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厂只征了半个村，唯独我家被圈在厂区边，我没吵，花28万把房子改成便利店，门口挂牌：内部员工购物85折

免责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请读者朋友注意辨别，理智思考。

建厂只征了半个村，唯独我家被圈在厂区边，我没吵，花28万把房子改成便利店，门口挂牌：内部员工购物85折

“周彦，你疯了吧？你家那破房子不拆，你倒贴钱开什么便利店？”

表姐赵梅站在我家院门口，手里攥着一把瓜子，壳儿从她涂着豆沙色指甲油的指缝间掉下来，落在门槛上那道被拖拉机碾出来的深辙里。她身后是推土机扬起的黄尘，半截村碑已经没了，挖掘机的爪子正扒着二婶家的院墙，砖头哗啦啦地往下掉，动静大得像山塌了半拉。

我正蹲在门槛上，拿砂纸打磨一块两厘米厚的松木板。板子是从老屋那扇塌了的厢房门上拆下来的，木纹里有虫眼，我用手指摁了摁，把它们填上原子灰。

“听见没有？你那房子被圈在厂区边上了，谁还来你这儿买东西？”赵梅把瓜子皮啐在地上，“咱们村都拆完了，就剩你这一户钉子户，丢人不丢人？”

我把木板翻了个面，用尺子比划着，拿铅笔浅浅画了一行字。抬头看了她一眼。

“赵梅，你家拆迁款下来了？”

她愣了一下，瓜子嗑得慢了些：“下了，怎么？”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把铅笔头叼在嘴里，声音从齿缝间挤出去，“厂子建起来之后，四千个工人每天上下班都从我门口过，你猜他们喝不喝水？”

赵梅没接话。她看着我那面被炮机震裂了一道缝的院墙，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块还没上漆的松木板，嘴唇动了动，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碎砖上，崴了一下。

我没笑。

院墙根底下还有我妈去年腌的那口酸菜缸，盖子被震掉了，半缸浑水上面浮着一层白沫。我把它拖到屋檐底下，用塑料布蒙上，压了一块石头。然后我把那块松木板挂在院门口——门框是歪的，我用三颗水泥钉才把板子钉牢。板子上用红油漆写了十五个字：

内部员工购物85折。出示工牌即可。

漆没干透，我站远了一点看，又走近用手背蹭了一下，指头肚上染了一片红。

当天下午，规划局的车停在我家门口。

下来的是个年轻人，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夹着个牛皮纸文件夹。他没进门，站在那块牌子底下看了看，推了一下眼镜框。

“周彦先生是吧？我叫沈恪，负责厂区外围征迁的对接。”他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一张A4纸，“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当初划定红线的时候，您家正好在边界上，所以不在征迁范围内。但后期厂区施工可能会对您房屋安全造成影响，我们愿意提供一笔……补偿。”

他顿了一下。“或者，您也可以考虑置换到镇上。”

我靠在门框上，手里还拎着那个刷油漆的小桶。桶底还剩一层红漆，我拿小棍搅了搅。

“沈工，你说，一个四千人的厂子，一天得消耗多少瓶矿泉水？”

沈恪愣了一下。

“我是说，如果厂子自己开个内部商店，那叫后勤保障。但如果是外面开，那叫商业配套。”我把小桶搁在地上，看着他，“你们环评报告我看了，厂区没有配生活服务区。食堂倒是有，但食堂不开小卖部。”

沈恪没说话。他把那张A4纸翻过去，又翻过来。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声停了，安静得能听见风把那块松木板吹得咯吱响。

“您想表达什么？”

“我没什么想表达的。”我往后退了一步，把院门让出来，“我只是想跟你们厂长说句话。”

沈恪看了我三秒钟。他把文件夹合上，点了下头。

第二天上午九点，一辆黑色迈腾停在我家门口。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短发，深灰色西装裤，平底鞋。她没先看我的房子，先看了一眼那块红油漆牌子。然后她转过身，朝我伸出手。

“周彦，我是陈默。厂区的项目负责人。”

她手掌干燥，指尖有茧。

“你门口这块牌子，如果让员工来买东西，属于场外交易，财务上没法走账。”

“我没让他们走账。”我说，“现金、微信都行，不要发票。”

“那税呢？”

“我办执照。”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把问题提前想过三遍之后确认一切都在预期内的平静。“你知道厂区里为什么没配商店吗？”

“不知道。”

“因为所有配套设施都在规划里被砍了。”她语气没有任何起伏，“审批砍了三轮，最后只保留生产单元。所以你说得对，四千个工人，确实没地方买水。”

她说着，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划了两下，然后把屏幕转过来对着我。屏幕上是一张照片——我那块红油漆牌子，被拍得清清楚楚。

“昨天沈恪回去之后发了条朋友圈，我今天早上看到的。”她把手机收回去，“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那个85折，”她看着我，嘴角有一丝非常轻微的弧度，“含不含夜班工人？”

我愣了一下。

“含。”

她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拉开车门的时候又停了一下。

“明天上午，施工队会先把你这边的围墙加固一下。不征你的房，但你得活着开店。”

车门关上，迈腾碾着碎砖掉了个头。我站在门口，看着车尾扬起来的灰扑了那块牌子一层土。我伸手擦了一下，漆已经干了。

当天晚上，赵梅又来了一趟。

这次她没嗑瓜子，手里拎着一袋子橘子，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周彦，我听人说，今天厂里那个女的来找你了？”她把橘子搁在门槛上，“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加固围墙。”

“就这个？”

“就这个。”

赵梅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见过——她小时候偷我爸的钢笔被发现的时候，也是这么看人的。她没再问，转身走了。橘子我拿了进去，剥了一个，酸得倒牙。

第二天一早，施工队来了。带队的工头姓刘，四十来岁，黑脸膛，站我门口先递了根烟。

“周老板，陈总交代了，把你东边那道墙拆了重砌，用24墙，带构造柱。”他拿脚踹了一下我原来那道裂缝墙，“你这墙不行，挖机一振就得塌。”

“多少钱？”

“陈总说算她的。”

我没接那根烟。“刘师傅，你等一下。”

我转身进屋，从抽屉里翻出一张银行卡。卡里是我攒了三年准备翻新老屋的钱——二十八万，本来打算把屋顶掀了重做，现在不用了，反正不拆。我把卡揣兜里，出来的时候刘师傅正蹲地上拿粉笔画线。

“刘师傅，”我把卡递过去，“墙我自己砌。砖和水泥你帮我报个价，我照付。”

刘师傅站起来，把那根烟别在耳朵上，看了我半天。

“你自己砌？”

“嗯。”

“你干过？”

“我十八岁之前在工地上拎过三年灰桶。”

他没再问，把粉笔递给我。“行，砖我帮你拉，价格按批发走。”

当天下午砖就到了。我把院里的酸菜缸挪到墙角，把旧墙拆了，砖码在屋檐底下。太阳落山的时候，陈默的车又来了。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满脸灰，手里攥着瓦刀，脚底下踩着一摊水泥浆。

