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在南方当包工头，手下的女工为了多挣钱，总过来找我商量

一九九三年，我在南方当包工头，手下那几个女工为了多挣钱，天一黑就总往我工棚门口来，跟我商量这活儿能不能多算一点，那活儿能不能包给她们干。

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在珠海前山一带接小工程。

说是包工头，其实手里也就三十来个人，哪里有活儿往哪里跑。今天给厂房砌隔墙，明天给宿舍楼抹灰，后天又去码头边上修仓库。白天一身灰，晚上拿个破计算器算工钱，算错一块钱都有人不高兴。

我那一班人里，女工有六个。

工地上女人少，大家都知道。不是女人不肯吃苦，是工地的苦太粗糙，扛灰、搬砖、上架子，哪一样都能把人身上的骨头磨出响声。

可那一年南方到处招工，乡下日子又紧，男人出来，女人也跟着出来。她们不说苦，也不说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陆头儿，还有没有别的活儿？”

我姓陆，叫陆建明。工人们不大叫我名字，男的叫我陆头儿，女的也跟着这么叫。

第一次来找我商量的，是方桂珍。

那天刚发完半个月工钱，别人都去水龙头边洗脚了，我蹲在工棚门口抽烟。方桂珍站在两步外，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灯泡一晃，她脸上的灰一道一道的。

她三十八岁，江西抚州人，身板不高，肩膀却厚实，走路脚掌落地很沉。她男人早些年跟着人去福建打石头，后来腰砸坏了，没法再出远门。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念初中，一个刚上小学。

她把工资条递给我看，声音不大。

“陆头儿，我干了十三天，怎么比老罗少这么多？”

老罗是个男工，跟她同一天开工。

我说：“桂珍，这账没错。老罗干的是砌墙，你这半个月大多是筛沙、拌小灰、搬半砖，工价不一样。”

她低头看着工资条，过了半天才问：“那能不能让我也去砌墙？”

我愣了一下。

不是我瞧不起她，是那会儿工地上的规矩就那样。泥瓦大工算手艺，女工多半干小工活，工钱一天差好几块。一天差几块，半个月差几十，一个月就差出一袋米，一双孩子穿的鞋。

我说：“砌墙不是光有力气就行，线要顺，缝要直，灰口要匀。你没学过，砌坏了返工，我担不起。”

方桂珍没吵，也没求我。

她把工资条重新叠好，揣进口袋，说：“那你给我找个能多挣的活儿。我不怕脏，不怕晚。我不是来要照顾的，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她说得很平，不带一点讨好，也不带一点委屈，像在菜市场问一斤豆腐多少钱。可我听着，心里有点发酸。

方桂珍走了没多久，钱秀芬又来了。

钱秀芬三十一岁，湖北黄冈人，眉眼细，嘴巴利索。她丈夫在中山一家家具厂打磨板材，夫妻俩租不起房，就各住各的工棚，半个月才能见一回。她手很巧，别人用铁锹拌灰，总弄得四处飞，她拌出来的灰浆细得像糯米糊。

她进工棚比方桂珍大方，站在桌前就问：“陆头儿，落地灰每天都浪费不少，要不你把清落地灰、捡整砖这事包给我们？按袋算也行，按车算也行。”

我抬头看她。

“你们？”

她往外一指。

工棚门口站着四五个女人，有的扶着门框，有的低着头看脚尖。最年轻那个叫马小棠，才二十二岁，贵州安顺来的，脸小，眼睛大，平时一天说不了三句话。这会儿也站在后头，手里还拎着一只破竹筐。

我说：“你们白天干完还不够？晚上再干，身体受不住。”

钱秀芬说：“受不受得住，我们自己知道。现在一天十来块，寄回家就剩不下了。你别白给我们钱，我们也不要。你就把散活儿拢一拢，算个价，我们自己分。”

方桂珍跟着说：“对，写清楚。干多少拿多少，干不好不算。”

马小棠在后面小声补了一句：“我们能干干净。”

那晚，六个女人站在我工棚门口，像来谈一桩很大的买卖。

我拿烟的手停在半空，忽然觉得自己这个包工头当得粗了。以前我总觉得，给她们安排些轻省活儿，就是照顾。可她们要的不是轻省，是挣钱的路。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截粉笔，在工棚外一块废门板上写：

落地灰清理，一车一块二。

整砖挑拣，一百块砖六毛。

旧麻袋抖净装好，十条三毛。

废铁丝盘成捆，一捆两毛。

钱秀芬凑过来看，问：“一车多大？”

