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正指挥演员重走一段夜路,重建一场半个世纪前的谋杀。
1964年凌晨,他的姐姐基蒂(Kitty Genovese)在这里遇害。那篇震动世界的报道说,38个邻居隔着窗户,冷眼旁观了半个多小时,无人报警,无人下楼。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旁观者效应”最著名的寓言。
![]()
▷图被谋杀的小巷照片,图源:dnainfo
但当弟弟比利(Bill Genovese)坐着轮椅回到这里,把窗户与袭击位置重新对齐时,问题出现了。致命的第二次袭击发生在门厅里,绝大多数邻居根本看不见。
如果看不见,那“38人冷眼旁观”的故事,究竟是从哪来的?
![]()
故事的来历
故事的源头,是一顿午餐。案发两周后,《纽约时报》的编辑(A. M. Rosenthal)与警察局长吃饭时,局长随口提了一句:38个人看见了,一个报警的都没有。编辑没有核实,便派人写成头条。
这篇报道迅速席卷了全美。在大学里,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和拉塔内(Bibb Latané)读到了它,带着对人性的巨大困惑走进实验室,最终得出了写进教科书的结论:旁观者越多,个人出手的概率就越低。
而同样被这篇报道深深刺痛的,还有基蒂16岁的弟弟比利。他不愿成为新闻里那种袖手旁观的人,毅然报名参军,最终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几十年后,他回到这里,花了十一年时间,重新拼凑那个夜晚。
![]()
▷弟弟Bill Genovese将姐姐的经历拍摄成了纪录片《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图源:dnainfo
![]()
消失的人
他发现,事情远比报道复杂。第一次袭击时,有邻居推开窗大喊:“放开那个女孩!”凶手一度被吓跑。凯蒂这才站起来,绕向楼后,离开了大多数人的视线。
当凶手折返时,邻居索菲亚(Sophia Farrar)听到了动静。她不知道凶手是否还在附近,却仍然冲下楼,跑进黑暗的门厅,一直抱着垂死的凯蒂,直到救护车赶来。
![]()
▷Sophia Farrar,图源:nytimes
索菲亚的名字,白纸黑字印在当年的法庭记录里。但那个传遍世界的故事里,她几乎消失了。所有人记住的,只有那38扇冷漠的窗户。
比利曾当面质问那位编辑。对方却傲慢地认为,就算细节有误,这篇报道也成功揭露了社会的冷漠。这种辩解恰恰也是大众的默契:一个故事能流传半个世纪,无非是因为它刚好印证了人们心底对人性的失望。
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连起点的故事都是假的,那心理学家研究的“旁观者效应”,难道也是假的?
![]()
一个人为什么没有行动?
并非如此。达利和拉塔内曾让学生们待在各自独立的房间里,通过对讲机交流。突然,频道里传来一个人癫痫发作的声音。结果非常直观:当学生以为“只有自己听见”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冲出去救人。可一旦他们以为“还有另外四个人也在线”,出去帮忙的人就大幅减少,行动也变得极其迟缓。
![]()
▷达利和拉塔内,实验详情:研究者安排受试者单独坐在一个小隔间里,通过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人交流大学生活。告知受试者为了保护隐私,大家不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对讲机轮流说话。实际上,除了受试者本人,其他声音都是录音合成的。在讨论进行时,其中一个“声音”突然发作癫痫,发出痛苦的求救和窒息声。第一组(独占责任):受试者以为只有自己和发病者两个人。85%的人在1分钟内冲出去找人帮忙。第二组(多人共享):受试者以为除了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人。只有62%的人去帮忙,且反应时间变长。第三组(极度分散):受试者以为还有四个人(总共五人)。只有约31%的人去寻求帮助。
看来旁观者效应确实存在。但那些迟迟没动的人,也并不总是一脸冷漠。他们出汗、发抖、极度痛苦。连研究者都分不清,他们是“决定不帮”,还是“困在犹豫里”。
这是救人时最常见的一种迟疑:我知道好像出事了,但既然还有别人,是不是不一定该由我去做?
后来,另一项实验发现了比“犹豫”更早的一道关卡。一个工人从梯子上摔下来。只要他清楚地喊痛求救,无论现场有几个人,都会有人立刻帮忙。可如果只有一声闷响,没有呼救,帮助率便明显下降。因为大家都在互相观望,既然别人都很镇定,那这可能不是一件需要帮忙的事。
所以,见死不救往往不是一道关于“善良还是冷漠”的选择题。你得先注意到异常,认出这是紧急情况,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责,还得知道该做什么,最后才能真正行动。任何一步卡住,外面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画面——一个人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做。
但这引出了一个极易被混淆的逻辑:一个人因为人多而犹豫,是否就等于,人越多,受害者就越没人救?
