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视频,把贵州工业职业大学教师张超推到了公众面前。视频里,这位自称在贵州职教一线工作了二十年的教师,说自己多年被无端处分、通报、约谈,甚至在搬家前两小时被叫去谈话。他情绪激动,字字哽咽,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让很多人动容。
但看完视频,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把情绪暂时收一收,先看事实边界,再看法律路径。这不是冷漠,而是法治社会里每一个公共事件都应遵循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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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与未知:我们目前知道什么
眼下公开信息呈现明显的不对称。一方是张超在抖音上的长文和视频,详细描述了他2007年来黔任教、2017年受处分、2018年起被通报、2026年8月3日约谈等经历;另一方是学校尚未公开回应,主管部门也未发布调查结论。
这意味着,目前所有时间线和指控,主要来自张超的单方陈述。媒体在转述时,也普遍使用了“据其自述”“网传”等限定语。我们可以理解一位异乡教师二十年的委屈,但不能仅凭单方说法就给学校定罪。事实要靠证据固定,程序要经得起追问。
比如“未告知本人、剥夺申诉权利”“无理由通报”“施压羞辱”等表述,如果属实,确实严重;但“是否属实”需要书面处分决定、会议记录、谈话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支撑,而不是视频里的情绪能够证明。
二、法律性质:高校教师不是“没人管”
很多人觉得教师和学校之间是“体制内”关系,受了委屈只能忍。其实不然。
高校属于事业单位。在编教师与学校之间是聘用合同关系,受《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调整;非在编人员可能构成劳动关系,受《劳动合同法》调整。无论哪种关系,教师都不是“投诉无门”。
根据《教师法》,教师享有教育教学权、科学研究权、指导评价权、获取报酬权、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等法定权利。学校在考核、奖惩、岗位安排上,不是“我说了算”,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和实体规则。
对教师作出处分,依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如果张超所述“未告知本人、剥夺申诉权利”属实,那至少程序上存在问题;但“是否属实”需要调查确认。
三、如果委屈是真的,法律能做什么
这是这篇评论最想说的部分。教师遇到不公正处理,至少有四条路可走。
第一,校内申诉。向学校人事部门或教职工申诉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对处分、考核、通报等作出说明。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对涉及本人的处分、考核定为不合格、未按规定确定工资福利待遇等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可在收到复核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诉,也可向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第二,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依据《教师法》,教师对学校侵犯其合法权益或处理不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30日内作出处理。
第三,人事争议仲裁。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发生人事争议,可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申请仲裁。参照该法,仲裁时效一般为一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第四,投诉举报。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投诉、举报人事管理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法律路径并不少,但每一条都有程序门槛和时效要求。张超如果从2017年就开始受到不公对待,现在才公开,可能面临申诉超期、证据灭失等现实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程序要趁早”,网络热度无法替代法定时效。
四、建设性建议:让情绪转化为有效行动
对张超老师:建议尽快整理书面证据,包括每一次处分决定、通报文件、考核表、职称评审材料、谈话记录,明确自己每一条诉求对应哪一项权利、哪一个决定;如果还在申诉期内,立即启动复核和申诉;如果已经超期,可主张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决定无效,或通过投诉举报渠道要求监督;对外发声时,尽量陈述可查证的事实,避免使用“迫害”“黑幕”等难以证明的定性词汇,以免带来名誉权风险。
对学校:舆论已经形成,沉默不是最好选择。应尽快公开说明:2017年处分依据是什么?程序是否履行?2018年后的通报有无制度依据?2026年8月约谈内容是什么?如果存在程序瑕疵,依法纠正;如果张超所述不实,也应以事实回应,而不是让公众猜测。
对主管部门:启动调查,不预设结论,查清事实,公开结果。尤其要回应“未告知本人”“剥夺申诉权利”等程序性指控,这是法律问题,不是情感问题。
对网友:我们可以共情一个异乡教师二十年的不易,但请把“人在做天在看”换成“程序在看、证据在看、法律在看”。舆论可以推动调查,但不能代替调查;道德直觉可以判断是非,但法律事实必须经得起质证。
结语
张超在自述里说,他“只愿讲台安稳、初心不负、一身清白昭于日月”。清白不能只靠日月,更要靠程序。对一位背井离乡二十年的教师来说,最大的尊重不是热搜上的声援,而是他走进人事处时,知道规则不会因人而异,申诉不会石沉大海。
贵州正在大力引才留才,留人的核心不是待遇数字,而是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每一个张超不再需要靠短视频才能被听见,才是这次事件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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