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18年没随过一分份子钱，儿子结婚却要全家族去上海赴宴

二叔18年没随过一分份子钱，儿子结婚却要全家族去上海赴宴

收到二叔家发来的请柬那天，我正蹲在自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剥蒜。母亲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那张烫金的大红卡片，脸上的表情像喝了一碗没放盐的疙瘩汤。她把请柬递给我，说，你二叔家的海涛要结婚了，在上海，五星级酒店，让咱们全家都去。

我接过请柬，翻开，里面工工整整印着时间地点，末了还有一行小字：敬请家族亲友莅临，共襄盛举。我数了数，光我们这一支，大伯家、三叔家、姑姑家，再加上我们家，拢共得去二十来口人。上海，五星级酒店，飞机票，住宿，份子钱，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账，手里的蒜皮粘在指头上，黏糊糊的。

二叔是我们家出了名的铁公鸡。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妈说的。我妈这个人，一辈子要强，嘴上不饶人，但她从不无中生有。二叔十八年前从厂子里下岗，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去了南方，听说是跟人合伙做小生意。那时候我们这边的风俗，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亲戚之间都要到场，随份子，帮衬着。二叔走后的第一年，大伯家的堂姐出嫁，电话打过去，二叔说生意忙走不开，托人捎了两百块钱。第二年，三叔家的儿子结婚，二叔还是没回来，这次连钱也没捎。再往后，我们家我考上大学摆升学宴，二叔没音讯。我哥结婚，二叔说刚进了批货手头紧。我妈气的在厨房剁饺子馅，刀砸在案板上咚咚响，嘴里念叨着，你二叔这是跟咱们断了亲了。

这些年，二叔其实回来过几次。每年清明，他像掐着点似的，天不亮就开车到村口的老坟上，烧一刀纸，放一挂鞭，等我们这些睡眼惺忪的侄子侄女赶到坟地，只看见一地的纸灰和车轱辘印。有一年我起得早，远远看见他站在坟头前，西装革履的，皮鞋锃亮，跟周围半人高的荒草格格不入。我想喊他一声，他却像背后长了眼睛，拉开车门一溜烟走了。父亲坐在堂屋里抽旱烟，烟雾缭绕中叹口气，说，你二叔在外面也不容易。

可这话我们都不太信。有从上海回来的老乡说，二叔在城隍庙附近开了个卖珍珠首饰的铺子，生意红火得很，还在浦东买了房。消息传开，亲戚们聚在一起时难免提起，语气里透着酸，也透着凉。大伯喝多了酒，拍着桌子说，老二这是发了财忘了本，眼里没咱们这些穷亲戚了。我妈在一旁织毛衣，头也不抬，只说，不来往也好，省得添堵。

所以这张请柬的到来，就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多年死寂的水塘，炸开了花。

家族群里最先炸了锅。堂姐在群里发了个翻白眼的表情，说，十八年没见人影，一露面就要收网了。三叔家的堂弟更直接，说，爸，咱们别去了，来回折腾一趟，少说万把块，有这钱给咱家换台新冰箱不好吗？我哥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妹，你说二叔这是唱的哪一出？他儿子结婚，在咱老家摆几桌不就得了，非得折腾到上海去，这不是明摆着让咱知难而退吗？

我握着电话，看着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下几个红透的柿子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我说，哥，要不咱问问爸的意思。

父亲那天晚上破天荒开了瓶老酒，就着一碟花生米自斟自饮。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发出嗤嗤的声响。父亲喝了半杯酒，脸上泛了红，说，去，怎么不去？他是你二叔，海涛是你堂弟，一辈子的大事，咱当长辈的不去，让外人看笑话。

母亲手里的针停了停，说，去也行，那随多少份子？这些年，咱家大大小小的事他可是一分没掏过。咱们这边的规矩，礼尚往来，他不出，咱也不用多给。

父亲夹了颗花生米嚼着，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给一万。母亲差点把鞋底子扔他脸上，你疯了？咱家一年种地加我打零工才攒几个钱？你给一万，他连个响屁都不会放给你。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说，你懂什么？我不是给他，我是给海涛那孩子。孩子没错。再说，咱去上海，住要吃要，这一万块随出去，就当是给二叔看看，咱老家人讲理，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坐在一旁听着，心里翻腾得厉害。父亲这辈子最重亲情，兄弟姊妹六个，他排行老大，一直以大家长自居。二叔多年不回来，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难受。每年过年吃年夜饭，父亲都会多摆一副碗筷，母亲问给谁的，父亲就说，万一老二回来呢。那副碗筷摆了十八年，年年落空。

