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9月15日，浙江杭州西湖边，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后转赴杭州。午饭时，他没有安排铺张宴请，而是带着部分陪同人员走进了楼外楼。
这顿饭后来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总理离开杭州后，饭店经理重新核对菜单，发现周恩来交付的30元并不是少了，而是多出了10元5角。于是，经理把多出的款项连同菜单清单，一起寄往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事情不大，关键却在“怎么算账”三个字上。
当时的楼外楼，是杭州颇有名气的老字号，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主营杭帮菜。新中国成立后，饭店经营体制发生变化，已不是旧式私人饭庄，经理、厨师和服务人员各司其职，账目也有相应规定。
周恩来并非第一次到这里用餐。对这家饭店，他熟悉杭州地方菜，也了解工作人员的辛苦。当天陪同外宾和处理公务的任务繁重，到了中午，他便让秘书转告大家：“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便饭。”
一句“便饭”，让现场气氛轻松了不少。
席间，工作人员想向总理敬酒。周恩来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医生张佐良担心他饮酒影响健康，便悄悄劝大家少敬一些。总理察觉后，没有让工作人员扫兴，只是控制自己的饮酒量，仍端起杯子与大家碰杯，感谢他们一路以来的辛劳。
菜一道道端上来，他还向众人介绍菜名和做法。西湖醋鱼、叫花鸡、霉千张、梅干菜蒸肉，都是当地风味。总理说得细，大家吃得也踏实。那不是一场排场十足的宴席，更像一位长者请忙碌多日的同志吃顿家常饭。
结账时，地方领导提出由当地承担费用。这个提议并不奇怪，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宾时，地方安排经费是常见做法。但周恩来没有接受，坚持从个人工资中支付。
“今天是我请客，当然由我付钱。”
饭店最初报出的金额较低，周恩来听后立即提出疑问。他看过桌上的菜，知道这个数字与实际消费不符，要求按照菜单和牌价收取。饭店方面几次调整，最后将账面金额算到20元，他才同意付款。
问题也由此埋下。
周恩来离开饭店后，仍担心工作人员碍于他的身份，可能没有把价格全部算足。到达笕桥机场准备离开杭州时，他又交代秘书留下10元，请机场工作人员转交楼外楼。
这样一来，他前后支付了30元。
楼外楼收到这笔钱后，经理没有立即把钱留下，而是拿出当天的菜单逐项复核。鱼、鸡、蔬菜和其他菜品，按照实际价格一笔笔相加，最终算出总消费为19元5角。
这个数字，比饭店此前收取的20元还少了5角；与周恩来实际支付的30元相比，则多出10元5角。
经理沉默了很久。总理担心少付，主动补钱；饭店若明知多收，却不退回去，显然不符合公平交易的规矩。于是，经理将10元5角装入信封，又附上菜单和详细账单，寄往北京。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这类小额开支一向格外认真。1972年2月27日，他在杭州笕桥机场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前往上海，机场工作人员端来一杯茶，他喝完后让秘书支付一角钱茶费。对方不愿收，他仍坚持按规定办理，并说：“一角钱一杯茶，人人都这样，我也不能例外。”
这类坚持，并不是为了计较几分钱，而是要避免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总理可以请客，却不能让饭店因为“总理”二字少收；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服务，却不能因为对方地位高就改变收费标准。
蓬皮杜访华期间，还有一个细节常被提起。送行时上海下着小雨，周恩来坚持不打伞，以表示对外宾的尊重。飞机离开后，他又想到送行人员都被雨淋湿，专门交代机场准备姜汤。对外事礼节认真，对身边人员体恤，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正是他的办事习惯。
楼外楼寄出的那封信，后来成为这段往事的重要落点：菜单写了什么，实际花了多少，已经算得清清楚楚；多出的10元5角，也原封不动退回北京。人工计划局势，饭店照单结账，彼此都没有把一顿饭办成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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