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一个月后赴美，安踏前CEO迁居洛杉矶，“弃籍税”成关注焦点

7月15日，安踏前CEO徐阳突然辞职，没过多久，人就出现在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上。

8月18日，一句“陪家人留学”，很快把这件事推上热议。

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走，也有人把目光盯到了钱上：一个在国内工作20年的高管，如果长期搬去美国，名下财富到底能不能一起转出去？

更关键的是，普通人转点外汇都有额度限制，高净值人群如果更换长期居住地，真的可以几乎没有成本吗？

徐阳这次引发巨大关注，首先是因为他的履历足够亮眼。

2006年加入安踏后，他长期负责品牌和营销业务，后来又执掌篮球事业部。

2019年安踏牵头收购亚玛芬体育后，徐阳转任始祖鸟大中华区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始祖鸟中国业务在他任内从约8亿元做到了接近30亿元。

靠着这张成绩单，2023年徐阳被调回安踏主品牌，成为安踏品牌CEO。

可回到安踏之后，故事没有完全按照最理想的剧本往下走。

徐阳曾给安踏品牌定下未来几年流水保持10%到15%复合增长的目标，但2025年安踏主品牌收入增速只有3.7%。

到了2026年7月15日，安踏确认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集团联席CEO赖世贤开始代理安踏品牌CEO。

当时公司还表示，徐阳将“另有任用”。

真正把这件事推上舆论风口的，是8月18日。

徐阳首次解释称，家人要留学，自己将陪伴家人迁居洛杉矶。

他还提到，自己没有安排任何一场道别，是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示人的软弱”。

更有戏剧性的是，这条信息发出的时候，航班已经从香港起飞大约一小时。

“突然离职”“空中官宣”“全家赴美”，几个信息叠在一起，网友的情绪一下就被点燃了。

虽然目前也没有权威材料证明徐阳“带走数亿家产”。

他的个人净资产到底有多少，境内外分别有多少资产，有没有进行大额移民财产转移，公开渠道均没有可信数字。

可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出现了。

既然徐阳本人没有被证实转走数亿资产，为什么评论区依然有那么多人刷起了“弃籍税”？

很多人想象中的财富外流，大概就是人民币存在银行卡里，人买张机票走了，钱也顺手带到了海外。

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对个人外汇有明确管理规则。

普通个人购汇年度便利化额度目前仍是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而且不能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借用亲友额度搞所谓“蚂蚁搬家”，或者虚假填写购汇用途，同样不符合规定。

那真正移民的人怎么办？

如果一个人已经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或者外国国籍，希望把取得移民身份之前在境内拥有的合法财产转到国外，还有专门的“移民财产转移”制度。

申请转移的财产必须属于本人合法所有、权属清楚，并按照规定向原户籍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申请。

如果钱来自境内房产变现，还需要提供产权、买卖合同、资金划转以及相应税务证明。

来源说不清的财产，并不是拿到海外身份就能直接汇出去。

所以，“合法转移财产”确实有通道。

但“有通道”和“零成本随便转”，完全是两回事。

税这一关也并不是空白。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应当在注销户籍之前办理税款清算。

已经产生的应税所得要按规定申报，有欠税或者少缴税款，也应当先结清。

那么网友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争议，其实落在四个字上——未实现增值。

比如一个人很多年前以较低价格取得了一家公司股权。

多年以后，公司做大了，股权账面价值从几百万元涨到了几个亿。

只要股权一直没有真正出售，这部分上涨很多时候仍然只是账面浮盈。

当这个人的长期居住地、税收居民身份甚至国籍发生变化之后，未来在哪里卖、由谁征税，问题就会复杂很多。

所谓“弃籍税”讨论，真正盯上的就是这一块。

美国的制度常被拿来当例子。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美国的“弃籍税”并不是谁移民美国谁缴税，更不是所有放弃美国国籍的人都要缴。

它主要针对部分放弃美国国籍或者结束长期永久居民身份的人。

按照2026年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净资产达到200万美元，或者此前5年平均年度净所得税超过21.1万美元，或者无法证明此前5年的联邦税务义务全部合规，就可能被认定为“受涵盖弃籍者”。

对这部分人，美国实行的核心办法之一，就是把部分全球资产假定为在弃籍前一天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再按照规则计算尚未实现的资产增值。

这里也是很多自媒体最容易写反的地方。

美国弃籍税，是针对“退出美国税务体系”的特定人群。

徐阳现在公开确认的是迁居美国，方向正好相反。

拿美国制度讨论中国以后要不要建立更完整的个人离境税制度可以。

但因此说徐阳本人已经“触发弃籍税”，显然站不住脚。

抛开徐阳个人，这个问题倒确实值得讨论。

一个人在国内市场发展多年，获得高额收入，甚至持有大量升值资产。

后来他的长期税务关系发生改变，那么此前已经在国内形成的大量财富增值，要不要在离开之前算一次账？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国现在已有“注销户籍前清税”，但它和美国式退出税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套东西。

现行制度重点处理已经产生的纳税义务。

美国式制度则可能进一步触及部分尚未真正出售的资产增值。

国内税务研究领域也曾讨论完善弃籍环节的税制设计，同时强调必须配套解决资产估值、部门信息共享以及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等问题。

但真要设计这种制度，也绝不能简单变成一句“谁移民就罚谁”。

因为出国读书、陪孩子留学、海外工作、长期居住、取得永久居留权和真正改变国籍，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法律状态。

税收真正应该盯的是应税所得和财富增值，而不是一张飞机票。

一个普通家庭因为教育或者工作长期住到国外，和一个手握巨额未实现股权收益的高净值人士，显然不适合使用同一把尺子。

如果未来真要完善相关制度，也需要设置合理的资产规模、纳税额或者持有年限门槛。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双重征税。

假如一个人在离境时已经按照资产增值缴了一次税，几年后在国外真正卖掉资产，当地又要求缴税，那么资产成本怎么算、前一次税款能否抵扣，都必须提前规定清楚。

否则看起来痛快，最终却可能制造一大堆跨境税务纠纷。

因此，徐阳这场风波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把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家庭选择变成道德审判。

他为什么迁居、资产怎么安排，都应该以证据和法律为准。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越来越多高收入、高资产人士能够全球配置身份和财富时，税收规则能不能跟上资本流动的速度。

制度要堵漏洞，但也得给正常的人口和财富流动留下空间。

要防的不是一张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要防的是借身份变化逃避已经形成的纳税责任。

要管的也不是一个人想去哪里生活。

而是他的财富在哪里产生，增值在哪里形成，该交的税到底有没有交清。

徐阳已经去了洛杉矶，这是公开信息。

但“数亿家产零成本转走”“已经弃籍”，目前都没有权威证据证实。

这场风波真正值得留下的，不是对一个人的喊打喊杀，而是对规则的追问。

人可以流动，资本也可以依法配置。

但财富跨过国境的时候，税收规则同样应该看得见、算得清、追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