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城内一处酒肆，鲁提辖带着史进、李忠坐下吃酒。酒还没端上来，他便冲着店小二喊道：“先打四角酒来！”这句话看似寻常，却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四角究竟是多少？是四碗，还是四壶？鲁智深当时又准备喝下多少酒？
要弄清楚这件事，不能只盯着《水浒传》里的豪饮场面，还得先看看宋代酒业和度量衡。
“角”在古代既可以指酒器，也可以作为容量单位。《礼记》中有“四升曰角”的说法，意思是四升合为一角。到了宋代，酒肆中常用“角”来表示一份酒，既有制度上的容量依据，也带有实际器物的含义。
按宋代常见的换算，一升大约相当于今天六百多毫升。如此计算，一角酒约为二点六升，也就是一升多一点的现代容量；四角酒便接近十升，折合今天大约六点四至十点六升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较大差距，是因为宋代各地、各时期的尺度并不完全一致，官府标准和民间酒器也存在差异。
有意思的是，四角酒并不一定意味着鲁智深一个人要把十升酒全部喝完。小说中的酒席往往是多人共饮，酒器、酒量和“打酒”的实际分量也会因酒肆而异。鲁智深、史进、李忠三人同席，四角酒更可能是整桌用量，而非一人独饮。
若将它直接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四瓶白酒，显然不合适。宋人饮用的主流酒，多为米酒、黄酒一类，酒精度通常低于后世蒸馏白酒。即便数量较大，也不能简单拿今天的烈性酒去折算。
宋代酒业为何如此兴盛？根子仍在粮食。
宋代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江南地区稻作成熟，麦作也得到推广。粮食有了剩余，酿酒便有了物质基础。加上城市商业繁荣，东京、临安等地人口密集，酒楼、酒肆、脚店遍布街巷，饮酒逐渐从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市民生活中的常见消费。
酒对朝廷来说，也不只是饮食之物。宋代设置酒务，管理酿造、销售和酒税。酒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位仅次于盐利。酒卖得越多，税收便越可观，因此官府既要管，又要依靠它获利。
军队同样是酒的重要消费者。宋代军队规模庞大，边地驻军众多，逢年过节、庆功犒军、出征送行，都离不开酒。于是，沿边州县也形成了相应的酿酒和售酒市场。
酒业发达，酒器自然越来越讲究。宋代酒器大致有盛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之分。酒店里常见的酒盏、酒碗、酒注、酒瓶，各有用途。酒不是随便装在什么器皿里端上桌，温酒、斟酒、劝酒，都有一套成熟的习惯。
鲁智深喊出“先打四角酒来”，体现的正是酒肆消费中的一种计量方式。与其说他在精确报出酒量，不如说是在用豪爽的口吻告诉店家：酒要尽管上，不能小气。
宋代文人也把酒写进了文章。苏轼有酿酒、品酒的记录，朱肱还专门撰写《北山酒经》，讨论制曲、发酵以及酿造方法。酒在这些文字里，已经不只是解渴之物，而是和季节、宴饮、友谊、仕途联系到了一起。
到了《水浒传》，酒更成为推动情节的关键线索。
鲁智深与史进、李忠饮酒，本来只是一次普通聚会。酒席上的闲谈，却让他注意到金翠莲父女受到郑屠欺辱。酒意并没有凭空制造他的侠义性格，却放大了他的愤怒，使原本可能劝解的事情，迅速走向拳打镇关西。
这场酒，实际上是鲁智深命运转折前的一个细节。三碗两碗之间，他仍是经略府提辖；离开酒肆之后，他便因打死郑屠而出逃，后来削发为僧，最终走上梁山。
宋江的经历也有类似意味。他在浔阳楼饮酒，借着酒意题写反诗。酒并未替他决定命运，却让长期压在心中的郁闷短暂冲破了礼法和身份的束缚。清醒时不敢说的话，醉后写在墙上，后果也随之而来。
武松景阳冈饮酒，则更具传奇色彩。店家说“三碗不过冈”，武松偏要连饮十八碗。这里的酒量，既服务于英雄形象，也服务于叙事节奏。酒越多，胆气越盛，读者对即将出现的猛虎也越紧张。
《水浒传》中的酒，常常和人物性格绑在一起。鲁智深饮酒显出直率，武松饮酒显出勇猛，宋江饮酒则带着压抑和矛盾。同样是一杯酒，落在不同人物手里，便有不同的意味。
因此，“四角酒”不能只看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按宋代常见度量推算，四角大约相当于十升上下，但实际是多人共享，且酒的度数、酒器大小和地区标准都可能影响结果。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这句喊话让读者一眼看见了鲁智深的性情：酒还未到，豪气已经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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