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都匀城外,第九十八军第一九六师第五○五团第五连连长王国中,带着尖兵连进入这座黔南重镇。枪声已经远去,街巷却没有人声。对一名带兵作战多年的军人来说,眼前这座城市,比战场上的炮火更令人震骇。
第一九六师原驻安康,1944年6月初出发,经过二十多天强行军,于7月中旬抵达都匀前线。部队原本担任兵团预备队,随后跟进第一线。第五连作为团的尖兵,承担了率先搜索和进入市区的任务。
都匀曾是人烟稠密的城市。可王国中放眼望去,房屋几乎全部被毁,完整的门窗找不到一扇,街面只剩断壁残垣。废墟之间没有鸡鸣犬吠,也没有百姓躲避时留下的声响,仿佛整座城市被突然抽去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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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砾下横陈着尸体。有的人临死前痛苦地张着嘴,牙齿暴露在外;有的人手中还攥着烧黑的木棍。猫狗也未能幸免,焦灰中还能看出它们奔逃的姿态。尖兵连穿过市区,脚下踩着碎砖,耳边只有军靴和装备碰撞的声音。
部队沿通往独山的公路前进,尚未看清前方,血腥气已经钻入鼻腔。公路两侧、沟渠边和荒草中,到处是百姓尸体,男女老幼混杂在一起。有的倒在路旁,有的成堆伏在水沟,血水渗入泥土,把沟里的水染成淡红色。
就在这时,王国中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循声走近,看见一名妇女倒在沟边,怀里护着一个约两岁的幼儿。孩子没有明显伤口,仍咬着母亲的奶头,小手抓着母亲的头发。母亲已经死去,却在最后一刻用身体挡住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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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中把孩子抱起来,交给勤务兵,并交代说:“带到后方,找幸存的人家收养;实在找不到,就送往贵阳的福利院。”这几句话很短,却成了尖兵连穿过那条公路时最难忘的命令。
傍晚,部队准备埋锅造饭,附近却找不到干净的水。水沟、路旁,甚至能取水的浅坑,都被尸体和血迹污染。后来从当地情况得知,日军纵火前,曾驱赶百姓集中逃难;放火之后,又用机枪追杀逃难人群。
难民往哪里跑,枪口就追到哪里。大路、小道、水沟旁,遗体不断出现。由于尸体过多,野狗聚集,甚至变得凶猛。尖兵连一面警戒,一面开枪驱赶恶犬,并尽力掩埋遇难者。但部队肩负攻击任务,不可能停留太久,只能把剩余工作交给后续部队和地方人员。
这些惨状迅速改变了部队的情绪。战士们并非没有见过死人,却很少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一路走,一路收殓,一路看见新的尸体,悲愤逐渐压过了疲惫。对他们而言,反攻已不只是军事行动,也带着替百姓讨还血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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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六师随后进入南丹店,接替友军担任第一线任务,向河池方向攻击前进。部队在里龙关、大山塘一带与日军对峙。山地起伏,荒草连片,天色阴沉,阵地前显得格外寂静,然而这种寂静并不意味着安全。
拂晓前,排哨突然鸣枪报警,日军似乎发动袭击。王国中立即组织火力,同时通过电话向上级报告。侦察后发现,日军真正的意图是撤退,所谓袭击只是掩护行动。师部随即命令第五连出击,抢占大山塘右侧的306高地,截住日军退路。
高地上约有一个中队的日军负责掩护。团部山炮开始射击,炮火压制住敌方阵地,尖兵连抓住间隙向上冲击。山坡并不宽,双方很快逼近,枪械难以施展,战斗转为刺刀、短刀和手榴弹之间的厮杀。
有些战士脱下上衣,赤着上身冲进日军阵地。三次白刃冲锋,次次都打得极近。曾经在黔南制造惨案的日军,此时已被迫后撤。高地上留下五六十具日军尸体,尖兵连则伤亡官兵四十多人,连排干部和传令人员也倒在了阵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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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周超阵亡时,战斗仍在继续。传令兵陈大发中弹后没有立即倒下,他把装有地图的图囊及时递到王国中手中,随后牺牲。图囊保住了,送信的人却没有回来,这种细节比一串伤亡数字更能说明战斗的残酷。
班长冯永贵被手榴弹炸伤,腹部裂开,肠子露在地上。王国中赶到他身旁时,冯永贵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只问:“连长,部队哪去了?”王国中回答:“正在追击日寇。”冯永贵轻轻应了一声,随即闭上了眼睛。
这场战斗持续约两个小时。王国中没有停下,带着余下官兵继续追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黔南战场上那些被烧毁的房屋、倒在公路旁的百姓,以及大山塘高地的阵亡官兵,才与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一起,成为这段历史中无法割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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