我指了指小推车：“装平，不许尖。”

方桂珍问：“整砖怎么算整？”

我随手捡了半块砖给她看：“缺角小于一指，能用，就算整。”

马小棠问得最细：“麻袋破了补好，算不算？”

我看着她，有点想笑：“补好能装水泥，就算。”

她点点头，认真得像在听老师讲课。

从那晚开始，工地角落里那块废门板成了她们的账牌。

每天收工后，几个女人就把白天散落在地上的砖块、灰渣、麻袋、铁丝一件件收拾出来。别人吃饭，她们先干半个钟头；别人打牌，她们再干一个钟头。小推车吱吱呀呀从楼下推到堆料处，车把被汗水磨得发亮。

我起初不放心，半夜还拿手电去看。

方桂珍弯着腰，把沾了灰的砖一块块敲净。钱秀芬蹲在麻袋堆旁，用针线补袋口。马小棠最瘦，却最能耐住性子，她把废铁丝一点点捋直，再绕成圆捆，码在墙边，像一排小小的铁环。

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别弄太晚。”

方桂珍头也不抬：“陆头儿，别催。你明天验，不干净你又扣钱。”

我被她噎了一下，只好笑笑走了。

第一个月结算，她们六个人靠这些散活儿多分了七十多块。

钱不算多，可拿钱那天，她们脸上的神气跟发日工钱不一样。

钱秀芬把钱数了两遍，卷进手帕里，说：“我给我闺女买双白球鞋。她来信说班里演节目，人家都有白鞋。”

方桂珍没说买什么，只把钱贴身放好，抬头问我：“陆头儿，还有没有更大点的活儿？”

我说：“你们别贪。散活儿能干，手艺活儿不一样。”

方桂珍看着我，眼神很硬。

“手艺也是人学的。男人的手是手，我们的手也是手。”

我嘴上没接，心里却被这话扎了一下。

六月中旬，我接了个麻烦活。

前山那边有个新建的电子厂，四栋宿舍楼要赶在九月底前交付。总包把内墙抹灰、卫生间防水和贴砖这几块分给了我。抹灰还好说，最难的是卫生间。

那年代厂房宿舍的卫生间，地方小，管子多，地面要找坡，墙上贴小白砖。砖不大，可越小越磨人，缝要齐，角要顺，地漏那点坡度更难弄。做不好，水排不走，验收就卡你。

我原先指望一个姓孙的瓦工师傅带人干。他手艺好，可脾气大，干了三天嫌价低，又说这楼的卫生间太碎，耽误工夫，带着两个徒弟去了别的工地。

人一走，我头都大了。

总包的曹经理催得紧，站在楼下拿手表敲掌心。

“陆建明，合同写得明明白白，九月底交。你现在跟我说师傅跑了，我跟谁说去？”

我赔着笑：“曹经理，我再找人。”

“找人是你的事。到时候拖了工期，钱从你账上扣。”

他走后，我在工棚里坐了半天。

外头太阳毒，水泥地晒得冒白光。工人们在楼里吆喝，搅拌砂浆的声音一阵一阵。我盯着桌上的施工单，越看越烦。

晚上，钱秀芬又来了。

她这次不是一个人，方桂珍和马小棠也跟着。三个人站在门口，谁都没先进来。

我一看她们那架势，就知道又要商量。

钱秀芬先开口：“陆头儿，听说卫生间没人贴砖了？”

我说：“这活儿你们别想。”

方桂珍皱眉：“我们还没说呢。”

我把施工单往桌上一拍：“这不是清落地灰。卫生间返工最麻烦，地面坡错了，整间都要敲。你们没干过，我不敢让你们试。”

马小棠小声说：“可以先试一间。”

我看她。

她手指绞着衣角，声音还是小，却没躲。

“试一间，不给钱也行。你验了，不行我们拆掉。行了，再商量价。”

方桂珍接着说：“我们不是抢师傅饭碗。师傅都走了，活儿空着也是空着。你让我们试，至少有个指望。”

钱秀芬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那纸是水泥袋背面撕下来的，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原来她这几天一直在问瓦工，打听贴砖怎么算工，怎么算损耗，怎么算返工。不会写的字，她就画圈，旁边让识字的男工帮着标。

我拿过来看，心里慢慢静下来。

她们不是一时兴起。

她们把一层有多少间卫生间，一间大概多少平方，墙面几面，地面几块，全打听清楚了。连“阴角要压缝”“地漏边小砖最费事”这种话都记在纸上。

我问：“谁教你们的？”