“你亲自砌？”

“省钱。”

她没说话。过了大概十几秒，她从车上拿下来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我。

“周彦，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厂子效益不好，你这二十八万就白花了。”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又递回去。“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她靠着车门，看着远处正在立起来的钢架结构，“你赌的是厂子能活。”

“我赌的是人得喝水。”我把瓦刀放下，“厂子活不活我管不着，但四千个人，一天不喝水就会死。”

她看了我一眼，把水瓶拧上，塞回车里。

“明天我让沈恪给你送一份合同。”她说，“厂里的保洁和保安，每天在你这儿定点领水。每人每月三十瓶，走行政后勤的口子，不用你打折。”

“那你图什么？”

“我图你的牌子别撤。”她指了指门口那块松木板，“我得让工人知道，出了厂门还有地方能喝上水。”

她说这话的时候，远处最后一点天光从钢架顶上折下来，把她半边脸照得发亮。我站在水泥浆里，脚底板被碎石硌得生疼。

那天晚上，我把卡里的钱转给刘师傅，让他把砖和水泥都换成最好的。然后我坐在门槛上，用那块砂纸把门口牌子上的红油漆又打磨了一遍——边角有点翘，我用指甲抠掉，重新描了一笔。

赵梅没再来。

但施工队休息的时候，刘师傅蹲我门口喝水，跟我说了一句话。

“周老板，你知道你们村那个红线，当初是谁画的吗？”

我手里的砂纸停了。

“规划图是你那房子东边三米画了一道线，刚好把你家圈在外面。”刘师傅拿烟头指了指地面，“那线可不是随手画的——有人拿尺子量过的。”

他把烟头摁灭了，站起来拍拍裤子。

“我听沈工说的，说是陈总亲自拿着图纸，在你们村口站了一个下午。”

我没说话。

那天夜里风很大，把门口那块松木板吹得咣咣响。我起来拿锤子又加了两颗钉。月光底下，那行红油漆字格外扎眼。

我站在牌子底下站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风里有推土机的声音，很远，但一直都在。

墙砌到第七天的时候，沈恪来了。

他没拿文件夹，手里拎着两杯豆浆，纸杯外壁凝了一层水珠。他在我门口站了一会儿，看我拿抹子把最后一行砖缝勾平，然后递过来一杯。

“周哥，歇会儿。”

我接过豆浆，没喝，搁在窗台上。阳光从钢架结构的缝隙间漏下来，在地上切出细长的影子。厂区的轮廓已经出来了，东边那排厂房封了顶，蓝色彩钢瓦在太阳底下反着刺眼的光。

“你来找我有事？”

沈恪喝了一口豆浆，从兜里摸出一张折过的A4纸。纸边上有油渍，像是刚从哪个食堂拿出来的。

“陈总让我跟你商量个事。”他展开纸，上面是一个简笔草图——厂区东门的位置，画了个方块，“她打算在东门边上开一个小岗亭，就那种活动板房。平时放保洁工具，顺便……你懂。”

“顺便什么？”

沈恪笑了一下，把纸翻过来。“顺便放你店里卖的货。夜班工人从东门走，不用绕到你正门来。”

我蹲下去拿抹布擦瓦刀上的灰。“那跟在我这买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沈恪顿了一下，把纸重新折起来，“那间板房是你租给厂里的，租金象征性收一块钱。但板房里的货，你供。陈总说，这叫‘厂内便民服务点’，财务那边走的是租赁费，不是采购。”

我看他一眼。他把豆浆喝完，纸杯捏扁，塞进自己裤兜里。

“陈默到底想干什么？”

沈恪低着头踢了一下脚边的碎砖。“周哥，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外传。”他声音压低了一点，“厂区配套设施被砍的时候，陈总在会上拍了桌子。她本来给工人争取了一个小超市、一个洗衣房，还有一个快递驿站，全被上面砍了。砍的理由是‘非生产性开支过大’。”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远处的蓝色彩钢瓦。“她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们不让我建，我自己养一个出来，总行吧。’”

风把地上的水泥袋子吹得翻了个边。我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板房的租金多少？”

“一块。”

“一年？”

“一年。”

我没说话。沈恪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周哥，你那二十八万，进的都是货？”

“进了一半货，剩一半压着。”

“剩多少？”

“十四万。”

沈恪点了点头。“那够你铺板房三个月的货。后面的事，陈总说她会想办法。”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门口把那杯凉透了的豆浆喝了。纸杯壁上凝的水珠淌了我一手。

当天下午我去镇上进了第一批货。水、泡面、火腿肠、面包、榨菜，还有几箱口香糖和电池。三轮车拉回来的路上颠掉了一箱火腿肠，我停车下去捡，看见二婶站在她家新分的安置房楼下晒被子。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周彦？你家没拆？”

“没拆。”

“那你拉这么多东西干啥？”

“开店。”

二婶看了我两眼，把被角抖了一下。“你一个人？”

“一个人。”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屋了。我弯腰把火腿肠箱子搬上车，用绳子重新捆好。回程的路上经过村口，原来立村碑的地方已经平了，铺了一层碎石，上面压着履带印子。

到门口的时候，赵梅站在那儿。

她这次没嗑瓜子，也没拎橘子，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老干妈。

“给你带的。”她把塑料袋搁在门槛上，“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

我下了三轮车，把绳子解开。“赵梅，你有话直说。”

她犹豫了一下，把脚底下的一块砖踢开。“我听说你在跟厂里的人做生意？”

“是在卖东西。”

“周彦，你别犯傻。那厂子能不能开起来还不一定呢，你投那么多钱进去，万一——”她没说完，看了我一眼，“我是你表姐，我能害你吗？”

我把火腿肠箱子搬进屋里，出来的时候她还在门口站着。

“赵梅，”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初我们家为什么不拆？”

她一愣。

“因为红线画在我家东边三米，刚好把我圈出去。”我把最后一箱水从车上搬下来，“你猜那条线是谁画的？”

赵梅没回答。她把老干妈往门槛上又推了推，转身走了。鞋跟踩在碎石上，脚步声比上次稳当。

我没动那两瓶老干妈。晚上我把它们放进货架的底层——等我把货架都摆齐了才发现，那两瓶东西搁在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和洽洽瓜子中间，颜色格外显眼。

第三天上午，板房运来了。

刘师傅带了四个人，用叉车把活动板房从卡车上卸下来，吊到东门旁边的空地上。板房不大，大概六个平方，带一扇铝合金窗和一扇卷帘门。刘师傅安装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他拧螺丝的空隙跟我说了一句话。

“周老板，这板房地脚加了保温层。”

“陈总让加的？”

“陈总没说。”他把电钻放下，拿手背蹭了一下额头，“但沈工跟我喝酒的时候提了一嘴——说冬天天冷，你这板房要是没保温，饮料都得冻炸。”

