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入梦来【刘英】

▋苏区时期

1932年冬天，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因为我是秘密学习无线电的，就叫我去中央苏区，不到别的苏区去。共产国际的命令，是谁也不能违抗的。

一路上花了半年，才走到瑞金。到中央局后见到了管交通的邓大姐。她在总书记博古的办公室的外面办公，担任中央的秘书长。罗迈（李维汉）原来是我的老上级，见到我很高兴。我向罗迈和博古提出不干无线电，他们两个同意了。

李维汉（罗迈）

凯丰当时是少共中央局书记，要我到他那里去工作。胡耀邦是秘书长。后来凯丰又派我到福建，当省少共书记，参加发展团员的工作。

那时陈潭秋是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洛甫带着阿金（金维映）来参加。洛甫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鼓励我发言。

我那时也同李坚真熟了。她是劳动妇女，当省委妇女部长。洛甫以前就叫她当妇女部长，她那时还哭了，说当不了。文革时我和闻天在广东肇庆，李坚真正在广东工作。她想来看我们，但是当时省委不告诉她我们住在哪里。

瑞金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又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罗迈说，老区又没有人来，就让我们少共中央列席。这时，凯丰就叫我留在瑞金，当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做动员工作。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说，胡耀邦做宣传工作更合适，就同他对调了。陈潭秋也留下来当粮食部长。

少共中央在下霄村，临时中央在沙洲坝，离得很近。那里在一起的都是我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或者老师。我们有共同语言，自然结成一团，也不分是早还是晚去莫斯科的，是支部局的还是反支部局的。教条主义者不反对我们，我们年轻，又没有什么地位。那时，和邓小平、张爱萍这些人，常常一起散步，聊天，天南地北地乱吹一通。消遣嘛！别人看见我们就说，牛皮公司来了！

博古

那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洛甫、周恩来和项英四个人。毛主席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他是托病抵制。博古讽刺挖苦说，“又请假了！”在中央苏区，听说洛甫和博古的关系不好，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摩擦，有分歧。博古有点跋扈。有一次我去中央局，就听见罗迈和博古议论，对洛甫有意见。

洛甫因为不满博古领导，被调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几个部的工作都向他汇报、请示。洛甫担任这个职务后，就搬到政府所在的村庄，同林（伯渠）老等人在一起，只有开会时才来中央。有的说，这是博古为了把他排挤出中央采取的办法。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在那里监督∗。我也搞不清。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常常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我和他气质相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能谈得来。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毛主席的同学周以栗是我的老师，我入党时影响过我。他对毛主席很崇敬，经常跟我讲毛主席的事。所以，我还没见到毛主席，就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也很好。

毛主席那时生着病，还正受到排挤，别人很少去看他。少共中央组织部长王盛荣还同我说：刘英，你要注意呢！我不管这些，去看他总可以揩点油，搞点面条什么吃的，肚子饿嘛！一次在我要走时，他还送我一片广柑。还有一次叫去他那里吃炒鸡块。那时候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情。

王稼祥在围剿中挂了花。他当总政主任，实际上只是挂个名，这时也住在沙洲坝养病。他当时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反对他们的那些人是不太理他们的，他们孤独得很。毛主席和王稼祥住在一间独立房子里，就在我住的少共中央附近，我不用骑马就能走到他们那里。他们晚间散步常在一起，有时也散步到少共中央来，在我这里说说笑笑，写写诗，谈谈《红楼梦》。不是我去就是他们来。打乒乓球我又不打，在一起就是聊天。毛主席没有架子，什么都爱讲。王稼祥也把别人送给他的缴获的东西拿给我吃。

王稼祥在长征时抬着走，经常发冷，身子疼得好厉害，瘦得皮包骨。后来还是去苏联治疗，看到骨头都黑了，刮去了一层，过了一年才治好的。他不能吃苏联人的饭，要给他单独弄点东西吃。后来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被调了回来。王稼祥后来有心脏病，晚上睡不着，不能随便吃厉害的安眠药。吃了，晚上发病时就醒不来，不能把人叫到跟前来。他就是头天吃了药，第二天喊他喊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死的（王稼祥1974年去世）。这是朱仲丽告诉我的。我和王稼祥的关系一直是蛮好的。

那时，我同毛主席的关系比同洛甫深。洛甫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也是很佩服的。我在地方工作队工作，洛甫也喜欢来我们住处看看。只是他很忙，来得少，不像毛主席和王稼祥在养病，有闲工夫。