钱秀芬说：“工地上长着嘴呢，问呗。人家肯说一句，我们记一句。不肯说，我们看。”

方桂珍说：“陆头儿，你怕我们砸了你的牌子，这我们知道。你给个标准，我们按标准来。”

我点了支烟，又把烟掐了。

那天晚上，我带她们去了三楼最边上一间卫生间。墙面还没处理完，水泥地上堆着沙。外头走廊黑，只有我手里一只手电。

我拿粉笔在墙上画线，告诉她们，第一排砖怎么起，为什么要吊垂线，地漏四周为什么不能平，墙角怎么留缝。

方桂珍听得很紧，眉头一直皱着。

钱秀芬问：“坡度看不出来怎么办？”

我找来一根透明水管，灌了半管水，给她们比划。

马小棠蹲在地漏旁，伸手摸那一点点低处，像摸一件贵重东西。

我说：“试一间可以。三天内做出来。不合格，不算钱，材料损耗从散活儿里扣。合格，也不能立刻全给你们，我还得看总包那边认不认。”

方桂珍问：“要是合格，按什么价？”

我说：“先按小工补贴。”

她立刻抬头：“那不行。”

我愣了：“你还没干，就跟我讲价？”

方桂珍站在那间没灯的卫生间里，身上全是灰，眼睛却亮。

“陆头儿，我们来商量，就是为了多挣钱。要还是按小工补贴，我们晚上熬到半夜图什么？试工可以不要钱，合格以后，就按平方算。男师傅什么价，我们少一点可以，但不能按小工。”

钱秀芬也说：“你放心，我们不乱要。先比男师傅低两成。等做顺了，再按一样的算。”

马小棠低着头，补了一句：“坏了我们认。”

我看着她们，忽然明白了。

她们不是求我开恩，是在跟我谈一条规矩。

我咬咬牙：“行。样板间过了，我去跟曹经理谈。谈不下来，我从我那份里给你们补一半。”

方桂珍摇头：“不要你补。你只帮我们把话说到桌面上。活儿是我们干的，钱也该从活儿里来。”

这话说得我半天没答上来。

第二天起，三楼最边上那间卫生间成了她们的战场。

白天她们照样干小工，搬砖、筛沙、递灰。到了晚上，三个人换下外面沾满泥的衣裳，把头发扎起来，拿着抹子、水桶、线坠进了卫生间。

另外三个女工也来帮忙，递砖、泡砖、擦缝。

第一晚，我去看了三回。

钱秀芬负责和灰，她用手指捻砂浆，嫌粗，就重新筛。方桂珍贴墙砖，第一块贴上去，又揭下来，重新抹灰。马小棠蹲在旁边递砖，每递一块，都用湿布把砖面擦一下。

楼下男工有人笑。

“女人贴砖，贴出来能看吗？”

“别到时候洗澡水往床铺流。”

“陆头儿也是急糊涂了。”

我听见了，没吭声。

钱秀芬听见了，手上停了一下，又继续和灰。

方桂珍倒是抬头冲外面说了一句：“明天来看，嘴别先忙。”

第三天傍晚，样板间做完了。

小白砖一排排贴在墙上，刚擦过，亮得有点晃眼。地面也铺好了，地漏在中间偏里，四周砖缝像细线。

我心里先松了一半。

曹经理带着验收员来了。

他一进门，看到站在旁边的几个女工，脸就沉了一下。

“这谁干的？”

我说：“她们试的样板间。”

曹经理看了我一眼：“陆建明，你别跟我开玩笑。宿舍楼是要交给工人住的，不是让你练手的。”

方桂珍的脸一下红了，手往衣摆上擦了擦。

钱秀芬忍不住开口：“曹经理，你验活儿，不看人。”

曹经理被她顶了一句，脸更难看。

他没跟她争，弯腰拿小锤敲墙砖。敲到墙角时，有两块声音发空。验收员又倒了一盆水到地面上，水大半流进地漏，可门边那一小片还留着一层浅浅的水。

曹经理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看见没有？我不是说女人不能干，是这个活儿不能胡来。返工吧。”

那一下，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马小棠脸白得厉害，像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钱秀芬嘴唇动了动，最后把话咽回去。方桂珍盯着那两块空鼓砖，眼圈红了，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也难受。

可活儿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工地上不能靠感动过验收。

曹经理走后，楼道里安静得只剩水往地漏里滴的声音。

我说：“这间拆了吧。你们已经尽力了。”