我弯腰摸了摸板房地脚的泡沫层，手指按下去一个坑，慢慢弹回来。

那天下午我把第一批货运进板房，货架摆好，卷帘门拉起来一半。外面还挂着那块松木板，我没挪，把它钉在了板房正上方的钢架立柱上。

傍晚的时候，有工人下工经过东门。

一共三个人，穿着深蓝色工服，安全帽拎在手里。他们走到板房门口停了一下，其中一个瘦高个伸头看了一眼货架。

“这儿能买东西？”

我站在卷帘门底下。“能。出示工牌八五折。”

瘦高个从裤兜里摸出工牌晃了一下，拿起一瓶水看了一眼瓶底。“多钱？”

“标价两块，打完折一块七。”

他愣了一下。“一块七？”

“零钱你给我一块五也行。”

他掏出手机扫了码，又拿了一根火腿肠。旁边的两个工人也跟着拿了两瓶水。扫码的工夫瘦高个问我：“你这店什么时候开的？”

“前天。”

“以后天天开？”

“天天开。”

他点了点头，拧开水瓶灌了一口，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松木板，然后把工牌重新塞回裤兜里。

那天晚上我把账算了一下，卖了十一瓶水，三根火腿肠，两包榨菜。利润二十七块三毛。我把钱单独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是我爸从前装螺丝用的，盖子上还有油渍。

睡觉之前我给沈恪发了一条微信：板房货架摆好了。夜班几点？

他回得很快：十点到凌晨两点。陈总说夜班工人每人的水她包了，你记个账，月底她签单。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把手机扣在枕头上。

第三天夜里十点，我在板房里坐着。

卷帘门全拉起来了，里面亮了一盏LED灯——我自己从镇上买的，十五瓦，暖黄色。夜班工人陆续从东门出来，一个、两个、五个。他们看见亮光，脚步慢下来，然后走过来。

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卖了二十多瓶水和六桶泡面。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工蹲在板房门口接热水，她手上有冻疮，指关节肿着，接水的时候两只手捧着杯盖，怕洒。

“老板，你这儿有创可贴没有？”

我愣了一下。“没有。”

“哦。”她把泡面盖子合上，拿叉子戳了个孔透气，“明天我自己带。”

她蹲在那儿吃泡面，路灯从钢架顶上照下来，把她影子拉得很长。我站在板房里，看着货架上那一排排东西，忽然觉得缺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镇上药店，买了创可贴、碘伏棉签、风油精、止痛片，还有一盒速效救心丸。花了四百多，我把它们放在收银台旁边一个塑料筐里，筐上用记号笔写了四个字：免费取用。

中午的时候陈默来了。

她站在板房门口，看了一眼那个塑料筐，又看了一眼我。

“谁让你买这些的？”

“没人让。”

“你花了多少钱？”

“四百三。”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转给你。”

“不用。”

她抬起头看着我。“周彦，你别跟我说什么‘应该的’。”

“我没想说应该的。”我把手插在兜里，“我就是觉得，如果有人在你这儿买东西的时候出了事，你良心过不去。”

陈默看了我好几秒钟。远处厂房里的机械声嗡嗡地响，阳光把板房的铝合金窗晒得发烫。她把手机塞回包里，走进板房，把每一排货架都看了一遍。然后在收银台前面站住，手指点了点台面上那张打印出来的价目表。

“你这上面写的，泡面四块五？”

“进价三块八。”

“外面卖五块。”

“我说了八五折。”

她没再说话。转身出去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弯腰看了一眼那块塑料筐，然后直起身子。

“月底签单的时候，夜班工人领的水按进价走。”

“进价？”

“不让你贴钱，也别让你挣钱。”她侧过脸看我，“这是原则。”

那天晚上八点，我把价目表重新打印了一份，泡面改成了三块九。打印的时候沈恪来了一趟，手里又拎着豆浆，这次是两杯。

“周哥，门口那个松木板，你是不是该换一块新的了？”

“为什么换？”

沈恪笑了一下，指了指板房外面。“我看见上面有水泥点子。”

我出去看了一眼。松木板右上角确实溅了几点水泥灰，是砌墙那天沾上去的。我伸手抹了一下，没抹掉。

“不用换。”

“为什么？”

“因为那是第一天留下来的。”我把手收回来，拍了拍掌心的灰，“我留着它，记得住当初为什么开这个店。”

沈恪没再劝。他喝了一口豆浆，看了一眼远处厂房顶上亮起来的灯，声音忽然低了一点。

“周哥，有个事我提前跟你说一声。”

“什么？”

“陈总可能要调走了。”

我手里的豆浆杯子差点没拿稳。“调哪儿？”

“总部那边有个项目要她回去带，下个月底走。”沈恪把喝完的纸杯捏扁，塞进兜里，“她没跟我说谁接她的位置，但听说新来那个……以前在别的厂，把后勤全外包了。”

他没再多说，转身走了。我站在板房门口，把那杯豆浆喝完，纸杯捏扁，也塞进兜里。抬起头的时候，看见厂房顶上的灯亮成了一排，像一条发亮的线，割开了整片夜空。

我转身看了一眼板房里的货架。泡面、水、火腿肠、创可贴。

墙上那行用记号笔写的“免费取用”四个字，墨迹还没干透。

沈恪说那句话之后的第三天，厂里来了个人。

那天下午我没在板房，蹲在院里补墙根底下的一块砖。听见门口有脚步声，抬头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站在院门口，领带系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把黑色长柄伞——大太阳底下打伞，伞面遮了半张脸，只露出一个下巴。

“周先生？”

我站起来，拍了一下膝盖上的灰。“你是？”

他把伞往下收了收，露出一张干净的脸，四十来岁，鬓角修得整整齐齐。“我叫方准，接陈默的工作，负责厂区运营。”

他把伞收起来，立在我家门框边上，没进来。“听说你这儿有一个便民点，我去看了看。货架摆得挺整齐，不过——周先生，有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

“你说。”

“第一，”他伸出一根手指，“你这间板房是租给厂里的，租金一块钱一年，按理说这块地皮算厂区附属物。那么板房里卖的东西，价格需要经过行政审核。”

我没说话。

“第二，”他伸出第二根手指，“夜班工人每天领的水，之前陈默签单从行政走，这个流程我现在接手，需要重新评估必要性。第三——”

他把手放下来，笑了一下。“听说你门口还挂了块牌子，写什么八五折。这个涉及厂内商业行为，最好先报备一下。”

风从厂房那边吹过来，把地上那张被踩烂的价目表翻了个面。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方总，你看了我的价目表吗？”

“看了。”

“泡面三块九，水一块五。外面镇上超市泡面五块，水两块。你算一下，我是挣了还是亏了？”

方准把领带往上提了提。“挣钱还是亏钱是你的商业问题，但场地是厂里的，流程上——”

“流程上陈默签过合同。”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相册里那张合同照片，“租金一块钱一年，租期三年。板房里卖什么，合同上没限制。”

