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4年初夏，北京西山寓所，叶剑英翻看完《叶剑英传略》初稿，把稿本轻轻合上，转头对宋时轮说：“序言，你来写。”
宋时轮没有接话，只是摆了摆手。他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觉得这件事分量太重。传记写的是一位老战友，更涉及党的历史和军队建设，落在纸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后人查考的依据。
“我不合适，怕写不好。”
叶剑英听后脸色变了，语气也陡然提高：“我看你是嫌麻烦！”
这句话听着重，里面却有一层旁人不易察觉的信任。宋时轮主持这部传记的编写工作多年，材料从哪里来，哪些地方有争议，哪些细节还没有核实，他心里最清楚。叶剑英让他写，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认定他最了解这部稿子的来龙去脉。
宋时轮仍在解释：“不是嫌麻烦，是怕写得不够准确。”
叶剑英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语气缓了下来：“正因为你较真，才让你写。”
这一次，宋时轮没有再推辞。
这场小小的争执，恰好显出了宋时轮做事的脾气。他一生带兵、治军，也长期从事军事研究，最忌讳“大概”“差不多”这类含糊说法。对他来说，历史不是宣传口号，传记也不能只写几段概括性的评价。
1980年6月25日，中央军委作出为十位元帅编写传记的部署。任务到达军事科学院后，宋时轮立即组织力量推进。他给编写人员提出的要求很具体：时间要尽量落实到月份，地点、职务、事件经过都要有依据；档案记载与当事人回忆不一致时，必须继续查证。
有人觉得，几十年前的战争资料残缺不全，许多细节根本无法完全还原。宋时轮的态度很明确：查不到，就暂时存疑；不能确认，就不要擅自补写。宁可留下空白，也不能拿推测冒充事实。
编写组因此查阅档案、战报、文电和报刊，还走访参加过相关事件的老同志。稿件送到宋时轮手里，他常常戴着老花镜逐页审阅，遇到时间、地点或人物关系有疑问，便用红笔圈出，要求重新核实。
四年里，《叶剑英传略》初稿多次修改。宋时轮并不满足于“基本正确”，而是反复追问一个细节能否找到出处。这样的工作很慢，却为军事人物传记留下了较为扎实的资料基础。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合作并非始于这部传记。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在重庆从事统战和谈判工作，宋时轮也承担过重要的组织、执行事务。一个更擅长把握全局，一个习惯把任务拆解落实，配合起来，往往能够把复杂问题处理得有条不紊。
这种默契，后来又延伸到军事科学院的创建。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第一副院长。新机构起步时，资料、制度、研究方向都需要从头建立，宋时轮把基础工作看得格外重要。
他曾带人清点馆藏图书、战史资料和作战地图，分类、编号、登记，一项项建立目录。有人劝他把这些事交给工作人员，他却说，研究军事，不能连家底都不清楚。资料摆放混乱，查找时就会耽误；来源不明，研究结论也难免失去依据。
1972年10月，宋时轮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后，这种作风依旧没有改变。无论是编写战史，还是审阅研究报告，他都特别关注史实边界，不喜欢用未经证实的材料渲染战果，也反对为了文章好看而随意拔高人物。
那篇序言写得并不顺利。宋时轮起初写了近两千字，反复看过后觉得铺陈太多，便不断删改，最后留下约一千二百字。文字不长，修改却很重。他主要写叶剑英的革命经历、军事工作和历史贡献，对自己主持编写传记的过程几乎没有涉及。
遗憾的是，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时，《叶剑英传略》尚未完成最终定稿。宋时轮重新读起那篇序言，留下批注后，将手稿收进档案柜，并交代工作人员妥善保存。后来正式出版的版本，使用了其他同志撰写的序言。
1987年，已经退居二线的宋时轮受邀审阅一部战史。他逐页看完，提出大量修改意见，指出其中的时间、地点和事实表述问题。有人不解地问，退休了，何必还这样认真？他只回答：“历史不能糊弄。”
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在上海逝世，终年84岁。那篇没有公开发表的序言，连同他留下的批注和资料，继续留在档案之中。对这位老将而言，写不写得漂亮并非最重要，能不能经得住核查，才是落笔之前必须反复掂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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