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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收入《清华丛书》。两册先后出版,陈寅恪先生为撰《审查报告》两篇,刊在书中,后收入陈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
当时同学中,久闻两先生之名,但读此书者并不多。因陈先生两篇《审查报告》曾先后在清华外语系吴宓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发表,同学多见到,有时漫谈及之。
同学常看到陈、冯两先生在校园中相遇。陈先生抱着一大包书,冯先生拿的东西不多。相见之后,往往驻足很久。遥见两先生略作寒暄。即见陈先生讲说甚多,冯先生频频点头示意,亦有时插话,陈先生再讲。最后,两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
郑振铎先生执教燕京大学,也在清华兼课。郑先生大名,久为同学所熟知。有一次郑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体裁新颖。在征订时,同学间就有集合十人预订十部,以享优惠。第三册出版时,同学发现在《戏剧的起源》一章中,提到陈寅恪先生。郑先生研究中国俗文学,对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探讨了七八年,总认为传奇决非由杂剧转变而来,而是从印度输入的。可是在记载中找不到什么痕迹。有一年,生物学家胡先骕先生在一次生物考察中,从天台山的国清寺中见到很古老的梵文写本。他摄照一段请教陈寅恪先生,原来是印度著名戏曲《沙恭达罗》的一段。这一消息使郑先生大为惊喜。天台山离传奇或戏文的发源地温州不远,而有这样一部写本存在,恐怕不能仅仅看做是偶然巧合。更何况在《沙恭达罗》里,沙恭达罗上京寻夫而被其夫豆扇陀所拒,与中国初期戏曲有那么多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如《王魁》、《赵贞女》以至《张协》等情节如此相肖。二者互证,使郑先生多年的宿疑,一旦了然于心,其欣快之情,可以想见。
这两件事,在当时清华园同学间广为流传,群称颂陈先生是“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因为陈先生的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散原先生三立。(“四公子”有两说。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三人之外,另一人有两说:一为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一为陕甘总督陶模之子葆廉。散原先生在“四公子”之列则无疑。)
当时还有不少的事,不为同学所知,或未注意。如胡适先生发现《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自诩为陶弘景盗窃案,历经一千四百年始被己侦探出来。陈先生告诉傅斯年先生,朱熹已指出过,比胡先生早了七百多年。胡先生深表感谢。
又如,罗常培先生是语言学家,写过好几部专著,自认只有《唐五代西北方言》写得好。此书的完成得到陈先生很大帮助,指导他读参考书,找其他材料。抗战期间,还为帮助郑天挺先生考证西南地名,罗先生把论文稿拿去请陈先生看。当时,陈先生和大家一起用飧,席间陈先生常讲些掌故一类的故事,郑先生听了认为很有价值,曾建议同桌的邓广铭先生依《公是先生弟子记》例,都记下来。未能执行,后来邓先生深以为悔。
当时,郑天挺先生即称陈先生为“教授的教授”,与抗战前同学称“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不谋而合。
1998年9月17日
来源:学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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