟子里的虾饺："我寒假去北京的时候买的。当时想着你好像对北京挺在意，就带了张回来。"

我拿着那张明信片翻了翻，背面是她清秀的字迹，写着"愿你看到最美的风景"。我抬头看她，她正假装专心致志地对付一颗烧卖，耳朵尖却红得像要滴血。我收好明信片，说了句"谢谢，我很喜欢"，她嗯了一声，把烧卖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藏了满嘴松果的小仓鼠。

那天晚上送她回宿舍，又走到那棵桂花树底下。她上了两级台阶，回头看我。路灯把她的脸照得柔柔的，银框眼镜的镜片上反射着一点暖色的光。

"那个……"她犹豫了一下，"你现在想明白了吗？"

我站在台阶下仰头看她。四月的风吹过来，暖融融的，带着不知哪里飘来的香樟花的味道。我脑子里快速闪过了很多人和事——小柔在雨里说"我想听点别的"的样子，阿兰在明信片上写"新年快乐"的笔迹，陈橙递给我热牛奶时掌心的温度。她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十八岁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每一个都让我变成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人。

我笑了一下，说："想明白了一半。"

"那一半是什么？"

"那一半是——我还不能给你百分百的保证。可是如果你愿意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剩下那一半也想明白，我挺想试试的。"

陈橙站在桂花树的影子里，圆眼镜后面的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她没有跑下来抱我，也没有说什么肉麻的话，只是冲我伸出了小拇指："拉钩。"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出小拇指勾住了她的。她的手指小小的、暖暖的，勾得紧紧的，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跑掉似的。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提过"想明白"这件事。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在周末去夫子庙吃小吃。她偶尔会问起小柔的事，我就说她在上海交流得挺好的，发过几条消息，都是报平安。她就点点头，靠在我肩膀上继续看书。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翻手机相册，翻到了去年夏天在北京拍的那些照片——翠明湖的水面、昌平小旅馆的走廊、南站广场拥挤的人流。我看着那些照片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给小柔发了一条消息："上海冷吗？"

她回得很快："还行。你呢？"

"南京也还好。"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发了一句："当初那个水库的采访，后来有个环保组织的人找过来了，说他们在做相关调研。你信吗，可能真的有人会替我把那个真相翻出来。"

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我信。"

"那我继续努力了。"她发了一个奋斗的表情。

我把手机锁屏，翻了个身。窗外是南京四月的夜，梧桐树新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间或有一两声鸟鸣从远处传来。我想起去年六月那个被蚊子咬醒的夜晚，想起我做过的那个梦，想起我在火车上睁着眼睛熬过的漫漫长夜。那时候我以为十八岁这一年会把我的生活彻底撕碎，可现在回头看看，每一个碎裂的缝隙里都透进来了光。

小柔在北京栽的跟头没有白栽，她后来写的那篇关于环保问题的稿子在校刊上发表了，引起了一些关注。阿兰在苏州的小诊所干得挺好的，她发过一张自拍，气色好了很多，眼角那颗痣在阳光底下亮亮的。陈橙在我旁边均匀地呼吸着，手指蜷在我的掌心里，像一只找到了窝的猫。

我十八岁那年，先后和三个姑娘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分。奇怪的是，这三个人后来全都出了事——她们遭遇了人生的困顿、挫败、打击，一个被制度性的力量压弯了脊梁，一个被情感的贪婪灼伤了肌肤，一个在暗恋的泥淖里浪费了大半个青春。可她们全都挺过来了。这大概就是我不愿意用"邪门"或者"倒霉"这种字眼来描述那段岁月的理由。因为那些"出事"的背面，恰恰是她们在谷底硬生生把自己拽上来的、那股谁也夺不走的韧劲。

而我也从那个在江边喝闷酒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愿意拉别人的手、也愿意被别人拉着往前走的人。这大概就是十八岁给我最狠也最温柔的馈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