方桂珍突然蹲下去，用手指沾了门口那一点积水，抹在掌心里看。

“陆头儿，问题在哪？”

我说：“门口坡没找出来，墙角砂浆不满。”

“怎么改？”

我看着她。

她抬起头，眼眶还红着，声音却很稳：“你别急着判我们不行。你告诉我们怎么改，我们返。返工这两天不算钱，坏的砖从我们散活儿里扣。两天后再验一次。要是还不行，我们认。”

钱秀芬也说：“第一次不行，不等于永远不行。男师傅学手艺也不是第一天就成。”

马小棠蹲在地漏旁，小声说：“我刚才看见水停的地方了。是那儿高了半指。”

那晚，我没有让她们散。

我找来一根靠尺、一只线坠、一段透明水管，把卫生间门口到地漏的坡重新给她们讲了一遍。讲完，她们把那块地砖一片片敲起来。敲得小心，能用的砖就泡回水桶，不能用的堆到一边。

楼道里闷热，蚊子咬得人腿上全是包。

方桂珍跪在地上铲旧灰，膝盖下面垫了一块破纸板。钱秀芬一遍遍调砂浆，水多了倒掉，灰干了再加。马小棠拿粉笔在墙角做小记号，怕第二天忘。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以前我带工人，讲的是快，讲的是量，讲的是别出事。那晚我头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几个女人为了多挣几块钱，是怎么把一间小小的卫生间当成命里的大门去敲的。

两天后，再验。

这回曹经理来得有些不耐烦。

“陆建明，我时间不多。”

我说：“就五分钟。”

钱秀芬没说话，把一桶水提进卫生间，倒在地上。

水铺开后，没有往门口跑，也没有停在角落，而是慢慢朝地漏收过去。起初是一片，后来变成几条细线，最后全进了地漏，只剩砖面上薄薄一层湿光。

验收员拿小锤敲墙角。

一块，两块，三块。

声音实，不空。

他又把靠尺贴在墙上，低头看缝。

曹经理抱着胳膊，站了半天，终于说：“这一间算过。”

钱秀芬的肩膀一下塌下去，像憋了两天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

马小棠低着头笑，笑着笑着眼泪掉在地砖上。方桂珍没笑，她只是转身看我。

“陆头儿，该商量价了。”

我差点被她这句话逗笑，又笑不出来。

曹经理也听见了，眉头一皱：“什么价？”

我把昨晚准备好的话说了：“曹经理，卫生间贴砖这块，让她们接一部分。按合格面积算钱，不合格返工。价格按原来孙师傅那班的八成。”

“不行。”曹经理想都没想，“女工就是女工，按小工加补贴。”

方桂珍上前半步。

她手上还有灰，指甲缝都是黑的。

“曹经理，你刚才验的是砖，不是验我是男是女。砖合格，价就该按砖算。”

曹经理看着她，脸色有点挂不住。

“你们别把话说得这么硬。工地有工地的规矩。”

钱秀芬接过话：“规矩要是只认人，不认活，那我们还学什么手艺？以后只要女人干得好，也只能拿小工钱？”

曹经理没答。

楼道里围了不少人。男工、木工、钢筋工都挤在外面看热闹。有人不吭声了，有人把烟拿在手里忘了抽。

我知道，这时候我要是不说话，她们刚刚贴直的那几排砖，就又弯回去了。

我对曹经理说：“这活儿算在我队上。她们做坏了，我负责返工。她们做合格了，你按面积给我结，我按约定给她们结。你不用单独认她们，你认我的班组就行。”

曹经理盯着我：“你担？”

“我担。”

方桂珍忽然回头看我。

我没看她，只盯着曹经理。

“我带的人，不管男工女工，活儿过了就是过了。要是干一样的活儿，验一样的标准，还拿两样的钱，以后谁还肯学？”

曹经理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摆摆手。

“先给你们二十间。二十间都过，再说后面的。”

方桂珍立刻问：“价呢？”

曹经理瞪她：“八成。”

钱秀芬还想开口，方桂珍拦住了。

“行。二十间八成。二十间全过，后面按一样算。”

曹经理本来已经转身了，听见这句又回头：“你还会往上要？”

方桂珍说：“我们来工地不是为了证明女人能吃苦，吃苦不值钱。我们是为了多挣钱。活儿做到一样，钱也要往一样上谈。”

