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城市容不下一个拔钉的好人，便不会有人再为城市牛皮癣弯腰

文 | 墨白（媒体人）

2026年8月26日，公益拔钉博主“天翰（拔钉）”接到市民投稿，赶到新乡市文苑南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谁料开工不到十分钟，两名工作人员赶来当面叫停，理由是切割会引起扬尘。康先生当即反驳：切割的灰尘，远远小于马路上的扬尘。但在所谓管理人员的阻碍下，最终作罢。

两天后，九派新闻发出报道，全网引爆舆论。又一天之后，新乡市红旗区城市管理局通报，承认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了误解，并致歉。

这种博主其实很多：他们往往靠拍坑坑洼洼、地钉、城市牛皮癣之类的视频获取流量。虽说账号有一定的商业目的——涨流量、涨粉丝，靠广告等方式获取收入，但他们客观上也为清理城市牛皮癣做了好事。

这种公益与商业共生的模式，本就是一种健康状态。可在新乡当地的管理者看来，这种状态却不正常，要被劝阻。

评论区的意见非常统一：做好事还要报备？自己不干还不让别人干？好人难当……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你不报备，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更深层的东西，没有被提到。

当然，这里必须补充一句，管理人员劝阻他，确实有正当理由——但这个正当理由不是扬尘，而是《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30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也就是说，博主在人行道上的作业，属于未经批准的占道作业，这个叫停确实有法可依。

只能说执法人员不懂法。

但这不重要，不管他懂不懂法，这样的劝阻都是一种不得人心的管理方式。

城市里这种“牛皮癣”很多。比如很多有桩公共自行车，受共享单车冲击，导致项目撤场留下的残留。再比如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中的隔离栏、护栏、禁停桩，拆除时往往会留下钉子。

总之这些东西多，而且小、琐碎、隐蔽，大规模清理效率很低；加上地方财政紧张、市政预算不多，光凭市政的力量很难清完。

这时候如果有民间志愿者力量参与进来，与正规军形成互补，是非常健康的方式。

但很遗憾，正规军加民间志愿者这个方向，恰恰是官方完全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因为这种互补要成立，有一个硬性条件：正规军承认民间力量的合法身份。

新乡城管系统在回应中提到，康先生公益拔钉的视频“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工作上的推动”——言外之意是，民间力量仅仅被定位为信息提供者：可以发现，可以上报，但不能自行处置。

这在权力类型学中很常见。

我国的行政法律给公民的，基本上都是参与权，不是处置权：举报、监督、建议、听证，模糊地分个类，都可以称作参与权或者信息权。

但处置权，属于政府的垄断。

这个框架是刻意安排的。

设想以下，如果他们默认公民有权清除道路隐患，紧接着就会冒出一堆问题：凿下去万一伤了地下管线，谁负责？清除之后没弄平整，留下更隐秘的沟沟坎坎绊倒人，谁负责？所以只有授权、只有备案，才能把公民的权利变成公民的义务，把风险转移到公民身上。

你备案了，政府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想要取得资质，自身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比如要有合格的硬件设备，要能保证施工安全，要有电信和电路基础，以免破坏城市基础设施。.

只有这些报备到位，政府才能放心把活交给你做。

这些看似是施工条件，本质上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他把施工风险和成本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所以，官方回应里那句“建议备案”，对这个博主来说不是保护，而是驯化。

备案的本质，是把你放进一个批准或者不批准的裁量区，把你从一个权利主体变成一个申请主体：不批准，你就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批准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有了做这件事的义务？

除此之外的路都已被各种法律法规堵死了。比如《志愿服务条例》，开展志愿服务往往要依托志愿服务组织，而组织需要办理登记；比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未经批准不得占用、挖掘城市道路——都是在通过种种方式，把处置权牢牢管住。

所以在我国，想做一个好人，参与城市“牛皮癣”治理工作，上纲上线的看，甚至可以说是违法的。

官方建议的备案，其实是行政系统的理性利己。

这或许是一种病态。

城市牛皮癣问题需要解决，而看似合理、善良的行为，却天然违法。

这是悖论是怎么形成的？

我看了下这段历史，这是博弈出来的结果。

1990年到2012年之前，我估摸着那时候的行政治理思路是激进的。那时候GDP是硬通货：敢干的就上，不敢干的下去；考核GDP是指挥棒，大干快上，冒险有奖。副作用，比如债务，比如污染，比如强拆，都可以被容忍。指标只有一个，就是GDP。这个时代基层的肌肉记忆，就是多干多上。

到了2012年到2015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经济增速换挡，GDP不再分出胜负——大家都是百分之六七上下的增速，GDP竞争很难决出胜负；二是反腐加巡视全覆盖，再加上问责制的制度化，下行风险爆炸：冒险邀功的收益暴跌，出事的风险暴涨，官员的行为随之反转。

倪星、王锐2017年在《政治学研究》上就提到了这个转折，那篇文章叫《从邀功到避责》，他们归纳了基层避责的策略清单：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转移视线，等等。

从2015年到现在，“一票否决”的领域持续扩张——维稳、环保、安全生产、扶贫、防疫，都用上了一票否决。只要有人提出风险要素，很多时候这事就推不动了。再配合属地管理——所有的事都是基层的事，但资源和裁量权都不在基层——这种制度安排造成了权责错位，于是“不出事逻辑”成了全域治理哲学。在这种逻辑的管制下，很多明显对社会有益、对经济友好的事情都被压制，发展推动缓慢。

所以新乡发生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奇怪。

但很遗憾，不奇怪不代表它就正确。

这种行政思路和现在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底是怎样的因果关系，还是说它俩是双向循环、螺旋交织、互为因果的事情，我也说不好。

我希望社会能给出最优的答案：既能够保证合法、公平、善良，又能够让整个社会变得美好，让所有人都不再为所谓的权责烦忧，都能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