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26年3月，上海，王若飞接到中央调令，出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那时的中央机关远没有后来那样完善，组织部缺少专人负责，许多文件起草、会议联络和日常事务，都集中到秘书处。这个职务看似不显眼，实际却牵动着党的运转。
王若飞并不是只会处理文书的干部。他曾在河南、陕西开展组织工作，主持豫陕区委，推动工人、青年和农民运动。河南局势恶化时，他提前安排机关和干部撤离，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能在紧张局面中作出这样的判断，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对地方实际的了解。
他的革命道路，起点并不在书斋。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于贵州安顺，原名运生。青年时期，他先后赴日本、法国和苏联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从日本回国，随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到了法国，他没有把留学简单理解为取得文凭，而是主动进入工厂，去接触真实的社会。
1920年4月，王若飞在法国圣夏门钢铁厂做翻砂制模工。工厂有一万五千多名工人，劳动艰苦，环境嘈杂。他没有因为工作脏累而换工种，反而说，这项工作看上去粗重，做起来却需要细致耐心。对他而言，工厂就是一所“天然的社会学校”。
在法国期间，王若飞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他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开始系统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回国后，他很快被投入实际工作。1925年10月，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他推动河南工人组织建设，参与河南省总工会筹备，也重视学生和农民运动。李大钊到郑州了解情况时，双方重点讨论了工人运动和农村组织问题，这些安排后来成为豫陕地区工作的基础。
1926年，河南形势突变。王若飞判断城市中的公开活动难以维持，便组织人员分批撤退，并把部分骨干转往农村。随后，他来到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和组织事务，还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但革命并非一路顺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责任和路线的争论十分尖锐。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王若飞被安排参加多个专题委员会。讨论政治报告时，他既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也没有把所有责任简单推给陈独秀。
王若飞明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认为在八七会议等场合，不让陈独秀参加讨论并不妥当，陈独秀后来拒绝参加六大，也有其部分理由。他还提出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这种态度在当时受到批评，有人甚至讥讽他是陈独秀的“尾巴”。
面对指责，王若飞没有回避。他说：“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这句话并非替陈独秀开脱，而是坚持把个人责任、组织责任和路线错误分开看待。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若飞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931年，王若飞回国后负责西北地区工作，在归绥、包头、五原等地恢复党的组织和交通联络。11月，他因叛徒出卖在包头被捕。被捕时，他身上有一张写着同志姓名和地址的纸片，来不及销毁，便放入口中嚼碎。敌人威胁、诱降，甚至把他带到郊外假装枪决，都没有动摇他的立场。
1937年5月获释后，王若飞到达延安，先后承担宣传、军事、党务和政策研究等工作。他参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制定，也参加整风和组织建设。抗战后，他又赴重庆谈判，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重要助手。
重庆谈判并不只是会场上的辩论。文件、联络、停战安排和各方斡旋，都需要有人耐心处理。王若飞善于抓住原则问题，也能在具体事务上反复沟通。沈钧儒称他是“韧性的谈判者”，这评价与他的工作风格十分相符。
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共在《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此后，他继续留在重庆处理政协协商和停战谈判等事务。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成为连接延安与重庆的重要枢纽。
1946年4月7日，中央决定王若飞次日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当晚，他与周恩来商议事务，临别时说：“一切要为人民打算。”4月8日，王若飞与叶挺、邓发、秦邦宪，也就是博古，以及黄齐生等同乘飞机返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王若飞时年49岁。这个曾在钢铁厂做过翻砂工、在莫斯科为陈独秀据理分析、在监狱中拒绝出卖同志、又在谈判桌前据守原则的人，最终被追认为“四八”烈士。周恩来在重庆追悼会上说，失去王若飞，仿佛失去了一种力量、一个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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