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开放还是安全？德国教育科研国际化的两难选择

本文作者：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先后在教育部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德国高度重视教育科研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将其定位为保障国家福祉、维持竞争创新能力与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于2024年5月发布的统计报告《开放的科学》从人员结构维度显示，当前德国在高等教育、人才流动与科学研究领域仍保持很强国际吸引力与较高国际化水平，但领域内安全化特征凸显。

一是国际学生规模保持稳步快速增长，生源呈现全球多元化分布格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跨国流动国际学生规模达730万人，接纳国际学生规模前五的国家分别为：美国，共接纳956923人，占全球总量的13.1%；英国，共接纳748461人，占比10.3%；澳大利亚，共接纳467074人，占比6.4%；德国，共接纳423197人，占比5.8%；加拿大共接纳389181人，占比5.3%。在这5个国家中，德国是唯一的非英语国家。

国际学生的规模与结构是衡量一国教育吸引力的核心指标。根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数据，2024/2025学年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共接收国际学生402987人（约合40.3万人），较上一学年增长7.5%，占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4%。有两项特征值得关注：其一，93.7%的在德国际学生攻读学位课程，说明赴德留学并非短期交流体验，而是留学生学业与职业发展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德国东部各州高校，其国际学生占比高达20%，远高于14%的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引入国际学生可成为缓解东部高校生源短缺、应对区域人口衰退问题的政策选项。

从生源国别来看，印度是德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在德留学生规模为5.88万人，占全德国际学生总量的14.6%；中国位列第二，规模为3.89万人，占比9.7%；其余主要生源国依次为：土耳其2.1万人，占比5.2%；伊朗1.7万人，占比3.9%；巴基斯坦1.3万人，占比3.1%；叙利亚1.2万人，占比2.9%；乌克兰1.1万人，占比2.6%；俄罗斯1.1万人，占比2.6%。

从来源区域分布来看，德国国际学生来源覆盖全球，核心来源区域为欧洲与亚洲：欧洲共贡献155946名国际学生，占比38.7%，其中欧盟成员国生源占比达71.8%，该格局受益于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的流动便利化支持；亚洲以138012人（占比34.2%）成为第二大来源区域，其中南亚以印度生源为主、东亚以中国生源为主，东南亚生源数量最多的国家为越南；非洲（50969人，占比12.6%）、北美洲（35064人，占比8.7%）、拉丁美洲（20958人，占比5.2%）及中亚（1938人，占比0.5%）占比相对较低，但非洲学生集中选择农业科学领域、北美洲学生集中选择商科领域的生源结构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德国教育的国际化维度。上述分布格局既体现了德国与周边区域的地理文化亲近性与交流便利性，也反映出德国对全球不同区域人才需求的覆盖能力。

二是德国面向全球广泛引进科研人员，引进人才高度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高端科研岗位优先聘用欧美国家研究人员

国际研究人员作为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驱动力，其规模与结构可直接反映一国科研生态系统的开放水平与核心竞争力。2024/2025学年，德国高校与科研院所共聘用国际研究人员68300人（统计范围为全职研究人员，不含企业辅助人员），该群体的来源结构与领域分布特征，凸显了德国在全球科研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从来源国结构来看，亚洲与欧洲国家共同构成国际研究人员的核心来源：印度籍研究人员数量位居第一，达6547人，占全部外籍科研人员总数的9.6%；中国籍科研人员为5146人，占比7.5%；意大利籍研究人员4685人，占比6.9%；伊朗籍研究人员3174人，占比4.6%；奥地利籍研究人员3113人，占比4.6%。

尽管亚洲籍科研人员在总量占比中位居前列，但在“国际教授”岗位的前五大来源国中，全部为欧美国家。其中奥地利籍777人，占比18.6%；意大利籍359人，占比8.6%；瑞士籍329人，占比7.9%；美国籍279人，占比6.7%；荷兰籍259人，占比6.2%。这一分布特征表明，非欧美国家科研人员虽在德国外籍科研人员总量中占据较高比重，但多数处于中低层级岗位。

