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2年1月10日中午，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毛主席用过午饭，原本准备休息一会儿。就在这时，他突然改变安排，叫身边工作人员给周恩来打电话：“马上调车，我要去追悼陈毅同志。”
这通电话，改变了当天追悼会的许多细节，也让周恩来原本沉重的心情出现了一丝宽慰。陈毅逝世后，治丧规格、参加人员以及悼词内容，都曾经过反复斟酌。毛主席临时决定亲自到场，分量自然非同寻常。
陈毅于1901年8月26日出生，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战争年代，他长期负责一方军事和政权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承担上海建设和外交重任。
陈毅有个鲜明特点：说话直，性情爽朗，能打仗，也能作诗。毛主席评价他时，常用一句朴实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短短几个字，既是肯定，也包含着多年并肩作战形成的了解。
1971年“五一”前后，病重的陈毅仍设法登上天安门城楼。那时，他的结肠癌已经出现转移迹象，身体状况并不乐观。毛主席见到他后十分高兴，主动起身相迎。周恩来则格外关注他的饮食和精神状态，曾对前来汇报病情的医生说，陈毅当天还能吃烤鸭，精神也不错，是否可能诊断有误。
医生没有顺着这份愿望说下去，只能如实说明病情。陈毅的乐观，并不意味着疾病已经好转。事实上，他是在清楚自身状况的情况下，仍尽量维持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节奏。这种镇定，正是老一代革命者身上很突出的气质。
后来，陈毅到北戴河休养，与朱德、聂荣臻相聚。三位老战友谈论往事，也谈眼前局势。值得一提的是，陈毅曾托摄影记者杜修贤设法弄一只气体打火机。那时这种打火机并不容易找到，他又不愿轻易麻烦别人。等杜修贤终于想办法弄到时，陈毅已经去世，这件小事因此成为一桩迟到的遗憾。
陈毅去世后，治丧工作由中央军委负责。悼词起草任务交给了总政治部的刘岩。当时有关方面只提出，规格大致高于此前一位上将的追悼会，并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口径。刘岩查阅档案，参考此前元帅追悼会的格式，独自完成了初稿。
这份悼词后来送到周恩来和毛主席那里审阅。周恩来补写了对陈毅功过的评价，毛主席却删去了其中两段，并批示，追悼会上不宜讨论功过。这个处理很有分寸：悼词应当交代生平，确认贡献，不能把追悼会变成争论场。
1月10日，周恩来提前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现场安排作准备。毛主席的专车随后抵达。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原先因各种原因不便参加的人，也可以前来送别。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到场后，周恩来亲自迎接。
毛主席先会见了张茜和陈毅的子女，对他们说：“陈毅同志去世，我们和你们一样难过。”随后，他又叮嘱孩子们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继续努力。张茜当时情绪激动，只应了一声：“是。”现场没有更多话语。
追悼会开始前，毛主席还注意到一副由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并询问他与陈毅的关系。得知张伯驹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后，毛主席让周恩来想办法解决。后来，张伯驹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这件插曲，显示出陈毅生前交游广泛，也显示毛主席对文化人士处境的关注。
由于毛主席出席，追悼会现场临时增加了许多安排。原定由叶剑英致悼词，改由周恩来宣读。参加人数也超过原先计划，礼堂内气氛肃穆而拥挤。周恩来念完悼词，准备把扩音器交给毛主席时，设备突然发出刺耳声响，随后失去声音。
现场工作人员一度十分紧张。周恩来检查扩音器后，考虑到安全和秩序，决定先护送毛主席离开。原本可能发表的讲话，最终没有通过扩音器传出。陈毅的追悼会，就在周恩来宣读“陈毅同志安息吧”的声音中，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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