几十年后,心理学家把研究搬到了真实街头,发现在90.9%的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人越多,单个旁观者确实会更犹豫,但因为潜在的帮助者基数变大了,“至少有一个人站出来”的绝对概率反而更高了。
![]()
第一个人行动之后
2011年,两岁的小悦悦被车撞倒。监控记录下多人经过,直到拾荒者陈贤妹冲了上去,抱着孩子,大声呼救,拼尽全力想要挽回生命,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
这便是47年前索菲亚的回声。当她们冲进黑暗后,悲剧依然没有被阻止。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那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之后,为什么还是不够?
很多人以为,救人只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就够了。但真实的救援,往往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速赛跑。一个人哪怕再勇敢,他也不可能在双手为伤者按压止血的同时,还能腾出手去拨打急救电话,更不可能分身跑去几百米外寻找医疗设备。
这意味着,仅凭一个人的善意,根本无法独立扛起一条生命。真实的救援,必须是一场人群的接力。但在这个接力场里,最容易断掉的一环,恰恰是“责任悬空”。当所有人都觉得该做点什么,却没人知道具体该由谁、做什么时,人群就会陷入瘫痪。
这也是为什么,对着人群盲目地喊“谁来帮帮我”往往收效甚微。你必须指着具体的人说:“穿红衣服的大哥,请你打120;戴眼镜的同学,请你去拿AED”*。只要把模糊的呼救,变成具体的指令,停滞的齿轮就会立刻转动。
更具体的指令可以先为某个特定的群体做心理建设,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如“有谁是大学生的,同学们,我需要你们帮忙!”这样可以增加人们自告奋勇的概率,并带动这个群体来进行后续的帮助。
另外,指令如果可以明确那就需要明确,以打消他人顾虑。如“我现在需要一台AED,在我们这附近200米的一个商场门口就有,这两位帅哥,还请你们帮我取回,直接砸坏亚克力板取出来就行,不会划伤手!”
针对120,指令也可以更系统一些,如“戴眼镜的美女,我需要你和你身边的随行朋友,你们一个点开导航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另外一位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相关医护人员我们的位置,打开导航软件的同学,抬起头看一下我们附近几个显眼的地标,告知医护人员。”
同样,针对大学群体,也可以补充说明“我需要一名同学帮我拍摄视频!我会帮忙联系你们的学校加学分!”如此收效更好。注:以上信息来自b站评论区网友“奈良吃糖吗”的补充,特别分享。
这时候再看,痛斥“人性冷漠”真的是一种极其偷懒的选择。它把系统与常识的缺失,粗暴地塞进了一个道德审判的筐里。
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去测试人性的底线,也不是祈祷每次危险发生时,都恰好有一个奋不顾身的人路过。而是让救援,越来越少地依赖这种偶然的勇敢。
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听到呼救时,都知道自己能补上哪一块拼图;也是让那个最先冲进黑暗的人,不必被迫成为一个孤胆英雄,独自承担剩下的所有责任。
![]()
[1] GALLO M M. The Parable of Kitty Genoves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Erasure of Lesbianism[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014, 23(2): 273-294.
[2] 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OL]. 11 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476651/.
[3] MANNING R, LEVINE M, COLLINS A.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7, 62(6): 555-562.
[4] GRIGGS R A. The Kitty Genovese story in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textbooks: Fifty years later[J].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015, 42(2): 149-152.
[5]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 Pt.1): 377-383.
[6]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et al.,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1, 137(4): 517-537.
[7] CLARK R D, WORD L E. Why don’t bystanders help? Because of ambigu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2, 24(3): 392-400.
[8] 凯瑟琳·A.桑德森. 旁观者效应[M/OL].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
[9] PHILPOT R, LIEBST L S, LEVINE M, et al.,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20, 75(1): 66-75.
[10] LEVINE M, TAYLOR P J, BEST R. Third parties, viole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role of group siz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microregulation of violenc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3): 406-412.
[11] MARKEY P M.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0, 16(2): 183-188.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总导演:郑明键 | 分集编导:骆沁真
文案:范存源 | 剪辑制作:骆沁真 曾国怀 方之
声音制作:林得力 林键谞
出品: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大圆镜工作室
本文摘录自“大圆镜科普”社会心理学系列
![]()
![]()
![]()
![]()
关于追问nextquestion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旗下科学媒体,旨在以科学追问为纽带,深入探究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互融合与促进,不断探索科学的边界。欢迎评论区留言,或后台留言“社群”即可加入社群与我们互动。
关于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Chen Institute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Chen Institute建成了支持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生态系统,项目遍布欧美、亚洲和大洋洲,包括、、、科研型临床医生奖励计划、、科普视频媒体「大圆镜科普」等。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