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看多了历史的朋友，尤其是中西方历史都熟悉的人，就会发现：上帝会给每个国家一次机会。有的国家借上东风，一举扬帆；有的国家则饱经磨难，颠簸不断。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逃不脱那个“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周期律。唯一跳出这个循环的大概只有英国，但英国现在也渐露衰相——可能我言之过早。不过，现代国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它能互相借鉴，及时纠错。所以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和古代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国运”这件事，是一定存在的。
我们今天的人看16、17世纪的世界，以为当时多么封闭。其实不然。自从发现了新大陆，世界就已经没有那么封闭了。很多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航道打通以后可以做环球旅行。《海底两万里》《环球旅行80天》，都是基于“了解地球”之后的设想。
这样说吧，在工业革命之前，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大家都在年平均400美元这个水平线上徘徊，谁也没有比谁牛多少，至少在收入上没拉开一个数量级。可工业革命后，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工业化的生产效率实在太高了，人类的进程开始拉开差距。
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的发明和利用，让效率更加惊人。世界开始走向两条路：一条阔步向前，一条原地徘徊或习惯性地坠落。过了没几年，再回头看时，已是“蓦然回首，灯火阑珊”，远处的背影早已模糊。
而这个标志性的年份，就是1860年——世界大踏步两极分化的起点。
1860年是什么时代？是世界第一次“欣欣向荣”。因为有了电——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上帝说要有更多的光，于是便有了电。
电的发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瞬间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加快了世界的脚步，延长了世界的光明，让白天和夜晚的边界变得模糊，从而让时间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就在整个世界昂扬向上的这个时间点上，有几个庞然大物却和世界背道而驰，掉头向下，渐行渐远。这几个国家就是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大清、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还有那个庞然大物——俄罗斯。
1860年之前，世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860年之后，距离越拉越大。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1860年，发生了什么？
西方，克里米亚战争刚刚打完；英国人在印度焦头烂额地镇压起义；奥斯曼土耳其已经衰败得如同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马上就要散架；而在东方，大清正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
历史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历史书，会发现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时，在当时可能并不算多大的事，根本引不起国家重视；而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事，后世来看又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这样：看起来跌宕起伏、动静挺大，从禁烟到打仗到赔款，好像动了国本一样。其实在朝廷看来，开几个口岸、赔点银子，算不了什么。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起因并不是多了不起的事——就为了“外国公使能不能见皇帝”这点事——最后却闹成了咸丰出逃、火烧圆明园的大祸。这一下反而动了国本，朝野震惊。再加上国运下沉、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一起上阵：外面列强觊觎，内部又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乱，一股脑涌向这个腐朽的统治。老大帝国衰相毕露，回天乏术。
无独有偶，美国也正在打内战。可美国内战后，奴隶制废除，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建立起了全国大市场，国运欣欣向荣。
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此时也走向命运的转折点——神权和王权斗得不可开交，巴尔干地区起义频频，它再也无力统合，走向分裂，最终领土被打得只剩下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欧洲大地的新兴力量开始登场：德国的俾斯麦让这个国家迅速崛起；意大利也完成了统一，后来都成长为列强；奥匈帝国却成了强弩之末。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全面脱亚入欧，拥抱工业化，拥抱现代制度，拥抱新型国家形态。俄国也在大力促进工业化，可在制度上仍然是保守的农奴制，致使社会割裂，矛盾不可调和。
你看，这一年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节点和分水岭——国运上升的国家稳步向上，国运下沉的国家习惯性坠落。两种形态便越走越远，分界清晰。我们今天还要说什么老大帝国的话，其实真的要看看当时，大家起点其实都差不多。可是后来，差距就大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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