那天楼道里静了一下。

后来很多年，我都记得那个场面。

一个三十八岁的乡下女人，穿着沾灰的旧布鞋，站在一间刚返好工的卫生间门口，跟一个拿着总包合同的经理讲价。她没有吵，没有骂，也没有低声下气。她只是把话说得明明白白。

那二十间卫生间，她们干了整整十二天。

白天工地热得像蒸笼，楼层里没有风，墙面返潮，灰浆干得慢。她们就把砖提前泡好，按墙面一摞摞分开。钱秀芬拿粉笔在地上画小格子，哪间用多少砖，哪间剩多少边角料，全记着。马小棠负责擦缝，她手细，棉纱绕在指头上，一条缝一条缝抹过去，抹完还要退后看一眼。

方桂珍是主心骨。

她以前话不算多，可那段时间像变了个人。谁贴歪了，她不骂，只把砖揭下来，自己贴一遍给人看。谁累得直不起腰，她就让人去门口吹五分钟风。吃饭的时候，她把自己碗里的咸菜拨给小的，说：“咸点，下饭，手上才有劲。”

我每天去看两次。

有一次中午，大家都在楼下吃饭，我看见马小棠一个人还蹲在卫生间里。她对着墙角一条缝，用刀片轻轻刮。

我说：“吃饭去。”

她吓了一跳，回头看见是我，才小声说：“这条缝粗了，我看着难受。”

我说：“差这么一点，验收不一定看得出来。”

她摇摇头。

“陆头儿，我们是第一次接这种活。别人看不出来，我们自己得看得出来。”

那一刻，我忽然有点脸热。

我做包工头几年，也常说质量要紧。可有时候工期压下来，我心里也会想，差不多就行。反倒是她们，明明最缺钱，却不肯把自己的第一块招牌糊弄过去。

第十二天，二十间卫生间全部完工。

曹经理带人一间间验。

倒水，敲砖，看缝，查阴阳角。

从三楼查到五楼，太阳慢慢偏西。几个女人跟在后头，一句话不说。钱秀芬的手一直绞着衣角，方桂珍的脸绷得很紧，马小棠抱着一只空水桶，指节发白。

最后一间验完，验收员在单子上写了两个字：合格。

曹经理把单子递给我，嘴角动了一下。

“后面的，也给她们做吧。价按原班组算。”

钱秀芬当场就蹲下去了。

我以为她不舒服，赶紧扶她。她却用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地笑，笑着笑着又像哭。

方桂珍站在旁边，眼睛红了，嘴却硬。

“秀芬，起来，别让人看笑话。”

钱秀芬抬起头，脸上又是汗又是泪。

“我不是哭，我就是……我就是心里松了。”

马小棠抱着桶，突然问我：“陆头儿，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也算瓦工了？”

我说：“算。”

她又问：“工钱也按瓦工？”

我点头：“干瓦工活，就按瓦工算。”

马小棠低头看自己的手。

她的手指被水泥泡得发白，有两处裂口还渗着血。看着看着，她把手背到身后，像怕人笑话，又像怕自己先忍不住。

那天晚上，几个女人没有再去清落地灰。

她们坐在工棚旁边的水泥管上，分一包瓜子吃。方桂珍把废门板搬出来，用粉笔在上面重新写：

女工贴砖班。

五个字写得歪歪斜斜，却谁也没笑。

钱秀芬在旁边添了一行：不合格不收钱。

马小棠想了半天，又在最下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方块，里面几条线，像一面贴好的砖墙。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忽然觉得那块破门板比总包办公室里的合同还要亮堂。

后面的活儿并不顺。

二十间过了，不代表两百间都能轻松过。

七月下旬，南方的雨说下就下。墙面返潮，砖背吃水不匀，有几间第二天起来出现了细小空鼓。曹经理抓住这个，又把我叫去办公室。

“陆建明，我让她们做，是看你面子。你不能让我难看。”

我说：“该返的返，该扣的扣。”

回到楼上，我还没开口，方桂珍已经把空鼓的几块砖圈出来了。

她说：“我们自己发现了，下午拆。”

钱秀芬脸色不好：“这几间不是手艺问题，是墙太湿。”

我看了她一眼：“墙湿就能不管？”

她咬了咬牙：“不能。”

方桂珍说：“以后头天先看墙，湿的晾，不能急。赶工归赶工，砸牌子的活不干。”

这话传出去，几个男瓦工反倒有点服她了。

以前他们看女工贴砖，总觉得新鲜，像看人唱戏。后来发现她们不光能贴，还敢返自己的工，慢慢也没人说闲话。有人路过，还会提醒一句：“桂珍，六楼西头那间管根不平，你们先铲铲。”

