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长判断孩子有没有遭遇校园霸凌时,会等待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比如孩子突然哭着回家,或者直接说「有人在学校欺负我」。
但现实中的校园霸凌往往没有这么容易被发现。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经历算不算霸凌,也可能因为羞耻、害怕报复或者担心大人介入以后事情变得更糟,而选择不说。
所以,想发现孩子有没有被霸凌,不能只等ta主动告诉我们。更有效的方法,是知道应该问什么,也知道应该观察哪些变化。
01
不要问「有人霸凌你吗」要问具体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需要区分校园霸凌(school bullying)和普通的同伴冲突。
关于校园霸凌的研究通常强调几个核心特征,它包含有意的攻击或伤害行为,往往重复发生,同时双方之间存在某种权力不对等,使受到伤害的一方很难单独阻止这种行为。
这里的「权力」不一定只是身体更强壮,也可能来自人数、受欢迎程度、掌握隐私信息或者在班级中的社会地位(Menesini & Salmivalli, 2017)。
所以,一次争吵、两个孩子互相说了难听的话,或者朋友之间突然闹翻,并不能自动等同于霸凌。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某种伤害是否持续发生,孩子是否很难靠自己的力量让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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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问孩子「学校里有人霸凌你吗」,可能仍然发现不了问题。
一项针对17301名高中生的研究专门比较了不同提问方式,结果发现,如果先询问具体的受害经历,再询问「你有没有被霸凌」,报告出来的霸凌受害率会提高29%到76%。
研究者认为,孩子对于「什么算霸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笼统的问题可能会漏掉相当一部分真实经历(Huang & Cornell, 2015)。
这意味着,一个孩子可能会回答「没有人霸凌我」,但如果继续问下去,却会说有人每天在班里拿ta的外貌开玩笑,有同学故意叫其他人不要和ta一起吃饭,或者某个群里经常有人拿ta的照片做表情包。
所以家长更适合从具体行为开始问,比如:
最近有没有哪个同学总做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让ta停下来以后ta会不会继续?
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现在特别不想去的?
最近有没有人故意把你排除在活动之外?
班级群或者其他群聊里,有没有发生让你很难受的事情?
这些问题的作用不是诱导孩子承认「自己被霸凌」,而是先把事实弄清楚,再去判断其中是否存在重复伤害和权力不对等。
孩子不一定会告诉我们「我被霸凌了」,但ta通常能够告诉我们「最近有人一直这样对我」。
02
比起某一个信号更需要注意孩子突然发生的变化
如果孩子没有主动说,家长通常只能从日常变化里发现线索。
这里很容易出现另一个误区,我们看到孩子突然不愿意上学、睡不好或者心情低落,就直接判断ta是不是被霸凌了,但其实这些表现都不能单独证明霸凌。
常见的警示信号确实包括无法解释的受伤或者物品损坏、频繁头痛和腹痛、睡眠困难、突然不愿上学、学习兴趣下降、成绩变化、朋友突然减少以及开始回避社交活动等。
但这些变化同样可能来自考试压力、家庭问题、一般性的同伴冲突、焦虑或者其他心理困难。
因此,更值得观察的不是某一个孤立症状,而是孩子原本的生活基线是否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是否和学校情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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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症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项研究发现,遭遇霸凌的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头痛、腹痛、睡眠问题、食欲下降等心身症状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尤其在6项纵向研究中,被霸凌的孩子之后出现心身问题的风险大约是未被霸凌者的2.39倍(Gini & Pozzoli, 2013)。
因此,如果一个原本身体状况稳定的孩子突然频繁在上学前说肚子痛、头痛或者恶心,周末和假期却明显好转,就值得继续了解学校里是否发生了什么。
这里并不是把身体不舒服理解成「装病」,而是长期的人际压力本来就可能通过身体表现出来。
同伴关系的变化也很重要。
一项研究发现,学年初遭遇更多同伴受害的青少年,到学年末更容易出现友谊不稳定,也就是朋友更换更加频繁、原本的友谊更难维持(Ehrhardt et al., 2022)。
比如,一个以前总会提起同学的孩子突然几乎不再聊学校里的朋友,原本很喜欢参加集体活动,现在开始频繁找理由回避,或者过去每天和某几个同学一起上下学,最近却宁愿绕路、提前到校或者晚一点离开等等。
网络霸凌也会留下类似的情境性变化。有些孩子不是突然「不玩手机」了,而是每次收到某个群的消息情绪都会明显改变,开始刻意隐藏屏幕、删除账号,或者从原本喜欢的社交平台退出。
关键仍然不是某个行为本身,而是它和孩子的情绪变化是否反复一起出现。
所以,比起记住一张「霸凌症状清单」,家长更有用的观察方式是记住孩子原本是什么样。
真正值得进一步了解的,通常不是孩子今天不开心,而是ta最近在很多地方都不像以前的ta了。
03
发现不对后不要着急审问
即使真的正在遭遇霸凌,孩子也不一定会告诉成年人。
一项研究追踪了1266名已经被识别为霸凌受害者的学生,结果只有55.4%的孩子曾经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经历,告诉家中成年人的比例只有34%,告诉老师的只有20.6%,向学校其他成年人求助的比例更低,只有12.7%(Blomqvist et al., 2020)。
