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一
曾巩为官，向来以“问题解决者”自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曾巩刚任越州通判不久，就遭遇水旱并发的大灾，田庐淹没，饥民日增，民生多艰。不尚空谈的曾巩，迅即推出一套缜密务实的救灾“组合拳”——向灾民赊售粮食，在乡野广设救济点，组织生产自救等，使灾情得以缓解。
在任期间，又正值王安石变法，曾巩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落实农田水利、青苗、募役等新法，将朝廷政令转化为地方惠民的实绩。
后来到了明州担任知州，曾巩又一眼看中这座“海港之城”的独特潜力。在“就职感言”《明州到任谢两府启》里，他这样勾勒城市现状和定位：“惟四明之穷裔，处百奥之东偏。浮海之航，鼎来于远国；践山之筑，益起于坚城。”言语之间，已然将任期内的两大重心——修筑罗城、推进与高丽的海外贸易，悄然托出。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高丽使者提出“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明州一跃成为“两国航路中宋一侧的最主要港口”。
城市要发展，修城经费却有限。于是曾巩带人重新丈量城墙，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冗余长度，接着精打细算，只在接待高丽使者的两个主要城门修建城楼，省下了八座门楼的工程开支，还发动百姓“寻宝”，鼓励民众捡拾散落的废弃城砖“按量酬钱”。一波操作下来，旧城砖的利用率提高了四成，最终在有限的预算内修出了规整的城墙，还没有给百姓增加徭役赋税。
曾巩曾以诗“声清不受笙竽杂，气劲能遗霰雪侵”言志，相信自己只要品行正直、能力扎实，不管身处何地，都能做出成绩。
二
有人说，曾巩所任职的州郡，大多难治，但他总能牢牢把握治理关键，很快就进入角色，为何？
脚步向下，倾听民声。
据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所载，曾巩每至一州，必总揽纲条、分任僚属，而这一切的根基，是细致周详的调研。他不满足于在方志旧籍中寻找答案，而是深入体察风土民情，摸清积弊根源，不做浮于表面的“空降官”，只做心中有数的“明白官”。
比如在越州，面对“鉴湖八百里”却“盗湖为田”成风的困局，曾巩亲自踏遍整个鉴湖流域，搜集大量一手资料，绘制了《越州鉴湖图》，并撰写图序，详述湖泊兴衰、历代水治。他提出不可因一时农田之利而废湖的远见，至今仍发人深省。
以史为镜，照见现实。在“下基层”之前，曾巩曾在京城史馆校书九年。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欧阳修当时推荐了三人，只有曾巩入选。他遍校史籍，推敲考辨，涵养出深厚的历史洞察力，有晚清学者就评论：“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才。”
曾巩眼中，历史得失、天下治乱、人心向背皆彼此贯通。因此，他常从历史中汲取治理智慧，昔日伏案校勘的岁月，或许成为他日后施政的“智慧宝库”，随事取用、应对自如。像他勘误《战国策》的时候就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道者所以立本也”，此类思想被他延续到襄州任上，细查旧案，明辨曲直，为百余人平反昭雪。
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往往影响着他的为政之道。曾巩的成长路径与一般文人很不相同，世人多从书斋走向仕途，他却先从生活悟得真知，再考取功名。“无田以食，无屋以居”，曾巩不得不早早挑起养活全家数十口人的重担，“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
这段漂泊经历，使曾巩深谙民间疾苦。可以说，当官之前，他就是尝遍生活艰辛的普通百姓，他却说“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正是这种于艰难中不改其志的豁达，让他日后为官时，总能真切地懂得人民所乐、所忧、所需。
天地翻覆，岁月流转。优秀的基层干部一直是那个脚下沾泥、心中有光的“明白人”。
稿件来源 | “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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