方桂珍不爱欠人情，晚上就把那人白天落下的一袋工具送回去。

工地上的关系就是这样。你有手艺，别人就多看你一眼；你守规矩，别人就愿意给你让条路。

八月初的一天，发工资。

这是女工贴砖班第一次按面积结算。

我把钱算出来时，自己都愣了一下。扣掉返工损耗和借用工具费，方桂珍分到的钱，比普通男小工多了一大截。钱秀芬也不少，马小棠因为负责擦缝和收尾，少些，但也比以前翻了一倍。

她们三个站在桌前，谁都没伸手。

我说：“怎么，不信？”

钱秀芬拿起工资单，看了又看：“陆头儿，你算错了吧？”

我说：“你还盼着我少给？”

她连忙摇头：“不是，我就是没拿过这么多。”

方桂珍把自己的那份拿起来，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数到最后，她忽然把钱按在桌上，问我：“陆头儿，后面外走廊踢脚线能不能也给我们？”

我笑了：“刚拿到钱，又来商量？”

她看着我，也笑了一下。

“挣钱这事，不能等。等着等着，活儿就成别人的了。”

钱秀芬说：“我们也不是乱接。踢脚线跟贴砖一个理，就是要线直。你给我们两间试。”

马小棠在旁边补充：“楼梯踏步也能试。不过那个要先量尺寸。”

我说：“你们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

方桂珍把钱收好，说：“胃口不是天生大的。是干出来的。”

她说完这句话，我没再笑。

那天下午，我去找曹经理谈外走廊和楼梯踏步。曹经理听完，敲了敲桌子。

“你那几个女工还真把自己当班组了？”

我说：“她们本来就是班组。”

“陆建明，你别忘了，现场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楼梯踏步人来人往，做不好最容易返工。”

“那就先做一跑楼梯。验不过，我换人。”

曹经理看了我半天，最后说：“你现在说话倒硬。”

我说：“不是我硬，是她们的活儿硬。”

曹经理没忍住笑了一下。

“行，一跑楼梯。还是老规矩，合格再算。”

我回去告诉她们时，钱秀芬正在洗抹子，听完把水一甩，溅了自己一裤腿。

“真的？”

“真的。”

马小棠问：“哪一跑？”

我说：“二号楼东边，一楼到二楼。”

方桂珍低头想了想：“那地方人最多，做出来大家都看得见。”

我说：“你怕？”

她说：“怕。可越怕越要做好。”

楼梯踏步比卫生间更磨人。

每一级高度不能差太多，踏面要平，边角要直。方桂珍拿着卷尺，一阶一阶量，量完在墙边写数字。钱秀芬蹲着拌水泥砂浆，马小棠负责清边。她们干得慢，第一天才做了六级。

有人急。

曹经理路过时说：“照这个速度，过年也交不了。”

方桂珍没争，只问我：“陆头儿，工期怎么排？”

我说：“这跑楼梯给你们四天。”

她点头：“那就四天。”

第二天，她们自己改了法子。

方桂珍只负责定线和收边，钱秀芬专门铺砂浆，马小棠提前把砖和石材按尺寸摆好，另外三个女工轮着搬料。人不乱走，料不乱放，谁干哪一步清清楚楚。

四天后，那跑楼梯做好了。

验收那天，曹经理没先说话。他从一楼走到二楼，又从二楼走下来，脚步放得很慢。走到最后一级，他低头看了看鞋底，再看了看踏步边线。

“可以。”

就两个字。

方桂珍却像听见了很重的一句话，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钱秀芬低声说：“桂珍，过了。”

方桂珍说：“我听见了。”

马小棠摸了摸最下面那一级踏步，指尖轻轻扫过去，像摸自家门槛。

从那以后，女工贴砖班在工地上算真正站住了。

她们还是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还是吃咸菜拌饭，还是舍不得买汽水。可别人叫她们时，慢慢不再只喊“女工”，而是喊“桂珍那班”。

“桂珍那班，四楼有几块砖要补。”

“桂珍那班，曹经理叫你们去看走廊。”

“桂珍那班，明天材料到了先给你们留一垛。”

称呼一变，人心里的位置也变。

九月赶工最紧的时候，整个工地几乎天天加班。

我怕她们熬坏，晚上十点就赶人。

方桂珍不肯走：“再干半个钟头。”

我说：“你们白天也没闲着。”

她说：“陆头儿，我家老大开学要交住校费。晚半个钟头，就是几块砖。”

