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4年，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办公室里，一封标着“绝密”的信被送到桌上。信封上的字是铅笔写的，落款写着“江青同志处”。杨勇只看了一眼，便让秘书原封不动封好，按组织程序退回中央办公厅。
这不是普通的退信。信封里没有江青所写的文字，只有几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按照当时的规定，这类材料并非一般干部可以随意传阅，突然以个人名义送到军区司令员手中，意味自然非同寻常。
杨勇没有拆封。
他交代秘书：“不看，退回去。以后再有类似信件，登记以后，按程序处理，不要直接送到我这里。”
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领，办事向来不绕弯子。对他而言，军队系统有军队系统的规矩，中央文件没有正式下达，地方和部队就不能凭个人来信自行行动。
杨勇能够如此强硬，并不是一时意气。1972年5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他重新恢复工作。第二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新疆任职，周恩来负责向他传达决定，并先后两次找他谈话，详细说明新疆的情况和中央的要求。
当时的新疆，战略位置重要，民族、边疆、军队和地方工作的关系十分复杂。杨勇到任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声望上，而是反复强调一个“团结”。这句话听起来朴素，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他很快发现，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错误说法，似乎谈民族问题就是制造差别，党的民族政策反而被搁置一边。杨勇没有回避，而是耐心解释政策依据，同时把少数民族干部真正放到重要岗位上使用。
司马义·艾买提等干部受到他的重视，原因并非身份，而是能力和责任心。谁擅长什么，就让谁负责什么。杨勇看重的是工作实绩，也明白新疆的事情，必须依靠新疆各族干部共同去办。
有意思的是，杨勇的作风很快在当地形成了鲜明印象。有人关注这位战将会不会带来一套强硬办法，结果发现，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团结干部上却相当宽厚。新疆军区的工作由此逐渐稳定下来。
1974年1月底，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司马义·艾买提，将北京传来的有关会议材料打电话告诉杨勇。材料中出现了一些对周恩来、叶剑英等老同志不利的言论，也让杨勇察觉到，某些人正借会议和讲话扩大影响。
他随即提醒身边同志：“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不能向下传达，先把情况掌握住。”
这道口子没有被打开。外面的风声不断，新疆军区却没有跟着起哄，更没有组织类似的活动。杨勇把部队建设、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摆在前面，要求各级干部保持清醒。
江青的亲笔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寄到新疆。
第一封信被退回后，不久又来了一封。这次信件内容与一首长诗有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名作者写了长诗，稿件辗转到了北京。信中要求杨勇找作者谈话，给予鼓励，转交相关批示，再将原稿和材料分别退回。
表面看，这只是处理一份文稿，实际却带有明显的个人授意色彩。军区办公室副主任李增林把信送到杨勇手中时，杨勇看完便皱起眉头：“既然不准备公开，直接退给作者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层层转下来？”
李增林也直言，过去有的单位收到类似信件，可能会大张旗鼓地召开大会，借机显示重视。杨勇听后摆摆手：“只要我在新疆一天，就不搞那一套。”
他没有扣下材料，也没有另立规矩，而是严格按照信中要求办理。原稿退给作者，其他材料连同信件一并封存退回，既不扩大影响，也不借题发挥。
原作者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材料无法在石河子直接交接。李增林便联系有关同志，由新疆方面的负责人在北京找到作者，完成谈话和退稿，随后将全部材料原封不动退回。
这件事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给人留下借口。杨勇听完汇报后笑了，对李增林说：“事情办得很好。这样一来，她就是有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了。”
这句话背后，是杨勇在新疆坚持的办事原则：个人信件不能代替组织文件，特殊身份不能凌驾于制度程序之上，军队也不能被卷入没有正式依据的政治活动。
从1973年到1977年，杨勇在新疆工作了四年。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仍把注意力放在军区建设、干部团结和边疆工作上。外部压力越大，他越强调按组织程序办事，不让新疆军区随波摆动。
1977年，杨勇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邓小平处理总参日常工作。1983年，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徐向前曾评价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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