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上海共有三位作者和译者获奖，上海作家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获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著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和上海翻译家袁筱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获文学翻译奖。
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戴从容、袁筱一、薛舒（从左到右）
本期的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在“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举办前夕，我们邀请三位上海鲁迅文学奖得主畅所欲言，分享各自对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的看法。
薛舒：接地气的生活给写作带来新的灵感
这次，35位鲁迅文学奖获奖者齐聚申城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活动，在一次开会时，上海作家薛舒恰好坐在“外卖诗人”王计兵旁边，王计兵在发言时分享了自己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内容非常感人，也深深打动了薛舒。
“我当时就觉得，真实的生活可能真的会给我们的创作带来灵感。这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不能脱离生活，我们要去踏实、深入地去过一些接地气的生活，这可能真的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一些新的灵感。”薛舒告诉记者。
薛舒的获奖作品《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属于长篇非虚构作品，是薛舒“生命两部曲”之二，创作于2020年，讲述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住进临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这五年里，父亲从精神上的告别走到了生命的终结。作品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春卷》，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24年1月出版单行本。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薛舒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属于纪实类的写作手法，薛舒在书中写下了自己的恐惧、悲伤和无以应对的狼狈。作为作家和写作者，对于生活给到自己创作的源泉，薛舒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许我们写完自己的生活之后就要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写着写着也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够我写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拓宽自己的生活的疆域界限，或者说是去多多关注别人的生活。其实，大多数的写作者都充满着一颗好奇心和求知欲，都想去知道别人在怎么生活，这是我们写作的人的一个天然的一些性格特点，这也让我们能够去写作的内容更加丰富。所以王计兵讲的那些故事，我会觉得也许跟我们离得比较远的行业和生活状态，我都需要去探知去了解这个。”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2月出版了薛舒的中篇小说集《暗疾》，《暗疾》与女性相关，薛舒在书中写了四位生活看似平稳的中年女性和她们的隐秘心事。谈到自己还没有涉及的写作领域，薛舒认为：“所有的写作者都会对自己不曾涉及的领域产生兴趣，当然，契机很重要。是什么让我突然触发了一个想写这个人的原因，想写这种生活的原因。这是在生活当中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好好生活。”
戴从容：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加翻译者
本届鲁迅文学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注凭借译作《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获得文学翻译奖。《芬尼根的守灵夜》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中译本是本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注释本。作为国内乔伊斯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戴从容曾任《詹姆斯·乔伊斯季刊》编委。她耗时整整18年，在广泛吸收全球“乔学”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全书添加了逾4万条注释，最终形成了这部体量宏大、学术含量极高的中文译本，为中文世界深入研读这部现代主义经典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
《芬尼根的守灵夜》[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 戴从容译
戴从容身兼多个社会身份，她是教授，曙光学者，也是作家和翻译家。当记者问到她对自己的个人定位时，戴从容表示：“我最对自己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学者，再加上一个翻译者，然后我自己做的翻译其实也是属于学术性的翻译，所以学术在我的生活中是占主要的。”
戴从容同时担任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市作协理事，在她看来，翻译和写作还是有所不同的。“坦白地说，我个人觉得写作还是比翻译难一点，因为写作是需要自己的创作灵感，而翻译的灵感是由原作者已经制定好了。翻译者只要跟着原作者的思想去走，最重要的是把握住原作者的思想。所以就创造性来说，写作的创造性更加强。”
戴从容还分享了她对作家的看法：“我觉得作家们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语言的表达能力很强，这一点是我非常敬佩。他们的思路相当开阔，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2023年，戴从容入职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担任长聘教授。资料显示，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成立于2022年6月，位于苏州市高新区，是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首批设立的文科新型教学与科研机构。有些人据此认为戴从容去了外地，那么，去苏州搞科研工作是否需要搬家呢？戴从容教授笑着告诉记者：“我的家还在上海，我还是生活在上海的山山水水之中。我住在朱家角，朱家角有着上海古镇的风韵，整个生活样貌带着上海气息。大学老师并不需要坐班，我只需要上课的时候开车到苏州去上上课。我会把课集中排在几天之内，然后这几天住在苏州，课程结束就返回上海。”
袁筱一：人类不能让渡文学翻译的权利给AI
本届鲁迅文学奖，上海翻译家袁筱一凭借译作《战争，战争，战争》获得文学翻译奖。《战争，战争，战争》是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代表作，是其“他者之乡”三部曲之一。这些年，作为翻译家、学者，袁筱一一直在关注AI对文学翻译带来的影响。
《战争，战争，战争》[法国]蕾拉·斯利玛尼著 袁筱一译
今年第一期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刊登了袁筱一的《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批评原则的再思考》，在公众的认知中，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文学翻译的能力，甚至不输人类主体，作为作者，袁筱一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又是什么？袁筱一告诉记者，其实她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原因是当时大语言模型刚出来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噪音，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的翻译工作。
“当时我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同时也是和我自身的研究方向相符的，所以我就带着学生做了人工智能翻译和人类主体翻译译本的比较工作。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些研究，甚至包括了一些定量分析在里面，但是当我们最终做完这项研究或阶段性做完这项研究之后，我突然发现研究的初意是有一些问题的。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思考，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做文学翻译？我们后来的研究结果，包括我和人工智能专家们经过了多次探讨，经过各方探讨之后，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人工智能不能做文学翻译的问题，而是一个你应不应该让它做文学翻译的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就像生物技术它可以做到克隆，甚至克隆也会产生一定的生命主体，但是不是允许它这样做？为什么要允许它这样做？其实翻译工作也是同样道理，你为什么要把赋予人类尊严的语言经验过程的权利，去让渡给人工智能呢？”袁筱一这样向记者阐释通过项目的发现和自己的观点。
袁筱一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因为人工智能是这样的——你给它的指令越明确，它越能够达成某种结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能力，从语言转换能力上来说，即使技术现在还没有达到，它将来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精进。就像戴老师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类文本，你现在很难想象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翻译工作；但是有了戴老师的语料（入库）之后，未来可以想象，人工智能技术上也会精进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最后的研究可能是偏离了当初的研究目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发现（是不是应该让人工智能来做文学翻译）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到“手搓”翻译的核心价值，袁筱一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对作品阶段的生命负责，既然作品已经到了翻译过程，作品的原作会召唤译者，无论处在什么阶段，它必须还是一部作品，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衡量一部翻译作品，它的一个诗学维度，这个诗学维度也极大地体现了你对原作的尊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部译作虽然有原作在前面，但他的译作一定都是译者主体的作品，虽然作品相对于原创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但是它首先应该是一部作品，否则就毫无存在的价值。”
当初在对人工智能和真人译本进行比较之后，袁筱一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如果说人工智能翻译是基于语料以及某一些语言转换的规则，因为从一种语言转换另一种语言，它实际上是有一定规则的，如果说它是基于这个规则的产物，它是模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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