钱秀芬说：“我闺女那双白球鞋买了，来信说穿着跳舞，老师夸她站得直。我还想给她买件红毛衣。”

马小棠一直没说过自己要钱干什么。

那天她收拾工具时，我顺嘴问了一句：“小棠，你呢？你攒钱做什么？”

她低着头，把抹子上的灰刮干净。

“我想把我妹妹接出来。”

我没想到是这个。

她说，她妹妹十六岁，在老家山里，家里准备让她跟着亲戚去小煤窑做饭。马小棠不放心，想等手里有点钱，把妹妹接到珠海来，哪怕先在饭馆洗碗，也比在山里糊里糊涂强。

她说这些时，声音还是小，却没有以前那种躲闪。

“我以前觉得自己没本事，出来也是混口饭。现在我会贴砖了，我能带她。”

我说：“你自己都还让人带。”

她抬头看我，很认真地说：“那我就学快一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只说：“先把自己顾好。”

她点点头，又低头擦抹子。

那只抹子是她自己买的，木柄上用红线缠了几圈，防滑。工地上工具常丢，她每天收工都要擦干净，包进一块旧布里，放到枕头下面。

十月底，宿舍楼终于交工。

验收那天，总包、厂方、监理一起过来。厂方负责人最看重卫生间和楼梯，因为以后住的人多，坏了最麻烦。

我心里吊着。

方桂珍她们站在楼下，没有跟上去。钱秀芬说：“我们不去，去了更紧张。”

可我知道，她们耳朵一直竖着。

一个多小时后，曹经理从楼上下来。

他走到我跟前，把验收单递给我，脸上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过了。”

我还没说话，钱秀芬先在旁边吸了一口气。

厂方负责人走过来，问：“卫生间是哪班做的？”

我指了指方桂珍她们。

几个女人下意识往后退了一点，像怕自己身上的灰蹭到人家干净衬衫。

厂方负责人看了她们一眼，说：“做得细。尤其楼梯踏步，线顺，边角干净。以后我们二期还有宿舍，还是按这个标准。”

方桂珍的手一下攥住了衣角。

钱秀芬低头笑，笑得嘴都合不拢。马小棠站在最旁边，眼睛亮得吓人。

厂方负责人走后，曹经理对我说：“陆建明，二期你还接不接？”

我说：“看价。”

方桂珍忽然在旁边咳了一声。

我转头看她。

她脸红了，却还是开口：“曹经理，二期要是还有贴砖和楼梯，能不能提前给我们看量？我们好算人手。”

曹经理挑了挑眉：“你现在直接跟我谈了？”

方桂珍有点慌，但没退。

“不是越过陆头儿。我们是他班组里的人。活儿要是定了，我们得知道怎么排。”

钱秀芬也跟上：“材料早点到，我们能少浪费。砖要先泡，墙要先看湿不湿。”

马小棠小声说：“楼梯踏步要提前量。”

曹经理看着她们三个，又看了看我，忽然把手里的文件卷起来敲了一下掌心。

“行。到时候让陆建明带你们一起来。”

那一句话，比夸她们手艺好还要紧。

因为那是第一次，总包的人把她们当成能坐到桌边商量活儿的人。

交工后的第三天，我结清了最后一笔工钱。

那天工棚里挤满了人。男工们领钱快，按手印，揣兜，转身就走。轮到女工贴砖班时，方桂珍却把那块废门板搬了进来。

门板上的字已经写满了。

哪天做了几间卫生间，哪天返了几块砖，哪天做了多少级楼梯，哪天扣了多少材料损耗，都用粉笔记着。有些地方被雨水洇开，她又重新描过。

钱秀芬把一张纸摊在桌上。

“陆头儿，这是我们自己算的。你也算一遍。”

我拿过来看，差点笑出声。

数字写得不算好看，可一项一项很清楚。总平方、单价、返工扣款、工具分摊，最后每个人分多少，都列着。马小棠的名字旁边还多画了个小圈，钱秀芬解释说：“她擦缝最多，多分一点，我们几个商量过了。”

我问：“都同意？”

方桂珍说：“同意。她手细，该多拿。”

马小棠脸红了：“我不要多。”

钱秀芬把她按住：“你别说话，这是大家商量好的。”

我把自己的账本翻出来，一项项对。

她们算得只差两块四毛。

不是多算，是少算了。楼梯踏步有一段补边，她们忘记加。

我把钱补进去。

方桂珍看着那两块四毛，半天没动。

我说：“怎么，还嫌少？”

