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0月，重庆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谈到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时，连续追问部下：既然号称重创日军，俘虏在哪里？缴获的武器在哪里？据何成濬日记记载，会场对某些“毙伤日军数万”的报告并不认同，连蒋介石也认为数字过于离谱。
这件事，正好揭开了一个长期流传的说法：薛岳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18.8万人。数字听起来很振奋，但放进当时的战场规模、日军编制以及双方战史中核对，疑点很快就出现了。
长沙会战并非一场连续不断的大战。通常所说的前三次，分别发生在1939年9月至10月、1941年9月至10月、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1944年的长衡会战，有时被一些文章列入“第四次长沙会战”，但它的作战背景、战役规模和结果，与前三次并不相同。
更要紧的是，日军第11军长期驻扎在武汉、岳阳、南昌一带，兵力虽然会轮换补充，却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里反复损失十几万人，还能保持原有作战能力。倘若四战真歼敌18.8万，几乎相当于把华中日军主力打空，这与日军后来仍能发动大规模攻势的事实难以吻合。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39年9月。日军从湘北推进，目标主要是打击第九战区部队，并非长期占领长沙。日军完成作战任务后撤回原防区，国军则将其解释为“击退来犯之敌”。这种说法不能完全算错，却容易把日军主动撤退，包装成国军全线反攻的结果。
当时国军确有局部抵抗。比如新墙河、草鞋岭一带，部分部队坚守阵地，付出了惨重伤亡。但大批部队编制虚空、协同失灵，战场上出现了溃散和非战斗减员。第九战区内部的总结也承认，一些部队没有有效截击日军，所谓追击往往相隔一日行程。
薛岳随后对外宣布，第一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三万余人。日军战报给出的伤亡数字明显可能存在缩小，但即使参考中国方面资料，也很难直接得出三万人这一结论。记者要求查看俘虏时，前线却拿不出相应数量的日军俘虏，这种尴尬本身，就说明战果统计存在严重水分。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情况更加复杂。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发动攻势，主要目的并非占领长沙，而是打击第九战区主力，尤其是第十军、第四军和第三十七军等部。日军行动迅速，国军调动迟缓，部队之间又缺乏配合，王耀武指挥的第七十四军增援长沙途中便遭到连续袭击。
第七十四军是国军精锐，伤亡却相当严重。日军撤退，并不意味着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阿南惟几在作战记录中明确提到，行动重点是摧毁第九战区的战斗力，而不是攻占长沙。战役结束后，薛岳仍上报日军伤亡数万，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甚至当面质问为何连十名俘虏都拿不出来。
廖龄奇被处死，就是这场争议的后果之一。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损失惨重，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廖龄奇成为被追究者。后来事实表明，相关指责并不充分。张灵甫接任师长后，第七十四军内部也出现了明显震动。军队伤亡和指挥失误，就这样被简化成了个人责任。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此役国军确实打得比前两次更有章法，日军在长沙外围受阻，最终撤退。它可以被视为一次重要胜利，但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完胜。何成濬记载，薛岳报告日军死伤五万余人时，会场多人发笑，蒋介石也批评这一数字“过于虚妄”。
至于1944年的长衡会战，不能拿来替前三次战果继续加码。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投入大批兵力，长沙很快失守，衡阳守军则进行了长时间苦战。衡阳陷落后，国军在湖南的防线遭到严重破坏。把这场失利也列入“歼敌四万”的辉煌战果，显然与战役实际进程相矛盾。
蒋介石本人也并非严格的统计者。他有时相信日军战报存在缩小，便提出可以把对方公布的伤亡放大数倍，甚至达到十倍。这种估算方式，本质上是政治宣传和心理判断，不能替代战史统计。薛岳上报的数字之所以不断膨胀，既有鼓舞士气的考虑，也与国民党军队层层报喜、缺乏核查机制有关。
长沙会战的价值，不能靠18.8万这个数字来证明。第九战区长期牵制日军，许多官兵在正面战场作战，也确实付出了牺牲。可是，承认抗战贡献，不等于接受未经核实的歼敌数字；指出统计夸张，也不等于否定所有浴血作战的部队。战报上的数字可以反复修改，阵地上的尸体和留下的伤员，却不会因为宣传口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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