邓小平挨了整，灰溜溜的，被调去办《红星报》。王稼祥同情邓小平，告诉我：说是邓小平犯了错误，右倾，害得他连老婆都给搞掉了；实际上他是很有才干的，报办得好。

金维映（右一）

阿金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工作时是李维汉的下级，两人那时就有感情。只是李维汉已经有了一个旧式夫人，是家庭妇女，小脚，为了掩护机关正同李维汉住在一起。所以阿金和李维汉两人那时没能结合。从上海到福建苏区的路上，阿金和邓小平是假夫妻，两人就到了一起。到苏区后不久，邓小平就因“邓毛谢古”案挨批。这时罗迈当组织部长，阿金又到了他手下当工作人员，于是同邓小平离婚而和罗迈结合。所以，他们的结合并不是罗迈乘人之危，而是他们两个在阿金同邓小平结合之前早已有了感情。

在苏区，我们这些人一般都称毛主席为“老毛”。他自称“大帅”或者“毛大帅”，博古也就这样叫他。一般人称他毛主席。叫他“主席”，那是整风以后的事，建国后就普遍化了。

▋“扩红”

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因为前方死伤人太多，派了一大批干部分头下去“扩红”（扩大红军）。王首道、陆定一都是“扩红”突击队长。罗迈也派我去雩都当突击队长。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扩红”，那是在1934年5月。开始是高自力当队长。他是土地部长，一面搞粮，一面搞“扩红”，平均使用力量，没有着重“扩红”，队员找的又都是本地人，所以任务完成得不好。我带了十多人，连夜赶到雩都。

高自力另有任务，后来就到苏联去了。我是单打一。那时许多县都没有搞起来，完成任务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多天，我就很担心。我召集各区干部和赤卫队开会，还想了很多办法，安排妇女下田、编草鞋、由妇女慰问队在门口送草鞋，母送儿，妻子送郎，等等。这样，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由支部书记、党员和干部带头，按地区编连营，少先队员是整队整排地参加。结果超额完成任务，“扩红”三千多人。主要还是群众好。群众喊保卫苏区的口号，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军委动员部的滕代远奖给我们粮食、书和一条毛巾。

第一次“扩红”，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见到邓小平，他说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讲这是项英说的。

刘英

苏区的“扩红”工作是很难做的。那时潘汉年在杨殷县当突击队长。那里是个边区，老百姓一听说要“扩红”，就翻过山头跑到白区去。潘汉年因此挨了罗迈的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撤了他的职，还通报了他。潘汉年经过我那里的时候灰溜溜的，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啊！

后来在长征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大家讨论和提意见。潘汉年对在“扩红”中受到批评一直不满意，听了传达就高兴了。那时候在扎西搭了个台子，搁几张长板凳，洛甫做传达，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传达完有几个人上去讲话，凯丰也讲了。潘汉年怂恿我上台讲话，揭发罗迈。我想，罗迈是顶头上司，不好讲，就讲了凯丰。因为凯丰也同博古一样，强调客观。等我一讲完，凯丰就上台做检讨了。

第一次“扩红”后没有过多久，到9月份，我又参加了一次“扩红”。是罗迈直接找我谈话，叫我再去的。我本来不想去，因为男的都没有了，走了的也是有去无回。他又叫我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我第二次来“扩红”，工作已经很难做下去，很多村子都只有妇女下田干活了。罗迈抓得很紧，要求每天报告“扩红”人数。那时我骑着马到处跑，天天算人数，三天就给罗迈发一次特快信。有一次三天没有写信，罗迈就写信来问为什么没有信。

这次来，毛主席已经在赣南省委。他公开讲是来“扩红”，秘密任务是来侦察地形，准备长征。

因为毛主席兼管“扩红”，我受到他的直接领导。我一方面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一方面也向他汇报。他单独住在一间房子里，叫我每天都去向他汇报。我白天忙，都在晚上去。

∗在会昌时就强调肃反。他对雩都也有指示，强调肃反。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后来又打电话来，说在三天之内要破案，找出多少个反革命。于是县保安局就抓了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那时候，“扩红”搞不下去，就用竹竿子扯那些人，扯得他们哇哇叫：“我是贫雇农，分了土地，怎么会反对政府呢？我不反对‘扩红’啊，我是革命的，我不是反革命啊！”我是队长，中央派来的，全盘管这事。我和张震芳在那里看到了他们这样做。我就说：不能这个样子搞嘛，不是就算了，放了他们！我是觉得“左”了。

