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联酋公主重病来华，老中医把脉不谈病情，却反问一个奇怪问题

我是跟着师父在中医馆做事的，每天打杂抓药记录病例，有时候也帮着翻译些简单的问诊对话。那天下午外头下着点小雨，不算大，就是那种能把地面打湿又沾不湿鞋底的细毛子雨。我正蹲在药柜前头晒那些新到的黄芪，一片一片摊开，有一股子土腥味混着药香往上飘。

外头忽然有人敲门，敲得不算重，但听得出来人不少。我起身去开，门口站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外国人，打头的是个中国女人，四十来岁，短头发，戴着金边眼镜，一看就是做翻译或者秘书的。她用挺标准的普通话问我，请问周老先生在吗，我们预约了。我点头，侧身让他们进来。

那是下午两点十分。中医馆不大，里外两间，外头是诊室，摆着师父那张用了半辈子的老木桌。桌上一个青花瓷脉枕，几本发黄的线装书，一个旧铜铃。这几样东西我天天擦，都擦出了包浆。师父听到动静，从里间出来，没换衣裳，还是那件灰布对襟褂子，洗得发白。他看见这阵势，只点了点头，让我去泡茶。

来的确实是阿联酋那边的人。我也是后来听翻译说的，是王室的一位公主，病了很久，去美国去过英国去过德国，顶级医院转了个遍，没查出个所以然。人一天比一天虚，吃不下，睡不稳，有时候整夜睁着眼，天亮才迷糊一会儿。西医说可能是某种免疫紊乱，也可能和精神压力有关，开的药吃了没坏，但也没好。那边一个御用医生提议试试中医，说中医讲整体。于是辗转打听，找到了师父这里。

我头一回见着真正的公主。她穿得很素，浅灰色长衫，头上没戴什么珠宝，只包着一条深色的丝巾，半张脸藏在丝巾下面。人很瘦，瘦得颧骨都支出来，眼睛很大，眼窝陷下去，黑眼圈重得发紫。进门时有个年轻男人要扶她，她摆摆手，自己坐下。师父在她对面坐定，也不说话，先观察她的气色。我在旁边站着，看师父那双老手搭上她的脉，三根指头轻轻按着，眼睛半闭，像在听什么。

馆里很静。外头雨声没了，只有墙角那个铜壶里的水咕咕响。翻译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绷得紧，嘴抿成一条线。公主本人反而平静，目光落在师父脸上，像在等他开口。师父把完左手，又换右手。他把脉的时间比平时长，足足过了七八分钟，才把手收回来。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出来，翻译先愣住了。她张了张嘴，像是不确定自己听错了。我也没反应过来。师父问的是：“你上一次真心笑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的是带着点口音的普通话，不快不慢。翻译犹豫了一下，还是翻成了阿拉伯语。

公主听完，整个人明显震了一下。她没回答，只是直直地看着师父。师父也不催，端起茶碗，慢慢吹了吹，喝了一口。他放下茶碗，又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不是礼貌的笑，也不是陪人笑。是你自己从心里往外高兴，想不笑都压不住的那种。”翻译又翻。公主垂下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她摇了摇头，说想不起来了。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一缕气。

师父“嗯”了一声，说：“这就是病根。”

我当时没太明白。后来师父才慢慢讲。他说这姑娘的身体没有大毛病，气血弱，肝郁得很厉害，心火也旺。但最要紧的，是那个笑。一个人长期不笑，气机就淤着，胸闷，胁胀，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梦多，人倦。这些症状她都有。西医查来查去，各种指标查不出大问题，是因为问题不在某个器官上，而在整个人的状态里。那种状态，仪器照不出来，数据测不出来。可她自己也清楚，她早就不快乐很久了。

公主那晚没走。师父给她开了方子，主要是疏肝理气、养心安神的，佐了些健脾胃的药。都是寻常药材，不贵。他嘱咐翻译，先吃七天，不要想太多，每天找点小事做，别总待在屋里。还让她每天笑一次，哪怕对着镜子假笑也行，笑不出来就呵气，呵到喉咙发酸，心口那口气就会松一点。

