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外交官痛批美国：华盛顿是一帮业余人士，商业谈判思维玩弄外交

乌克兰、加沙、伊朗：美国总统处处以和平缔造者自居，但迄今收效甚微。资深外交官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表示，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及其调解人将外交与商业谈判混为一谈。

贾里德·库什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这位房地产商兼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却以非正式美国调解人的身份活跃于国际冲突中。商人兼谈判者的双重角色引发批评，例如他倾向于以经济激励提供直接“交易”的做法。

库什纳目前正与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同样是一名房地产商——一道，积极参与加沙、伊朗和乌克兰的谈判。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认识库什纳，曾任安格拉·默克尔的对外政策顾问、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他在访谈中解释了为何短期交易和个人关系无法取代长期外交。

霍伊斯根先生，您曾讲述过贾里德·库什纳对您说的一番话：“我们是商人。在商界，今天还是朋友，明天就成了对手。”这句话是否概括了这位现任特使所代表的美国当前对外政策？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特朗普的政策每天都可以这样解释：今天是这样，明天又变了样。库什纳那句话的佐证每天都在上演。这种思维是交易性的：没有原则，没有真正的友谊，也没有与国家的长期关系。一切皆以当下的生意和利益为评判标准。

这是否意味着，国家间诸如盟友忠诚之类的范畴不再重要？

这也适用于被委以此类任务的人。我在联合国又见过库什纳一次。他这个人，虽然是个商人，但同时又是以色列政府的极大同情者。库什纳曾说，以色列应该在加沙地带迁出巴勒斯坦人，开发宝贵的“水岸地产”。他是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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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突陷入僵局、传统外交无法推进时，交易性思维难道不能有所帮助吗？

我不想说，如果有人以不同方式看待问题、进行“跳出框框”的思考，这从根本上就是坏事。这基本上也是一种外交能力。例如，罗纳德·里根并非典型的职业政治家，他推行的政策与许多人的想法不同，但在冷战中最终取得了成功。

那么，与库什纳或维特科夫这样的美国谈判代表的区别在哪里？

里根有指南针。他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体现在他那句名言中：“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关键在于要知道：我想往哪里去？此外还要有常识、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这些是外交官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其他人也可以拥有。

那么，外交官不一定非得出身外交部，但必须具有战略方向感？

他必须精通相关议题，了解历史背景，理解各方的利益，同时清楚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期秩序。这样，即使是从其他行业转行而来，也能取得成功。

库什纳和维特科夫都是转行进入外交领域的。他们以商业思维处理国际冲突，仅仅是个人风格吗？还是说这是特朗普的新策略？

我们过于从自身传统思维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两人的行事方式并非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我们面对一个冲突，分析它，考虑各方不同利益，然后思考如何解决。而他们的重点在于，如何让特朗普有面子、能做成生意，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自己如何获益，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冲突。他们是一群业余人士，追逐的是自身利益和特朗普的利益……

……却损害了冲突地区民众的利益？

遗憾的是，在他们被派往处理的冲突中，他们没有带来解决方案。恰恰相反。

这种失败最明显地体现在哪里？

最糟糕的是伊朗战争。由于这场战争，我们不仅看到中东进一步动荡，整个世界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陷入经济动荡阶段。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华盛顿掌事的是一群业余人士，他们不懂理性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

双方都着眼于经济利益，难道不能为陷入僵局的谈判开辟出路吗？

他们是商人，而且始终是商人。对库什纳来说，做生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生意可以是一种工具，但不能取代战略目标。如果只问眼前利益，往往会忽视长远后果。尤其是在国际冲突中，问题不仅仅在于两个人能签署什么。它关乎安全利益、历史经验、社会期待，以及相关各方是否会接受一份协议。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库什纳参与斡旋了《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加强合作。这难道没有意义吗？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是一场灾难。以色列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我们离中东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巴勒斯坦问题被《亚伯拉罕协议》搁置，目前看来几乎无法解决。有人试图在不解决核心冲突的情况下建立地区秩序。这短期内或许可行，但不可持续。

尽管如此，库什纳仍乐观地认为哈马斯会在加沙解除武装。他有理由乐观吗？

哈马斯无疑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必须消失。但以色列也必须尽自己的本分，遵守国际法。而这只有在向以色列施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美国政府恰恰没有这样做。老布什是最后一位这样做的美国总统，他说：如果你们继续修建定居点，就休想再拿到钱。他因此取得了成功。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并非中东唯一的焦点。伊朗冲突也持续已久。调解人在那里能取得什么成果？

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同样没有能力与伊朗人进行认真谈判。伊朗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谈判者之一。与他们对话，必须了解该国的历史、其安全利益以及那个犯罪政权的本质，并且要有耐心。不能简单地把一份经济提议摆在桌上，就指望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伊朗人想知道可能的承诺是否具有持续性。

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特朗普同样倚重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乌克兰的杀戮何时终结遥遥无期——尽管特朗普曾承诺，一旦重新执政，将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

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里根知道如何与俄罗斯人打交道。他也是局外人，但对苏联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如今，有人试图与俄罗斯做生意，却没有真正施加巨大压力。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共同体本应支持乌克兰。

您指的是哪种生意？

不断有报道称，可能已经在阿拉斯加就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以及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甚至将弗拉基米尔·普京视为潜在商业伙伴。我看不出这能产生什么明智的结果。我在联邦总理身边工作的十二年里，与普京会面超过30次。对普京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展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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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体来看国际冲突中的调解人：这类调解尝试通常因何失败？

这是一个大问题。无论是中东、乌克兰还是伊朗，都必须深入研究相关事务。这类冲突涉及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都必须加以考虑。还必须营造一种能够进行谈判的氛围。安格拉·默克尔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

比如在什么场合？

比如2015年的明斯克会谈。她会说俄语，对俄罗斯也确有尊重。同时，她与乌克兰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从未忘记谁是被侵略的国家。问题是，普京后来没有遵守明斯克协议。尽管如此，该协议能够达成本身就是一项外交成就。

从中可以为外交总结出哪些教训？

军事实力是一个前提条件，但仅此不够。需要有一种能够兼顾多个国家利益的安全架构。过去200年最成功的和平工程诞生于欧洲，通过德法关系、欧盟以及北约得以实现。由此形成了一个网络，使中欧得以享有最长的和平时期。

它与特朗普意义上的“交易”有何不同？

它是长期性的，不依赖于两位政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也不依赖于一次性的生意。它需要经验、远见和指南针。这并非业余人士所能做到，而是需要像戴高乐或阿登纳那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那种认为国际冲突可以像房地产交易一样处理的设想，忽略了它们远比特朗普、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显然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当今的冲突为何如此复杂？

政治因社交媒体而变得更加复杂。必须拿出立竿见影的成果。如果有些事情无法保密几天，就会出问题。外交有时需要时间、需要保密性，也需要能够讨论那些在公开场合暂时无法向公众交代的提议。我的另一个担忧是几乎无处不在的、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需要超越个别利益进行思考的外交。

关于受访者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教授博士是德国外交官，2005年至2017年作为安格拉·默克尔的对外和安全政策顾问，在联邦总理府参与塑造了德国对外政策。2017年至2021年任德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