出发那天，我们一大家子在机场碰了头。大伯拄着拐杖，被堂姐扶着，三叔一家四口大包小包，姑姑特意烫了个新发型。大家脸上都挂着笑，可那笑像贴在玻璃窗上的窗花，看着喜庆，一碰就掉。大伯私下里拉住我父亲，说，老大，咱这么多人过去，吃住怎么算？二弟在电话里可没提。父亲拍了拍大伯的手，说，到了再说，他总不能把咱撂大街上。

飞机落地浦东，二叔派了两辆商务车来接。车子穿过高架桥，两边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眼晕。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想起小时候二叔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前杠上，他下巴搁在我头顶，呼出的热气暖烘烘的。那时候他还在厂里当工人，每个月发工资会给我买一根麻花。后来他下了海，麻花没了，人也像断了线的风筝。

酒店确实气派，水晶吊灯亮得像星星，地毯厚得踩上去没声音。二叔站在大堂门口迎我们，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两鬓却白了不少。他笑着迎上来，先握住父亲的手，喊了声大哥。父亲的手抖了一下，我看见父亲的眼圈泛了红，但他忍住了，只用力回握了一下，说，老二，你瘦了。

二叔引着我们往宴会厅走，边走边说，给大家安排了酒店的房间，就在楼上，先歇歇脚，晚上六点开席。他说话语速很快，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脸上的笑容周到而客气，像酒店里经过专门培训的服务生。我注意到他全程没提费用的事，也没问我们路上辛苦不辛苦。他只是在尽一个主人的本分，安排，指挥，确保一切流程不出差错。

宴会厅布置得很洋气，舞台上有鲜花拱门，大屏幕循环播放着新郎新娘的婚纱照。海涛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记忆中那个拖着鼻涕跟在我后面要糖吃的小男孩，如今穿着笔挺的西装，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挽着身边穿洁白婚纱的新娘子，笑得一脸灿烂。他走过来给我们敬茶，喊我姐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我说，海涛，恭喜你。他笑着说，姐，你能来我真高兴。我看着他，心想，他大概不知道这十八年来我们之间的那些疙瘩。

开席后，二叔上台致辞。他站在聚光灯下，拿着话筒，声音有点颤。他说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远道而来，说海涛是他的骄傲，说他这些年在外打拼亏欠了家人很多。他说到动情处，声音哽咽了一下，我看见台下的大伯摘了眼镜擦眼睛，姑姑别过头去抹泪。那一刻，我心里那块冰好像化了一点。我想，也许二叔真的不容易，也许他今天办这场婚礼，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断了十几年的亲缘重新接上。

可接下来的事，又把这点刚融化的暖意浇了个透心凉。

酒过三巡，堂姐嘴快，忍不住问海涛，说你们在上海买房压力大不大？海涛正喝得高兴，随口说，爸帮我们付了首付，剩下的我们自己还。堂姐又问，那首付不少吧？海涛比了个数，说，也就几百万。桌上一下子安静了。几百万，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能在最好的地段买两套大房子加一辆好车。三叔家堂弟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搁，低声跟我妈嘟囔，说二叔有钱给儿子在上海买几百万的房子，没钱随我们家的份子，哪怕当年意思意思给个三五百，咱也不说啥。我妈没接话，只是拍了拍堂弟的手背。

最让我难受的是礼金环节。我们这边亲戚按照老规矩，把装着现金的红包递给二叔。二叔接过去，看也不看，随手交给旁边一个穿旗袍的礼仪小姐。那小姐拿着个托盘，里面已经堆了一摞红包，她面无表情地把我们的红包码在最上面，像码货一样整齐。父亲那一万块的红包塞进去，薄薄一个，在那些厚鼓鼓的信封中间显得格外单薄。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议论，说老家的亲戚就是实在，坐飞机过来就随这点。另一个声音说，你懂啥，人家是亲兄弟，情分到了就行。这话听着像是在解围，可在我耳朵里比直接讽刺还扎心。

我转头看父亲，他端着酒杯正跟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二叔的朋友碰杯，脸上的笑像焊上去的面具。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不好受，因为他拿酒杯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那是他紧张或者难堪时才有的习惯。

晚宴结束后，二叔安排我们去房间休息。我和母亲一间，标间，不大，但干净整洁。母亲一进门就瘫坐在床上，用手捶着腰，说，累死了，这哪是来喝喜酒，这是来遭罪。她掏出手机，翻出家族群里的消息给我看。群里已经吵翻了天。堂姐发了一长段语音，点开是她带着哭腔的声音，说二叔压根没把咱当亲戚，全程就跟咱握了个手，连问都没问大伯的腿疼不疼。三叔在群里直接艾特了二叔的微信，说老二，你出来说句话，今天这酒，我们喝得不明不白。