在雩都，D.F也很“左”。有好多人都是他指定要严刑拷打，搞逼供信的，我很有意见。

张闻天（洛甫）

洛甫知道抓人的事以后，就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我和张震芳。他说，雩都扩大红军，胜利完成任务，工作成绩很好，但对于肃反要慎重，现在许多人把反对“扩红”当成反革命，这是不对的；不同意“扩红”有各种原因，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现在好多地方肃反肃得太宽了。我得了这封信，赶快找县保安局长。他就说：解放了，解放了！就把那些人都放了。

我向毛主席汇报，“扩红”困难。毛主席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把突击队长组长都叫来，和县区乡的干部一起开个会。我说开会不行，没有时间啊。毛主席说，你不要以为花这几天时间不合算，要看到思想不打通就动员不起来。我又说没有人去通知他们。他就叫来四个警卫人员，他口述如何通知。这些人都是农民，毛主席叫这些人复述一遍，他们就分头下去了。这就把人都叫了来。

那时毛主席正在打摆子，要盖几床棉被。洛甫知道后派傅连粦去给他治病，傅连粦拿刚缴获来的金鸡纳霜给他吃。他吃了刚退烧，身体还很虚弱，就来参加会了。开会时我就按毛主席的意见对他们讲应该如何“扩红”。讲完后，大家一定要毛主席讲话。我想照顾他的身体，说他的病刚好，身体很弱，我刚才讲的就是毛主席要讲的意见。但是大家不断鼓掌，要他讲话。他就着重讲两个字——决心。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讲，任务严重，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大家就知道了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形势。毛主席讲话大家最爱听。他常说：大家都是农民，讲深了他们不懂。博古很会讲，用很漂亮的语言讲，但是大家听不懂。结果开完会以后，大家就都很高兴地分头去办了。我从毛主席这次行动中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思想工作第一。

这次“扩红”的任务是几百个，开了会，只完成了十多个。会后不久，毛主席来我住的地方，让我赶快回中央。我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走。毛主席叫我写一个文件，讲：凡是破坏“扩红”的，队长就有权处理。突击队有权枪毙人呢！他走出去一段路，又折回来对我讲，你一定要走，有特殊任务，他自己也走。我那时很幼稚，不了解形势，也不明白什么路线斗争，只知道干，服从领导，根本没有想到是要撤退。后来才知道，那是毛主席为了照顾我。那时绝大多数干部是当地人，他考虑我是外来干部，又不会讲当地话，不能留下来。后来接到罗迈电话，也要我回瑞金，我这才走的。因为罗迈主管“扩红”工作，完不成任务要挨批。

我在回瑞金的半路上又见到毛主席。他后面还带着挑子。看到毛主席给王稼祥准备了马，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两副担架，就像四川的滑竿一样，上面用竹子编了个搭篷，人可以躺在里面。到瑞金后我去看毛主席，对他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军事秘密啊！你不走，就把你丢下了。

陈丕显

撤退的决定是秘密的。我9月27日得到要转移的通知。罗迈指着我说，让这个小鬼走吧。妇女有3万人，只让30人走。凯丰先走，他给我留下一封信，里面有走的人名单。陈丕显那时十七八岁，想跟着队伍走，眼泪汪汪地找我。我找罗迈反映。罗迈是执行任务的，他把脸孔一板，说，这是“三人团”决定的，不能改！我只能向阿丕做工作，劝他留下来。陈丕显后来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会席位排在前面，每次都要让我，说大姐是老领导。我说现在你是领导。

那时说的是上前方，讲上前方、留后方都是一样工作。那时大家的组织观念都很强，都服从组织决定。

周以栗是跟着瞿秋白一起走的。周以栗牺牲了，瞿秋白也牺牲了。周以栗是很好的，瞿秋白也是。瞿秋白当教育委员时，我在他下面搞中学部的工作。他做事认真极了，兢兢业业啊！他开会时累得吐血，我很佩服他。瞿秋白是不应该牺牲的。可以用担架抬博古，抬洛甫，抬毛主席，抬王稼祥，他们抬得，瞿秋白为什么抬不得？瞿秋白还不是完全走不得路。徐老（徐特立）也是走一阵抬一阵的嘛。他们都是有名的人，又不能改名改姓。瞿秋白向洛甫反映过，想跟着走。洛甫提了，但是博古不同意，∗没有讲话，∗是执行者。

“三人团”是最后转移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检讨。他一检讨，博古、李德就孤立了。博古还坚持了一阵，李德一直是顽固的。到延安以后也一直不承认错误，说都是党领导的，是你们执行得不对，不买账。所以他后来写书嘛！他同肖月华结婚，是少共中央促成的。肖月华嫁给李德，可以捞点吃的。后来李德又同李丽莲结婚，李德离开延安，李丽莲要跟他走，中央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