2023年数据进一步显示，德国高校体系外的四大顶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队伍国际化程度很高，外籍科研人员总规模达17486人，占比30.8%。其中，马普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 MPG）外籍科研人员占比最高，达到53.5%；亥姆霍兹联合会（Helmholtz-Gemeinschaft）为30.6%；莱布尼茨学会（Leibniz-Gemeinschaft）为28.8%；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为13.2%。

四大科研机构的外籍科研人员规模与占比存在显著差异：聚焦基础研究的马普学会超半数研究人员为外籍，占比位居第一，是该会的支撑力量；而从事应用研究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外籍科研人员占比仅约十分之一，为四大机构最低，是辅助力量。该差异可能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国家安全维度的属性差异有关。上述四大科研机构整体分工清晰、特色鲜明：马普学会作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主要面向前沿未知领域开展探索；亥姆霍兹联合会是德国大科学工程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核心载体，重点攻关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莱布尼茨学会则填补马普学会与亥姆霍兹联合会的研究空白，侧重开展跨学科研究与公共科研服务。

三是维持教育领域全球合作的战略优先定位、持续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但合作安全化限制不断增强，对华合作氛围持续收紧。英语作为教学与科研通用语言的普及度，是德国学术环境国际吸引力的核心影响因素。

德国联邦政府高度重视科研国际化进程，在2024年6月3日发布的《2026年联邦研究与创新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创新发展与社会转型压力持续攀升，全球科研协作空前重要，联邦政府将与伙伴国协同构建高能效、面向未来的国际化教育科研创新体系，丰富全球知识存量，并为此持续优化制度政策环境。7月29日，德国内阁通过联邦科研人员工作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旨在进一步完善科研人员职业发展路径，提升德国作为科研与创新高地的全球吸引力。

从国际宏观环境来看，近年美国科研环境持续恶化，推动了全球科研人员重新选择流动目的地，德国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流入选项，美国学术吸引力下降为德国带来了人才流入红利。据《每日镜报》对德国核心科研与学术交流机构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境外人员申请德国科研岗位与留学奖学金的规模翻倍增长，其中来自美国的申请人数增幅尤为显著。在传统人才流动格局中，马普学会学者前往美国科研机构开展后续研究是常态，而当前已经出现美国学者申请普学会科研岗位的“人才倒流”现象。近年德国政府全面深化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来德印度学生与学者规模快速扩张，总量已大幅超过曾常年稳居数量第一的在德中国学生学者人数。

从德国本土学术环境与发展条件来看，《每日镜报》报道指出，在问及德国学术吸引力时，多数受访者将英语普及程度列为首要优势。根据德国大学校长会议的统计数据，近十年来德国高校英语授课课程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占课程总量的平均比例超过10%；理工类专业的英语授课占比更高，农林、工商等国际学生占比较高的专业，英语授课比例超过20%，部分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大学，绝大多数硕士专业课程均采用英语开设。英语已成为德国研究机构的通用工作语言，为国际学者开展合作交流提供了便利；德国本土学者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络，也是提升其国际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此外，德国留学成本较低、各类资助项目供给充足，也是国际学生选择赴德学习的重要原因。

近年德国教育科研在快速推进国际化的同时，也呈现出“逆国际化”政策，学术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冻结与俄罗斯的教育科研合作关系，逐步推进对美“去依赖”，系统性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以强化欧洲“技术主权”。新版《2026年联邦研究与创新报告》用较大篇幅阐述了对华去风险的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对华学术合作安全审查机制、发布安全警示文件、自2020年以来资助举办75场“中国定位”培训活动，支持德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各联邦州开展中德合作方案设计与风险评估，“助力其提升独立自主的对华事务能力”。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与各方协同支持下，来德印度学生学者规模大幅增长，已跃居各国赴德学术人员总量首位，且仍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上述特征表明，德国教育科研国际化进程深受外交政策影响，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政治化”“安全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德国教育科研发展迫切需要外国学生学者补充人力资本、支撑人才培养与科研开展的现实形成了明显张力，尤其是与全球主要教育科研国家脱钩，或是推进“去风险”“降依赖”，其结果难免与政策初衷相悖。

原标题：德国教育科研国际化程度高，但安全化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