二叔没在群里回话。过了大概半小时，他的电话打到了父亲手机上。我当时正在卫生间洗脸，隔着门听见父亲嗯嗯啊啊地应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说了句，行，我知道了，老二，你也早点休息。

我从卫生间出来，看见父亲坐在床沿上，手机搁在膝盖上，整个人像被抽了筋骨。我问，二叔说什么了？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他说今晚客人多，招待不周，让咱们别往心里去。又说，明天他安排了车送我们去外滩转转。

我冷笑了一声，说，他倒是会安排，从头到尾就是安排。爸，咱明天别转了，直接买票回家吧。

父亲抬头看我，眼神里浑浊的东西让我心里一揪。他说，不能走。你二叔说了，明天中午，在酒店有个家宴，就咱自家人，他说有话要说。

第二天中午的家宴设在酒店的一个小包间里。圆桌上坐了二十来个人，比昨晚安静了许多。二叔最后一个到，他换了件白衬衫，没打领带，显得随意了些。他手里拎着个黑色的手提袋，沉甸甸的。

他先挨个给我们倒茶，走到大伯身边时，蹲下身子，摸了摸大伯那条病腿，问了句，大哥，腿还疼吗？大伯别过脸去，没理他。二叔也不恼，起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把那个手提袋放在桌上。

他清了清嗓子，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有气。

包间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嗡嗡的风声。

二叔说，这些年，我没回过几趟家，家里的红白喜事，我人没到，钱也没到。我不是不知道规矩，我是没脸。他说着，把手提袋打开，从里面掏出一沓沓用牛皮纸包好的信封，按照名字摆了一桌子。大哥，这是你闺女出嫁我该补的。三弟，这是你儿子结婚我该补的。大姐，这是你家外甥考上大学我该补的。大嫂，这是侄子结婚我该补的。

他一个一个念过去，每一个信封上都用黑笔写着事由和金额。那些数字，按照我们当地十八年来的行情，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连通货膨胀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妈愣住了，伸手想摸那个写着她名字的信封，又缩了回去。她看着二叔，嘴唇动了动，说，老二，你这是干什么？一家人，说这些见外的话。

二叔摆摆手，说，大嫂，你听我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扫过在座每一张脸，最后落在父亲脸上。大哥，你那一万块红包，我收下了。但我得跟你说句实话，我不缺这一万块。我缺的是这十八年。

他说话的声音开始不稳了。他说当年他下岗去南方，跟人合伙做珍珠生意，头三年赔得底朝天，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有一年冬天，他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带着海涛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七天。那时候他给家里打过电话，是三叔接的。他张了张嘴想借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听见电话那头三叔家刚买了新拖拉机，正兴高采烈地跟邻居显摆。他觉得开不了口，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混成那样，没脸跟家里人开口。

后来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他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海涛的学费凑齐。再后来买了房，日子好过了。可每次想回家，一想起自己这些年缺席的那些事，心里就打退堂鼓。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哥，怎么面对当年那个在火车站想打电话借钱又没打的自己。他怕回来，怕我们问他在外面怎么样，怕我们跟他算旧账。他说他宁可用钱来弥补，因为钱最干净，不掺杂那些扯不清的情感。

可今天早上，他看见父亲在酒店大堂角落里，偷偷把那一万块红包又塞还给了海涛，摸着海涛的头说，孩子，这是大爸给你的结婚钱，你收着，别让你爸知道。二叔说，他站在拐角看见了，那一刻他才明白，钱买不来的东西，他这辈子都没还上。

父亲听到这里，终于没忍住，老泪纵横。他站起来，走到二叔跟前，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拍的二叔身子晃了晃。父亲说，老二，你糊涂啊！你是我亲弟弟，你在火车站睡七天，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大哥就算卖了那头牛也去接你啊！你硬撑什么？你撑了十八年，把一家人的心都撑凉了！

二叔的眼泪也下来了。他像个小孩一样用手背胡乱擦着脸，说，大哥，我知道错了。所以今天海涛的婚礼，我必须在上海办，我必须把你们都请来。我就是想让你们看看，看看你弟弟我没给你们丢人，我在外面站住脚了。我更想让海涛知道，他有大伯，有三叔，有姑姑，有一大家子人。这十八年我没教好他，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我让他认认亲。

