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文｜老达子
本文共约2500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二十四史里，有一句话，司马迁写得极为罕见。
那句话是：世莫知其然否。
意思是，天下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假。
司马迁是个喜欢下判断的人。《史记》写了几百个人，他把每个人的功过是非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赞、讽、叹，各有落点。但写到老子，他忽然说：世莫知其然否。
不知道的是什么？是那个写了《道德经》的老头，到底是什么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开头，司马迁给老子交代了一个相当具体的身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这个身份，是后世“老子就是李耳”这一说法的来源。
但接着，司马迁话锋一转，说有人认为老莱子也可能是老子，是楚人，跟孔子同时，著书十五篇。这是第二个候选人。
再接着，他写到了一个叫太史儋的人。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这个周朝太史拜见秦献公，说了一段关于秦周合离的预言。司马迁说，有人认为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
然后就是那句：世莫知其然否。
一个人，三个候选身份，司马迁全部记下来，然后说：都不知道哪个对。
这在《史记》里，是极少见的写法。
但如果认真算一下年代，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让司马迁困惑，是有原因的。
孔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51年。按《史记》记载，孔子曾经去过周都，向老子请教礼。这次见面留下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老子告诉孔子，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去掉你做作的态度和过大的志向。孔子回来之后，对弟子们说：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史记》的记载，确凿的正史。
但《礼记·曾子问》里还有一段，是儒家自己的文献，不是道家人写的。里面记载孔子曾跟随老聃一起去参加葬礼，出殡途中遇上日食，老聃吩咐停下灵柩，让大家止住哭声等待。孔子事后还专门追问这个处置是否合乎礼制。孔子说：
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
这句话里有个细节，“从老聃助葬”——是孔子跟着老聃去，不是两人并列，是老聃在前孔子在后。就礼仪而言，老聃是孔子的老师，孔子是跟着去学的。
《礼记·曾子问》里孔子提到老聃的地方，不止这一处，总共有四次，而且每次都是“吾闻诸老聃云”，意思是这些礼制知识是老聃告诉他的。
换句话说，儒家最重要的礼制文献之一，里面孔子自己说，他的很多礼学知识，来自老聃。
这两份材料摆在一起，孔子见老子这件事，算是立得住的。
但麻烦在于，如果再看太史儋那条，年代就对不上了。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写太史儋是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见的秦献公，但《史记·秦本纪》和《周本纪》记载的是秦献公十一年，换算下来约公元前374年，距孔子去世约一百零五年，两处数字对不上，“百二十九年”疑是传抄中的误差。无论取哪个数字，问题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太史儋就是老子，那这个老子见到孔子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纪？见孔子的时候已经是老者，又活了一百多年还能去见秦献公——算下来，这个人至少活了两百岁左右，甚至更长。
《史记》里也记了老子“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司马迁是把这个疑点写进去了的，但他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记录下来。
所以，“世莫知其然否”，不是司马迁在敷衍，是他真的没办法。
这个年代谜团，到了近代，引出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学术争论。
梁启超、顾颉刚这一批疑古派学者，怀疑《老子》这本书不是春秋末年写的，而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甚至可能晚于孔子。钱穆的判断更为具体，他认为《老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晚于孔子活跃的那个时代。他举的理由之一是，《老子》里有些概念和表述，只有在儒家的仁义思想已经广泛流传之后，才有被批评的意义——如果《老子》早于儒家，那些批评就没有靶子。
胡适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老子比孔子年长，思想上是孔子的先行者。
这场争论，学界讨论了几十年，谁也没有彻底说服谁。
直到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了。
那批竹简的下葬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比孔子晚了将近两百年，但已经比钱穆认为的《老子》成书年代早了一大截。郭店简里有《老子》三组，字数只有今本的一半不到，但核心章节大体已经成型。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老子》就已经在传抄流通了。
郭店简的出土，让“老子全部晚于孔子”的说法变得难以维持。
但它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竹简只能证明这本书的流传年代，并不能告诉我们，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开始写的。老聃其人，到底活在哪个朝代，是不是就是那个和孔子见面的人，郭店简里也找不到答案。
所以到今天，“孔子见老子”这件事，正史有载，儒家文献也有佐证，应该是发生过的。但那个“老子”，是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抑或兼而有之，几千年过去了，还是说不清楚。
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点值得想想。
《道德经》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开篇就是“名”这个字，说的是名字这东西，是说不清楚、定不住的。
偏偏是这个人，自己的名字，留了两千多年，就是定不住。
参考资料：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礼记·曾子问》
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考证.《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
陈勇、杨俊楠.钱穆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兼论与胡适的争论.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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