方准看了一眼屏幕。他把伞从门框边上拿起来，重新撑开，伞面遮住阳光。

“周先生，我尊重合同。但有些东西，合同上没写的，我们可以重新商量。”他转身走了一步，又停住，“便民点既然是服务员工的，那么员工如果提意见说价格不合理，我作为运营负责人，有权建议整改。”

我看着他撑着伞走远。伞面是黑色的，在满地碎石和黄土中间走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夜班，来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半。

瘦高个来了，拿了瓶水，扫码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周老板，白班有人传，说你这店要关了。”

“谁说的？”

“行政那边有个文员，说新来的方总不认陈总签的合同，要重新谈。”他把水拧开，“我们夜班的人没什么，就是白天那些老员工，怕你这店真关了，又没地方买东西。”

他走了以后，我把账记完，铁盒子盖上。门外路灯底下，一个影子晃了一下。

我走出去，看见赵梅蹲在板房侧面，拿手机照着墙角的什么东西。她听见我出来，站起来吓了一跳。

“你干嘛？”

“我——”她把手机屏幕摁灭，“我路过，看见你这边墙上有裂缝，帮你拍一下照片。”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她手机拍的位置——墙面平整，哪有裂缝。

“赵梅，你知道方准是谁介绍来的吗？”

她把手机攥紧了。“我不知道。”

“那你蹲在这儿拍什么？”

她没回答，转身往路灯底下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周彦，你信我一句话，别跟厂里的人硬顶。陈默走了，方准背后有人，你一个人——你一个开便利店的，斗不过人家。”

“我没想斗。”我说，“我就想把店开下去。”

赵梅站在那里，路灯把她影子拉得老长。“你这店才开了几天？”

“十一天。”

“十一天，你挣了多少钱？”

“七百四。”

“七百四，连你进货的本儿都不够。”她走近两步，“周彦，你图什么？你就是不甘心你家被圈在外头，你就是想证明当初那条线画错了。可你证明得了吗？画线的人已经走了，现在来的人根本不认识你。”

她说完就走了。我站在板房门口，风把卷帘门吹得微微晃动。墙上的LED灯闪了一下，我把灯泡拧紧，重新亮起来。

第二天上午，方准给我打了个电话。

“周先生，行政这边有个初步意见，我跟你通个气。”他的声音隔着话筒还是那种干净利落的调子，“便民点我们打算收回，改建成员工休息室。你的货，我们按进价收购，另外补给你三个月的租金补偿。”

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双手把货架上歪了的火腿肠摆正。“方总，合同还有两年十一个月。”

“合同可以协商解除。”

“我不协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周先生，你那个板房，下面垫的是厂区的地基。地基如果沉降，板房不安全，我作为运营负责人有责任排除安全隐患。”

“那你就来排。”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把最后一根火腿肠摆正，拿起手机贴在耳朵上，“你有你的流程，我有我的合同。你来找我谈，我就在店里。”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搁在收银台上。台面上那个塑料筐里，创可贴少了两片，碘伏棉签少了一包。我把它们补上，又加了一盒体温计。

下午三点，外面起风了。灰黄色的尘土从工地那边卷过来，遮了半边天。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正弯腰清点货架上的保质期，门口有人敲了敲铝合金窗框。

抬头一看，是那个手上长冻疮的女工。她没戴工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站在风口里，头发被吹得乱飞。

“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存个东西？”

她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管冻疮膏。“我白天不在厂里，放工棚怕被人拿走。你这儿方便不方便？”

我接过塑料袋，放在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行。”

她站在门口没走，风吹得她眯起眼睛。“我听人说，有人要你关店？”

“正在谈。”

“你别关。”她声音不高，但风里听得清楚，“我男人在另一个厂上班，那个厂里的小卖部是厂里自己开的，东西贵一半。你这儿的东西，是外面能买到的最便宜的。”

她说完就走了，背影在尘土里很快模糊成一个小点。

我把抽屉关上，锁好。

那天夜里风没停。板房地脚的泡沫层被风灌得沙沙响，LED灯又闪了两下。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的塑料凳上，把账本翻到第一页。

第一天卖了十一瓶水，三根火腿肠，两包榨菜。利润二十七块三。

那时候我还觉得，开店这件事挺简单的。把货摆上，等人来买，算好账就行。

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

有人不想让你把货摆上。有人不想让你开门。有人觉得你挡了路。

我合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这几天攒下来的零钱和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我把它们倒出来数了一遍——加上微信里的余额，一共三千一百四十二块六毛。

离回本还远。

但抽屉里那管冻疮膏挨着铁盒子，塑料壳上还有体温。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板房里理货，沈恪来了。他没拎豆浆，脸有点白，进门先看了一眼外面，然后压着嗓子跟我说了一句。

“周哥，方准今天上午开会，说要重新划定厂区外围管理红线。把你板房那块地，重新划进生产安全距离里。”

我手里的扫码枪停在半空。“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沈恪咽了一下，“他要在你板房和厂区围墙之间，再立一道铁栅栏。你人在栅栏外面，货在栅栏里面。你进不去，员工也出不来。”

他把一张折过的纸放在收银台上。我打开看了一眼——是一份会议纪要和一张施工示意图，上面用红色签字笔圈了一块地方，正好是板房所在的位置。

红线在纸上画得很粗。我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想起来刘师傅说的那句话——“有人拿尺子量过的。”

上一次，那条线把我圈在了外面。

这一次，那条线想把我的店圈死。

我把纸折好，塞进兜里。

“沈恪，陈默现在在哪儿？”

沈恪愣了一下。“她在总部，已经不在咱们这个项目上了。你找她——”

“我不找她。”我把卷帘门拉起来，阳光灌进来，照在货架上，“她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图你的牌子别撤。’”

我把门口那块松木板摘下来，拿在手里。木板上的红油漆字被风吹雨打了十几天，颜色暗了一些，但字迹还是清楚的。

“她说了别撤，我就不撤。”

沈恪看着我，没再说话。他转身走出去，在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

“周哥，那你要干什么？”

我把松木板重新挂回去，用锤子又加了两颗钉。锤子砸下去的声音在风里闷闷地响。

“等。”我说，“等有人来找我。”

那天下午，方准的铁栅栏没来。

来的是赵梅。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指节泛白。

“周彦，”她说，“我替你去找过方准了。”

我看着她手里的信封。

“这是什么？”

“他让我带给你的。”赵梅把信封递过来，手有一点抖，“他说，如果你愿意把店关了，这张支票上的数，够你在镇上买个铺面，还能剩不少。”

我没接信封。赵梅站在那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盖住了眼睛，她没伸手去拨。

“你替他来当说客？”

“我是替我自己。”她的声音有点哑，“周彦，你知道那条线是谁画的吗？”

风停了一瞬。

“是我爸。”她说，“你姨父。当年他在规划局干活，陈默让他去量地，他拿了卷尺，站在你家东边三米的地方打了个桩。”

她把信封往前又递了一下。“他一直没敢跟你家说。你妈腌酸菜那年他来送过一筐白菜，站门口看了一眼你家的院墙，回去喝了一晚上酒。”