她摇摇头。

“不是。我就是想，以前我们拿钱，都是你算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我们也能自己算明白了。”

钱秀芬说：“算明白，心里踏实。”

马小棠拿着钱，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红线抹子。

我问她：“妹妹的事，够了吗？”

她点点头：“够路费了。年底我回去接她。”

方桂珍把钱分好，突然从里面抽出一张递给我。

我皱眉：“干什么？”

她说：“那间样板房第一次返工，坏了几块砖。你当时没全扣，这个补上。”

我把钱推回去：“账上已经扣过了。”

“没扣够。”

“我说扣够就扣够。”

她不动，手还伸着。

我有点急：“方桂珍，你们好不容易多挣点，别跟我来这个。”

她看着我，慢慢把钱放到桌上。

“陆头儿，我们靠手艺多挣钱，也靠规矩站住。少扣了，看着是占便宜，往后别人就能说我们是你照顾出来的。这个钱你收。”

工棚里一下安静了。

我看着桌上那张皱巴巴的票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压住。

最后我收了。

不是因为缺那点钱，是因为我明白，她们要的体面就在这里。该挣的，一分不少；该扣的，也不躲。

结完账，外头下起小雨。

南方的秋雨细，落在铁皮棚上沙沙响。几个女人没有马上走，站在门口看那块废门板。

钱秀芬说：“这板子能不能给我们？”

我说：“一块破板子，要它干什么？”

她说：“带回去。以后我们接活儿，还拿它记账。”

方桂珍说：“明年要是还有工地，我们还来找你商量。”

我说：“还商量散活儿？”

她摇头。

“商量包活儿。”

马小棠把红线抹子放进布包里，小声却清楚地说：“商量工价，商量工期，商量验收。”

我看着她们，忽然笑了。

“行。以后你们来，不用站门口，进来坐着商量。”

方桂珍也笑：“那可说好了。”

腊月里，工地散了。

有人回湖南，有人回湖北，有人留在珠海找零活。方桂珍她们六个女工，买的是同一趟往北的慢车票。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们。

九十年代的车站乱，蛇皮袋堆得到处都是，卖茶叶蛋的，卖报纸的，喊声混在一起。她们每个人都背着大包小包，包里有衣服，有给孩子买的鞋，有红毛衣，还有几把用旧布包起来的抹子、靠尺、线坠。

钱秀芬把一双白球鞋从包里拿出来给我看。

“给我闺女的，怕挤变形，我一直抱着。”

方桂珍买了两件厚棉袄，说一件给儿子，一件给女儿。她还买了一只小闹钟，说孩子上学不用再听鸡叫。

马小棠的包最轻。

她说：“我回去接妹妹，回来时就重了。”

火车快开时，方桂珍忽然从包里掏出一个折好的东西递给我。

是那块废门板上抄下来的账。

她们把上面的工种和单价誊到纸上，后面还空着几行。

我问：“给我干什么？”

方桂珍说：“你帮我们看看，明年要是接二期，这些价哪里不合适。我们过完年回来，再跟你细商量。”

我把纸接过来，看见最上面写着四个字：桂珍班组。

字很歪，但笔画很重。

火车开动时，钱秀芬趴在窗边喊：“陆头儿，别把二期给别人啊！”

我喊回去：“你们回来晚了，我就给别人。”

方桂珍立刻说：“不会晚，正月十六到！”

马小棠在旁边补了一句：“带我妹妹一起。”

火车慢慢往前，车窗里几张脸一晃一晃。她们朝我挥手，手掌粗糙，指节发红，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

那笑不是发了财的笑，也不是被人施舍后的感激。

那是一个人终于知道，自己的手能给自己挣来路，自己的话也能坐下来跟别人商量。

后来很多年，我又带过许多工地，见过更多人。有人力气大，有人嘴甜，有人算盘打得响。可我始终忘不了一九九三年南方那个潮湿又闷热的工地，忘不了那几个为了多挣钱总来找我商量的女工。

起初，她们站在我工棚门口，问我有没有散活儿。

后来，她们站在卫生间门口，问我合格以后按什么价。

再后来，她们站在验收单旁边，问下一期工程能不能提前看量。

也是从那一年起，我才真正明白，工地上的女人们最怕的从来不是苦，也不是累。

她们怕的是干了活，却永远只能被人当成帮手；她们怕的是有一双能把砖贴直的手，却没人肯把尺子递给她们。

只要你肯把尺子递过去，她们自己就能量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