阻碍他们向老师披露霸凌经历的原因包括担心同伴不认可、害怕显得软弱,以及希望自己处理问题、保持自主性。
即使研究者明确告诉他们「老师知道以后可以制止霸凌」,其中仍然有不少青少年表示这些顾虑可能让自己选择不说(Boulton et al., 2017)。
对父母来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孩子可能担心父母知道以后反应过大,或者是「为什么偏偏欺负你」、「你怎么不还手」,对于一个本来已经感到失去控制的孩子来说,说出来如果意味着进一步失去决定权,就会变得更困难。
因此,当我们已经发现一些变化时,第一轮沟通的目标最好不是尽快得到一句「是的,我被霸凌了」,而是让孩子感觉自己可以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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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然可以从事实开始。我们可以告诉ta,最近注意到ta似乎不太愿意去学校,或者和以前的朋友联系少了,想知道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孩子开始讲以后,再慢慢了解这件事发生多久了、频率怎样、有哪些人参与、有没有旁观者,以及ta尝试过哪些办法。
尤其重要的是,先听完再行动。
如果孩子说出一部分经历以后,大人立刻开始评价谁对谁错、追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或者在没有和孩子商量的情况下马上介入,ta下一次可能会更加谨慎。
相反,如果孩子知道大人会认真相信自己的感受,也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和ta讨论下一步怎么处理,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会变得安全一些。
当然,尊重孩子的节奏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交给孩子自己处理。如果已经出现持续的身体伤害、威胁勒索、性骚扰、严重网络传播,或者孩子出现明显的自伤、自杀想法等安全风险,成年人需要及时介入,并联系学校和相应的专业支持。
对于霸凌这样的权力不对等问题,本来就不能要求孩子完全靠自己解决。
发现霸凌最关键的一步不是把孩子「问出来」,而是让ta相信,一旦说出来,大人会和ta站在一起处理问题,而不是接管ta、责怪ta或者让事情变得更危险。
孩子没有主动告诉父母自己被霸凌,并不一定说明ta不信任家里。霸凌本身就可能伴随着羞耻、无力感、害怕报复和对同伴评价的担忧,有些孩子沉默,恰恰是在用自己目前能想到的方法保护自己。
我们真正能做的,是熟悉孩子平时的样子,对持续而集中的变化保持敏感,少问一些需要孩子先给自己贴标签的问题,多问一点真实发生了什么。
家最好能够一直保留这样一个位置,即使孩子暂时什么都不想说,ta也知道,真的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时,可以回来找我们。
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参考文献
Blomqvist, K., Saarento-Zaprudin, S., & Salmivalli, C. (2020). Telling adults about one's plight as a victim of bullying: Student- and context-related factors predicting disclosur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1(1), 151–159.
Boulton, M. J., Boulton, L., Down, J., Sanders, J., & Craddock, H. (2017). Perceived barriers that prevent high school students seeking help from teachers for bullying and their effects on disclosure intentions.Journal of Adolescence, 56, 40–51.
Ehrhardt, A. D., Hoffman, A. J., & Schacter, H. L. (2022). On shaky grounds: Peer victimization predicts friendship instability across the ninth grade school year.Journal of Adolescence, 94(7), 1041–1046.
Gini, G., & Pozzoli, T. (2013). Bullied children and psychosomatic problems: A meta-analysis.Pediatrics, 132(4), 720–729.
Huang, F. L., & Cornell, D. G. (2015). The impact of definition and question order on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using student self-reports.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7(4), 1484–1493.
Menesini, E., & Salmivalli, C. (2017).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state of knowledge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s.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2(sup1), 24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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