我没接信封。院子里的那口酸菜缸安静地蹲在墙角，塑料布被风吹起来一个角，又落下去。

“赵梅，你把信封拿回去。”

“周彦——”

“你把信封拿回去，替我带给方准一句话。”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她面前，“就说——那块牌子还在，店就没关。”

赵梅看了我很久。风把牛皮纸信封吹得哗哗响，她把信封收回去，攥在手里。

“行。”

她转身走了。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又回过头来，在风里喊了一句。

“周彦——我爸对不起你们家。”

我没回答。转身进了板房，把卷帘门全部拉起来，灯打开，货架上的东西一样一样重新码了一遍。

黄昏的时候，那个冻疮女工又来了一趟。她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保温杯。

“老板，给你带的姜茶。天冷了。”

我接过来，盖子拧开一条缝，热气扑在脸上。她没多待，转身走了。

我站在板房门口，喝着那杯姜茶，看着远处厂房顶上的灯一排一排亮起来。风把门口那块松木板吹得轻轻晃动，红油漆字在暮色里格外分明。

那天夜里我没睡。坐在收银台后面，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了一个字。

等。

方准的铁栅栏在第四天早上到的。

刘师傅开的车，后面码着六根镀锌钢管和一卷铁丝网。他把车停在板房侧面，下来的时候没看我，先蹲在地上点了根烟。

“周老板，方总下的单，我今天就是干活儿的。”他吸了一口烟，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栅栏立在你板房和围墙之间，留一米二的过道，你人在外面，货在里面。”

我蹲在他旁边。地上有昨晚下雨留下的水洼，映着灰白的天空。“刘师傅，你干活之前，先帮我办件事儿。”

“什么事？”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一张照片——是沈恪给我的那张施工示意图，红线画得很粗。“你帮我看一下，这根红线，从哪个桩起量？”

刘师傅把烟头摁灭，站起来，从车里抽出一根钢卷尺。他走到板房东墙角，把尺子拉出来，又走到围墙根底下，弯着腰看了一会儿。

“从这儿。”他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叉，“东墙角往外三米，正好卡在板房地基的外沿上。”

“三米整？”

“三米整。”

我站起来，走到他画叉的地方，拿脚踩了一下那个粉笔印。“刘师傅，你量一下，从我家老屋的东墙根，到这个叉，多少米？”

刘师傅看了我一眼，把卷尺拉过去，又量了一遍。“二十七米三。”

“那从老屋东墙根，到板房地基的外沿呢？”

他又量了一遍。“二十四米三。”

我没说话。刘师傅把卷尺收起来，站在那儿看着我。风从厂房那边吹过来，把地上的粉笔印吹淡了一层。

“周老板，你是不是说，方总这根红线——”

“这根红线，”我蹲下去，用手指在粉笔印旁边重新画了一道，“跟当初村口那条线，差了整整三米。”

刘师傅没吭声。他把卷尺缠好，挂回腰上，拿脚踢了一下地上的钢管。“那这栅栏，今天还立不立？”

“立。”我说，“但不是立在这儿。你跟我来。”

我领着他走到板房正门口，指着门前那块硬化的水泥地。“这道栅栏，立在我门口三米的地方。”

刘师傅一愣。“那你这门不就封死了？”

“封不死。栅栏上留一个门，钥匙我拿着。工人买东西，从栅栏门进来。”

“可方总要的是——”

“方总要的是画一条线。”我看着他，“他线画得对不对，是他自己的事。我的店门开在哪儿，是我的事。”

刘师傅站了一会儿，把腰上那把卷尺又抽出来，量了量门口的距离。然后把粉笔从兜里摸出来，在地上画了一道。

“行，栅栏立这儿。但钢管不够，我回去再拉一趟。”

他开车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地上那道新画的粉笔印，把板房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中午的时候，方准来了。

他走路还是那么干净，皮鞋踩在碎石上没沾多少灰。他在那道粉笔印前面站住，没跨过来。

“周先生，我让刘师傅立的栅栏，好像不是这个位置。”

“你让刘师傅量的是板房地基外沿。”我靠在卷帘门上，“但你那份施工图上画的红线，在板房前面三米。我按图施工，有问题吗？”

方准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粉笔印。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手机，划了两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周先生，你手里那份图，是谁给你的？”

“谁给的你管不着。但图上标得清清楚楚——‘外围管理红线，距板房正门三米。’你画的。”

方准沉默了三秒。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

“行。栅栏就立在这儿。但你得在门上装一把密码锁，密码由行政统一管理。”

“锁我装。”我说，“密码我自己设。工人来买东西我给他们开门，不影响。”

方准看了我一会儿。“周先生，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怕麻烦。”我伸手拍了拍身后的卷帘门，“我就怕门关了。”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粉笔印上，留下半个清晰的鞋印。我盯着那个鞋印看了很久，然后从板房里拿了一把扫帚，把它扫掉了。

下午刘师傅拉着钢管回来了。四个人干活儿，两个多小时就把栅栏立了起来。镀锌钢管在太阳底下反着银白色的光，铁丝网缠了三道，留了一扇小门，门上挂了一把普通的挂锁。

刘师傅走的时候，把钥匙递给我。“周老板，这是你的了。”

我接过来，拿在手里掂了掂。铁钥匙冰冰凉，边缘还有锉刀的痕迹。

那天下午五点半，下工的人经过东门。瘦高个第一个看见栅栏，站在外面愣了愣。“周老板，这什么情况？”

“新装的围栏，”我把挂锁打开，把门推开，“以后从这门进。”

他跨进来，扫了一瓶水，扫码的时候往栅栏外面看了一眼。“谁让装的？”

“厂里。”

他没再问。后面陆续来了七八个人，都从栅栏门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买泡面的时候嘀咕了一句：“跟探监似的。”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天黑以后人少了，我坐在收银台后面，把今天的账记完。铁盒子里又多了一百多块零钱。我把盖子盖上，抽屉关好，然后站起来走到栅栏门旁边。

路灯把镀锌钢管照得发白。我伸手摸了一下铁丝网，边缘有点扎手。我回屋拿了一卷电工胶带，蹲在那儿，把每一处可能刮到人的铁丝头都缠了一遍。

缠到第三根的时候，背后有脚步声。

“周彦。”

我转过头。陈默站在栅栏外面，穿着那件深灰色西装外套，手里拎着一个档案袋。路灯照在她脸上，显得比上次见瘦了一些。

“你怎么回来了？”

她没回答。把档案袋从栅栏空隙递进来。“你打开看看。”

我接过档案袋，扯开封口线。里面是一份红头文件——某部门关于厂区配套设施补充建设的批复函。上面盖着两个公章，日期是三天前。

“方准画的那条线，是基于旧版规划图。但我走之前，把补充申请重新递上去了。”陈默的声音隔着铁丝网传来，“新版规划里，便民服务点是合法的配套设施，地皮使用权归厂区附属商业，不归外围管理。”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两遍。“那你为什么没跟我说？”