我每晚在馆里熬药。那几味药的气味，我熟得不能再熟。柴胡微苦，白芍微酸，茯苓淡，酸枣仁香。药汤熬出来是深琥珀色，透亮。我端过去时，公主正坐在院里那棵石榴树下，仰着头看叶子。她接过药碗，没说苦，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喝完了，把碗放在石桌上，对我说了句“谢谢”。那是她来之后，第一次对除了师父之外的人说话。

第七天早上，师父又给她把脉。这次把完，师父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的脉象松了不少。翻译说她昨晚睡了快五个小时，中间只醒了一次。公主自己说，她试了师父说的法子，早上对着窗户呵气，呵着呵着，不知怎么的，就有点想笑。不是真的笑，是觉得自个儿那么傻气，有点好笑。师父听了，点点头，说：“这就是个开头。”

后来她又在馆里住了半个多月。每天吃药，散步，跟师父在院子里聊天，有时候也帮我分药。她认识了不少中药，知道哪几片是陈皮，哪几根是桂枝。她说她小时候在沙漠边上长大，闻惯了香料味，中药的气味更野，更厚。我听着，觉得这姑娘其实很会说话，只是以前没人听她说，或者她也没力气说。

她走的那天，天放晴了。阳光铺在石板地上，亮堂堂的。她换了一身浅蓝色的衣裳，气色好了不少。师父送她到门口，没多说，就一句：“好好活着。”公主看着他，忽然就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眼角弯下去，露出一点牙，整个人都软了。翻译说，她说她明白了。

那次之后，我常想起师父那个问题。有时候自己躺在床上，也会问问自己。我觉得这世上很多人都是那样，身体早就累了，却还在硬撑。白天在人群里说笑，晚上一个人发呆。东西吃不下，觉睡不沉，去医院查，样样都好。可就是浑身不舒服。那种不舒服，从心里往外渗，像墙根底下的潮气，慢慢爬满全身。

师父说，这叫情志病。现代人十有六七都有点。不是不够强，是太能扛。扛到最后，身体就替你记着，你还没哭出来的那些事。

我后来还见过一些别的病人。有企业老板，腰疼得直不起来，怎么查都没事。师父问：“你多久没跟人吵过架了？”那人愣住。还有个退休老太太，老是心慌，喘不上气。师父问：“家里是不是有让你不痛快的人？”老太太“哇”地就哭了。一个大小伙子，胃疼了三年。师父问：“你小时候是不是老挨饿？”小伙子眼睛当场红了。师父总是这样，不急着开药，先问些看起来不着边际的话。可就是那些话，像一把小刀，把人心上包着的那层硬壳，撬开一条缝。

我才慢慢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和心是连着的。心里堵着，身就不通。气不顺，血不畅，哪里都不得劲。西医有西医的好，救急、手术、消炎，那是真厉害。但有些病，是活出来的。是夜夜不眠熬的，是事事隐忍憋的，是明明不快乐还要装没事给憋出来的。这种病，光吃药片不行。得换活法。

那位阿联酋公主走后，给师父寄过一封信。信里说，她回国后，还是每天坚持走路，坚持呵气，学会了笑。她说她开始学画了，画沙漠和天空。她还说，以前觉得人生是责任，现在是日子。师父看完了，把信折好，夹在一本旧书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天下午，泡了一壶好茶，一个人坐在院里的石榴树下，慢慢喝。

我看着他，又看看树梢上透下来的光。忽然觉得，人活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饿了吃，困了睡，难过了哭，高兴了笑。别憋着。别撑着。别把自己活成一口没口井，水都抽干了，还硬要往外冒。

那天下午，馆里又来了一位新病人。是个年轻女人，三十出头，脸色发黄，坐下就说：“大夫，我胸口总是闷，喘不上气。”师父把完脉，问：“你是不是很久没哭过了？”女人一愣，眼圈慢慢红了。

我站在药柜后头，抓了把茯苓片，摊在纸上。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那些白白的药片上面，温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