海涛站在一旁，眼眶也红了。他走过来，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喊了声大爸。父亲赶紧把他拉起来，嘴里念叨着，好孩子，好孩子。那一瞬间，包间里哭成一片。大伯的拐杖倒在地上没人捡，三叔把二叔搂在怀里，像搂着小时候那个跟在他后面捡柴火的弟弟。

我站在母亲身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看着二叔花白的鬓角，看着他瘦削的脸颊，忽然觉得这十八年就像一场漫长的误会。不是谁故意要凉了谁的心，是各自都在生活的泥潭里挣扎，自顾不暇，又怕伸出手去，给对方添了麻烦，或者露了自己的怯。

那天中午的家宴，从十二点吃到了下午四点。大家把那些牛皮纸信封都推了回去，说，老二，过去的事不提了，今天咱只喝酒。二叔却坚持让我们收下，他说这是规矩，他欠的账必须还，还完这笔账，往后咱们重新开始，逢年过节，他带着海涛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跟兄弟几个打牌，陪大嫂去镇上赶集。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刚刚下定决心改过自新的孩子。

酒喝到最后，父亲有点醉了，拉着二叔的手絮絮叨叨，说家里那棵老柿子树今年结了多少果，说村口的路修成了水泥路，说大伯的腿风湿又犯了。二叔听着，不住地点头，说，大哥，我记住了，往后我常回来。

我们离开上海那天，二叔和海涛送到机场。二叔塞给父亲一张银行卡，父亲不要，二叔硬塞进他口袋里，说，大哥，这里面是三万块，不是给你的，是给村里修那条路的，以咱全家人的名义。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畅快，说，行，这个我收。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忽然很平静。这趟上海之行，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从怨气到尴尬，从尴尬到愤怒，从愤怒到心酸，最后落在了一种沉甸甸的踏实里。

回到家第二天，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说，你二叔其实心不坏，就是倔，死要面子。我在旁边择菜，说，妈，你说那十八年，二叔真的一次都没想过回来吗？母亲抖了抖被子，阳光在棉絮间跳跃，说，想肯定是想的，就是越想越不敢回。人哪，有时候就跟这被子似的，压久了会有褶子，得拿太阳晒晒，拿手拍拍，才能重新蓬松起来。

傍晚，父亲坐在柿子树下喝他那壶老茶，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掏出手机给二叔发了条语音。他说，老二，家里的柿子熟透了，我给你留了一筐，晒成柿饼，过年你回来带上海去。过了几分钟，二叔回了条语音，点开，是他带着笑意的声音，说，大哥，柿饼我爱吃，多放点糖霜。

我站在厨房窗户后面，看着父亲对着手机屏幕笑，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像秋天里盛开的菊花。窗外那棵柿子树上，最后几个红柿子被晚霞映得通红，像一盏盏被点亮的小灯笼，照着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院，也照着从此往后，那条重新通了车的回家路。

那几天，家族群里热闹得很。堂姐发了她在上海外滩拍的照片，说下次二叔回去得补请她吃顿大闸蟹。三叔家堂弟把二叔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拍了照发群里，配文说，我爸说了，这钱留着过年给二叔家海涛的孩子当压岁钱。姑姑在群里发了个大哭的表情，说想起二叔在火车站睡七天就想哭。二叔难得在群里冒了泡，发了三个抱拳的表情，说，往事不提，往后看。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热闹，心里头暖洋洋的。十八年的寒冰，在一个婚礼上化了。化得有点晚，化得有点疼，但到底还是化了。我突然明白，人这一辈子，亲人之间哪有真正的隔夜仇。所谓的疙瘩，不过是各自端着架子，等着对方先伸手。可这世上，肯先伸手的那个，往往是心里最没底的那个。二叔用十八年拼出了个前程，却差点弄丢了最要紧的东西。好在，他终于伸出手来了，而我们，也终于接住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想起二叔在机场送我们时悄悄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丫头，你二叔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把钱看得太重，把脸看得比天还大。往后，二叔要学着你爸，该弯腰弯腰，该伸手伸手。我问他，那你要怎么学？他想了想，说，明年清明，我早点回去，不赶早，不躲着你们，咱一起去坟上给你爷爷奶奶烧纸，然后回家，让你妈给咱包顿饺子。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又下来了。这回是笑着流的。我想象着明年清明，二叔不再是一个人开着车偷偷来去，而是大大方方停在村口，跟路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打招呼，然后推开我们家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喊一声，大哥，大嫂，我回来了。

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又在风里沙沙地响，我仿佛已经听见了那时候，满院子闹闹哄哄的说笑声，还有厨房里母亲剁饺子馅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像敲在人心上，踏实，安稳，而且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