“因为审批结果今天下午才下来。”她顿了顿，“我开了五个小时的车，从总部直接过来的。”

我把文件折好，塞回档案袋里。隔着镀锌钢管和铁丝网，她站在路灯底下，影子被斜斜地拖在地上。

“那方准呢？”

“他明天会收到调令。”陈默说，“另外——行政那边会重新划一条红线。这次从你家老屋东墙根起量，二十七米三。”

风忽然大起来，把铁丝网吹得嗡嗡响。我把手里的电工胶带放下，站起来走到栅栏门边，把挂锁打开，把门推开。

“进来坐会儿？”

陈默看了我一眼，走进来。她在板房门口的塑料凳上坐下，我把保温杯里的姜茶倒了一杯给她——下午冻疮女工又送来一壶。

她接过杯子，手握着杯壁暖了一会儿。

“你这店开了多少天了？”

“十八天。”

“挣了多少？”

“一千八。”

“够回本吗？”

“不够。”

她笑了一下，很轻，嘴角只弯了一瞬。她把杯子放在膝盖上，从档案袋最底下抽出一张折过的纸，摊开放在收银台上。

纸上是一幅手绘的设计图——板房扩建方案，比现在的面积大一倍，带一扇后窗和一个小仓库。

“总部批了配套设施的名额，但没批建设经费。”陈默指着图纸上的尺寸，“你如果想扩，砖和材料还是你自己出，人工我找刘师傅帮忙。建成之后，租金不变，还是一块钱一年。”

我盯着那张图纸看了一会儿。图纸的边角被折了又折，有咖啡渍，铅笔画了又改的线条重叠着好几道。

“你什么时候画的？”

“在总部开会的间隙画的。每晚画一点，画了四天。”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手指按在图纸边缘，指肚压到那道咖啡渍上，洇开一个小点。

“陈默，”我说，“你图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和第一次见面那天一模一样——平静的、把所有问题提前想过三遍之后的笃定。

“我图你门口那块牌子不撤。”她把姜茶喝完，杯子搁在台面上，“因为我跟工人说过，出了东门有水喝。我不能让他们喝不到。”

风从卷帘门下灌进来，把那张图纸的一角吹得翻起来。我用手把它压住，指节碰到她搁在台面上的手指尖，凉的。

“行。”我说，“扩。”

她站起来，把外套拢了一下。“图纸留给你。刘师傅明天带砖来。”

她往外走，经过栅栏门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了——赵梅下午给我打过电话。”

“她说什么？”

“她说让我替她跟你说一声。”陈默的手扶在镀锌钢管上，“她说她爸把当年那个测量桩的位置记错了。陈年旧账，别再翻了。”

我没说话。陈默走出栅栏门，把门带上，挂锁咔嗒一声扣上。她转身朝停车的地方走，走了三步又停住了。

“周彦。”

“嗯？”

“你那个免费取用的筐，上回我看了。”她侧过身，路灯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淡金色的边，“里面缺了一样东西。”

“缺什么？”

“缺一盒创可贴。”她说，“昨天有个夜班女工在食堂切了手，找了一圈没有。”

她说完就走了。车门关上，尾灯亮起来，碾着碎石掉了头。

我站在原地，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转身进板房，拉开抽屉，从铁盒子旁边那管冻疮膏底下翻出一盒没拆封的创可贴，放进塑料筐里。

筐上那行“免费取用”的记号笔字，被灯光照着，干了以后有点发皱。

我把卷帘门拉下来，挂锁锁好。从东门往家走的时候经过那道镀锌钢管栅栏，伸手摸了一下铁丝网——电工胶带缠过的接头处，平整顺滑，没有扎手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睡得早。梦里听见推土机的声音，很远。但跟前几次不一样——那声音听起来不像在拆什么，倒像在夯地基。

第二天早上我去开门的时候，发现栅栏门上被人贴了一张纸条，用透明胶带粘得很牢。

纸条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

“老板，夜班热水能不能再晚关半小时？两点半下工。”

署名是那个冻疮女工。

我把纸条揭下来，拿进板房，压在收银台的玻璃板底下。然后拿记号笔在台面上写了一行字作为回复：

“热水以后通宵。”

写完抬头的时候，刘师傅的卡车已经停在了门口。砖码得整整齐齐，水泥袋子摞了三层。

扩店的第一锤，是他砸下去的。

扩店用了五天。

刘师傅带着人把板房北面那堵墙拆了，往外扩了三米，重新砌了砖墙，顶上铺了一层彩钢瓦。新扩出来的地方装了后窗，窗台上我放了一盆绿萝——镇上花店买的，十块钱，叶子有点蔫，浇了水之后挺起来了。

第六天早上，我把货架重新摆了一遍。旧货架挪到新区域，又在镇上添了两组新的。泡面和水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多了几样东西——饼干、面包、火腿肠的品种也多了两种，还有一箱卤蛋和几包榨菜。那个免费取用的塑料筐也换成了大号的，放在收银台侧面，除了创可贴和碘伏棉签，我多加了一包医用纱布和一卷绷带。

门口那块松木板，我把它摘下来擦了擦，重新钉在新墙的正上方。红油漆字褪了些颜色，但日光底下还看得清清楚楚。

那天下午陈默来了一趟。她站在新扩出来的区域里，四下看了一圈，最后盯着窗台上那盆绿萝看了几秒。

“成活率不高，这花。”

“养养看。”

她没再说什么。走的时候在收银台上搁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新做的塑料牌，白底红字，跟板房上那块松木板一样的字：“内部员工购物八五折。出示工牌即可。”

“旧的该换了。”她说。

我把新的换上，旧的那块松木板没扔，靠在后墙根底下。低头的时候看见木板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很旧了，笔划有点模糊，但我认得出——是我爸的字。

“1998年6月，东墙补砖三排。”

我蹲在那儿看了很久。那一年我六岁，我妈还没开始腌酸菜，我爸还在家。他写这行字的时候大概蹲在同一个位置，拿半截铅笔头一笔一笔描上去。

后来板房的卷帘门响了，有人进来买东西。

我站起来，把松木板靠好，转身去收银台。

日子开始规律起来。每天早晨六点开门，晚上十点关卷帘门——但热水通宵之后，夜班的工人自己会从栅栏门进来接，我在热水器旁边放了纸杯和一次性茶包，他们自己用，我在收银台底下留了一个零钱罐，随便他们往里面扔一块钱两块钱。

瘦高个现在每天来两趟，早上一瓶水，夜班前再来一瓶。他不怎么说话，扫码走人，但有一天他突然在收银台上放了一袋橘子，跟赵梅那天拎来的差不多。

“老家寄的，”他说，“吃不完。”

我剥了一个，甜的。

冻疮女工姓宋，我后来才知道的。她每晚两点十分准时来，接了热水就走。偶尔买一包榨菜，偶尔什么都不买，就是进来站一会儿，把手贴在热水器旁边暖着。她不怎么说话，我也没多问。

扩店第十天，账本上累计利润到了四千三。我把铁盒子里攒的零钱换成整的，去镇上存了两千，剩两千三压在抽屉里做备货。

那天傍晚赵梅来了。

她站在扩店之后的栅栏门口，没进来，隔着铁丝网往里面看了一眼。“变大了？”

“扩了三米。”

她点了点头。从外套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还是两瓶老干妈，跟上次一模一样。

“给你带的。”

我从栅栏门走出去，接过来。两瓶老干妈瓶身上还有超市的价签，贴得歪歪扭扭。

“赵梅，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

“那条线是记错了，不是故意的。”

她把两只手揣进兜里，看着远处厂房顶上的灯。“我回去问我爸了。他七十多了，记性不好，但我问了三遍，他说的都是一个数——二十七米三。”

她停了一下。“他说他当年打完桩，回来喝了一晚上酒，不是因为对不起你们家，是因为他给错了一个数。”

“给错？”

“他本来应该按图纸上标的红线打桩，但他把图纸拿倒了。面向西，他照着东边的尺寸打的。差了正好三米。”

我手里的老干妈塑料袋攥紧了一下。风从厂房那边吹过来，把铁丝网吹得嗡嗡响。

“所以不是故意的。”

“不是。”赵梅说，“但结果是一样的。你家被圈出去了。”

她说完这句话，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见过，在门槛上、在路灯底下、在院门口——她看了我很多次，每一次都一样。拧着的、想替谁做点什么又使不上劲儿的眼神。

“赵梅，”我说，“你回去跟姨父说，酸菜缸还在。”

她一愣。

“我妈腌的那缸酸菜，”我指了指院子方向，“盖子烂了，水浑了，但我没倒。等明年秋天重新腌一缸。让他来拿。”

赵梅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这次没踩碎步，鞋跟落在地上稳稳当当的。

我把老干妈拿进板房，放在货架底层，跟上次那两瓶并排。四瓶红盖子整整齐齐码在一处。

接下来半个月，日子过得很安静。

工人习惯了从栅栏门进来买东西。白班和夜班交接的时候最忙，有时候要排队。我在收银台旁边加了一条长凳，等的人可以坐着歇脚。

方准调走之后，行政那边换了新的对接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姓徐。她来看了两次，拿着文件夹记了些什么，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陈总交代过，你这边的事不用报备，自己管就行。”

我点了点头。她也没多待。

唯一的变化是门口那盆绿萝。它不但活了，还抽了新叶子。我把花盆从窗台挪到了收银台旁边，早晚各浇一次水，叶片从蔫黄的变成深绿的，长出来的藤蔓垂到了台面上，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引到货架侧面去。

冻疮女工宋姐的冻疮也在慢慢好。她说是我那管药膏管用，但我觉得是因为她每晚进来暖手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一天下雨，来得又急又猛，雨点砸在彩钢瓦上噼里啪啦像敲鼓。我坐在收银台后面，听着雨声，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三个月，利润累计一万二。离回本还远，但货架上的周转快了不少，补货的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三四天一次。

那天下午雨停了以后，沈恪来了。他穿了一件深蓝色雨衣，站在门口抖了抖水。“周哥，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说。”

“厂里下个月要招第二批工人，大概八百人。行政那边让我统计一下东门的零售需求，你要不要趁这之前再进一批货？”

我把账本合上。“进。你帮我问一下，第二批工人的排班时间怎么安排的。”

沈恪从雨衣里掏出手机划了两下。“白班和夜班都会各加一组人，夜班比现在多一百五十个。”

我算了算。“那我得再买一台热水器。”

沈恪愣了一下。“热水器？”

“嗯。现在那台只够一壶一壶接。人多了不够用。”

他没说话，在手机上记了一下。走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他把雨衣帽子扣上，冲我摆了摆手。

那天晚上我回去翻了翻银行余额。二十八万剩下的，加上这两个多月挣的，刨去扩店材料和补货，卡上还剩九万多。热水器不贵，八百块钱就能买个新的，但我算了算，下个月补货量要比这个月多一倍，钱得省着用。

我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关灯躺下。

第二天早上开门，我看见栅栏门外面放着一个纸箱子。箱子上面压着一块石头，石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还是透明胶带粘着的。

我蹲下去，把石头挪开，把纸条揭下来。

上面是圆珠笔字，笔迹跟上一回差不多，但多了一行：“老板，这是我家里多的一台旧热水器，还能用。搁你这儿吧。”

署名还是宋姐。

我拆开纸箱，里面是一台半新不旧的储水式热水器，外壳有点划痕，但插头线是新的，换了接线端子。

我把热水器搬进板房，靠在后墙上。蹲在那儿看了半天。

然后我站起来，把那盆绿萝浇了水，把水壶放回架子上，蹲下身继续把货架最底层的泡面箱子重新码了一遍。

码到第三箱的时候，我听见栅栏门响了一声。

抬头。陈默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袋口没系紧，露出里面塑料饭盒的白边。

“路过，”她说，“顺便给你带了份饭。”

我没戳穿她。开了栅栏门让她进来，她坐在塑料凳上，把保温袋打开。里面是一份西红柿炒蛋盖饭，还有一盒切好的苹果。

她把筷子递给我。“刘师傅说你的货架要补了。我明天去总部开会，回来的时候帮你在镇上带一批。”

我接过筷子，夹了一口饭。“你路过得有点频繁。”

她把苹果盒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吃你的。”

我没再问。咬了一口苹果，脆的。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又长了一截，搭在货架边角上，在傍晚的光里绿得发亮。

第二批工人进厂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天开始冷了，早上开门的时候铁锁头冻得拧不动，我把手心呵热了才打开。

栅栏门外排了十几个人。新来的工人穿着深蓝色工服，工牌别在左胸，有的是刚剪了塑料封套边角，有一截透明胶带还粘在上面。他们站在镀锌钢管外面往里面张望，眼神跟头一批来的差不多，带着点不确定。

“这儿能买东西？”

我把栅栏门打开，站在旁边，“出示工牌八五折。”

他们陆续进来。一个人拿了瓶水，站在门口拧开喝了一口，另一人买了泡面，问有没有热水。我指了指后墙边上那台旧热水器——宋姐搬来的那台，我装上之后用了半个月，出水稳定，指示灯亮着暖黄的光。

“热水在那边的台子上，自己接。纸杯在筐里，茶包免费。”

那人愣了一下，把泡面拆开，接水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收银台上的价目表。“你这泡面三块九，比外面便宜一块多。”

“八五折。”

他没再说什么，端着泡面蹲在门口的长凳上吃。那天中午我清点货架，新补的水少了四箱，面包少了十多个，连茶包都下去了一盒半。

下午沈恪来了，手里攥着一张排班表。“周哥，夜班多了两组人，以后两点到四点还有一波。”

我把排班表看了一遍。“那我热水器得一直开着。”

沈恪靠在收银台边上，看了一眼后墙那台旧机器。“宋姐那台够用吗？”

“够是够，就是储水量有限，一壶接完了得等。”我把排班表折好放进抽屉，“但我也不能再买新的，电费扛不住。”

沈恪没接话。他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一张电工收据递过来。“这个你收着。”

我接过来一看——是那台旧热水器的电路改造单，接线端子换成了加粗的，进户线也重新走了一路，单独接了空气开关。施工日期是两天前，签字的电工名字我不认识。

“谁让改的？”

“陈总让的。”沈恪把收据往台面上按了一下，“她说旧机器功率不够，天冷再加夜班，跳闸了麻烦。改电路的钱她出了，你别往回推。”

我看了那张收据很久。签字栏下面的金额写着三百六十元，用圆珠笔画了一道横线，旁边注了四个字：已付不找。

沈恪走了以后，我把收据压在收银台玻璃板底下，跟宋姐那张纸条并排。

那盆绿萝正好长到玻璃板边缘，藤蔓垂下来，碰着那两张纸的边角。

日子一天冷过一天。十月底的北风从厂房之间的过道灌进来，铁丝网上凝了露，早晨开门的时候手指头冻得发僵。我把板房里原来的LED灯换成了一盏暖光白炽灯，瓦数大些，开着的时候整个屋子有点暖意。

工人们现在进门之后都不急着走。尤其是夜班那拨，两点多钟进来接了热水，就在长凳上坐一会儿，捧着杯盖暖手，偶尔聊几句。

宋姐来的时间更早了，一点四十左右就到了。她进来先把手搁在热水器外壳上暖一会儿，然后去货架上拿一包榨菜，扫码付钱，坐下来慢慢嚼。

“老板，你晚上睡哪儿？”

“家。”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

她把榨菜咽下去，拿纸杯接了点热水。“你妈呢？”

“前几年走了。”

她点了点头，没再往下问。又坐了一会儿，她把纸杯扔进垃圾桶，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你晚上锁好门。”

她走了以后，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把暖光灯关了，只留台面上那盏小夜灯。坐在收银台后面翻账本的时候，外面的风把铁丝网吹得呜呜响，像什么东西在哭。

那段时间我睡得不踏实。有时候半夜醒了，听见风声，索性就去了板房把灯打开，把货架上的东西重新理一遍。理到第三排的时候，听见栅栏门上有人轻轻敲了两下。

我走过去，隔着铁丝网看见一个穿深蓝色工服的年轻女孩蹲在门口，缩着脖子。

“老板……你开门。”

我把挂锁打开。她进来的时候浑身发抖，嘴唇发白，工服袖子湿了一半。“我下夜班，电动车在半路没电了，推回来的。手机也没电了。”

我把热水器打开，给她接了一杯热水。“你坐着，把外套脱了。”

她坐在长凳上，两手抱着杯盖，抖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稳下来。我看了一眼她的工牌——新来的第二批，名字叫林晓，车间操作岗。

“你家住哪儿？”

“镇上。”

“多远？”

“骑电动车二十分钟。今天太冷了，电池扛不住。”

我把暖光灯重新打开，板房亮起来。她从兜里摸出充电线，我指了指墙上的插座，她走过去插上，蹲在那儿等手机充上电的功夫，又问了我一句。

“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厚一点的手套？车间里机器凉，手僵了没法干活。”

我从货架底层翻出一双劳保手套——之前进了一批备着的。“送你了。”

她接过来，套上试了试。“多少钱？”

“不要钱。”

她蹲在那儿没动，低着头看手套。“老板，你不像开店的。”

“那我像什么？”

“像……一个等人的人。”

她说完自己愣了一下，站起来把手机拔了。“我充够了，能打车了。手套的钱我下次补给你。”

“说了不要钱。”

她已经走到门口了，又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行，那我下次给你带苹果。”

她走了以后，我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门外的风还在吹，铁丝网的嗡嗡声被暖光灯压住了大半。我站起来，把货架上那排火腿肠摆正，把宋姐的空纸杯扔了，然后把那盆绿萝转了半个圈——有一片叶子朝着背光的方向，我让它晒到灯。

过了两天，林晓还真带了苹果来。一塑料袋的红富士，搁在收银台上。“老板，我家自己种的。”

我拿了一个，咬了一口，脆甜。

“你这苹果卖不卖？”

她一愣。“卖？”

“你下次带一筐来，我放货架上卖。卖出去的钱归你，我抽一成的上架费。”

她想了想。“那定价呢？”

“你定。”

那天下午她真的用电动车驮了一筐苹果来。三十斤，红富士，个头均匀。我把它们摆在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旁边用记号笔写了价格：两块五一斤。

宋姐那天晚上买了一斤。瘦高个买了两斤。白班一个车间主任路过，看了一眼，拎了五斤走。

林晓第二天来补货的时候，盯着空了大半的筐子愣了半天。“都卖完了？”

“还剩三斤。”我指了指货架，“让你再带一筐来。”

她站在那儿，把手套摘下来塞进兜里，嘴角压不住地上翘。“行，我明天再拉一筐。”

那天晚上陈默来的时候，正赶上林晓拉第二筐苹果来。她站在栅栏门口，看着林晓把筐从电动车上卸下来搬进板房，然后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店里雇人了？”

“没有，她卖苹果，我抽成。”

“抽多少？”

“一成。”

陈默走进来，拿起一个苹果看了看。“这苹果不错。给我称三斤。”

我称了三斤给她装袋，她扫码付款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她的手机屏幕——支付金额七块五，系统自动扣了，没让我按折扣价改。

“你怎么付全款？”

“我又没工牌。”她把袋子拎起来，“你那个八五折，是给员工的。我不是。”

她说完就走了，苹果袋子拎在手里，走出栅栏门的时候侧了一下身，风把她的短发吹起来一点。

我站在板房门口，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来第一次见面那天，她站在我家门口说“你赌的是厂子能活。”

我当时说，“我赌的是人得喝水。”

三个月过去了。人确实在喝水。人也吃苹果。也泡面。也在长凳上坐着暖手。

我把那盆绿萝又转了半圈，然后蹲下去，把柜子里那台旧热水器的滤网拆下来清洗了一遍。水流过手背的时候是温的，带着一点铁锈味。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没听见风声，也没做梦。

第二天早上开门，栅栏门上又贴了一张纸条。这次是四四方方的一张便利贴，黄色，用圆珠笔写着——不是宋姐的笔迹，更工整一些：

“老板，夜班能不能加一个暖风机？后半夜墙角太冷了。”

署名写着：车间全体夜班女工。

我把便利贴揭下来，放在玻璃板底下，跟宋姐的纸条、沈恪的收据并排。然后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了购物软件。

暖风机，三百瓦，带倾倒断电。我下了单，选了次日达。

付完款我站起来，把卷帘门全部拉上去。阳光从东边照进来，落在货架上，把塑料筐里那排创可贴的包装纸照得反光。

门口那块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铁丝网上的露水还没干透，沿着镀锌钢管一滴一滴往下淌，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