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张学良胞弟病逝，临终前连续两次写下四个大字：“恶魔缠身”

1970年5月28日，北京一所医院里，54岁的张学思从昏迷中短暂醒来。病床边的闹钟被他奋力推落，医护人员听见声响，赶紧递来纸笔。这个曾经指挥过部队、主持过海军教育工作的将领，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手写下四个字：“恶魔缠身。”

写完一遍，他没有停，又艰难地写下第二遍。

有人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张学思没有回答，只是神情愤怒。第二天，即1970年5月29日，他在病痛和长期折磨中去世。

这四个字后来成为家属记忆中最刺痛的一幕。它未必是一份完整的控诉，却反映出张学思临终时对自身遭遇的判断。对一个长期从事军政工作的干部而言，不能申辩、不能行动，甚至连正常的告别都无法完成，才是最沉重的处境。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胞弟，1916年出生。家庭条件优越，并没有把他推向享乐生活。1930年代，他走上革命道路，前往延安。毛泽东当时听说他是张学良的弟弟，曾担心这位年轻人不适应延安的艰苦环境。

张学思的回答很直接：“在家里，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他还说，延安能够抗日、能够革命，再苦也能坚持。

这番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张学思到延安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他早起打水、扫地、烧火，参加生产劳动，还主动锻炼身体。开荒时，他从没有种田经验，却想办法提高效率，逐渐获得同志们认可。

有意思的是，张学思真正受到考验，并不只是在战场上。

1940年，他离开延安，先后到晋察冀和冀中地区工作，参与敌后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东北形势复杂，地方政权建设、群众动员和军事斗争彼此交织。他曾在辽宁地区承担重要工作，参与发动群众、保障部队和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实。

在四保临江战役期间，地方工作尤其关键。前线部队要作战，粮秣、交通、情报和群众掩护都不能缺少。张学思并非只坐在机关里发文件，而是深入基层组织力量，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东北战场的胜利，既靠军事指挥，也离不开地方政权的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从无到有。1949年，原国民党海军“重庆”舰起义，中央开始加快创建人民海军的步伐。张学思受命参与海军学校建设，后来担任大连海军学校领导。

办学校，表面上是教学，实质上是在为一支新军种打基础。张学思熟悉学员情况，重视航海训练，也强调从实际操作中掌握本领。许多学员文化基础和军事经历不同，训练条件又有限，校方必须边建设、边教学、边摸索。

他常到训练现场，要求学员不怕风浪、不怕困难。大连海军学校后来培养出一批骨干，为人民海军早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张学思的工作，也由地方和陆军领域逐渐转向海军建设。

抗美援朝时期，他曾赴朝鲜战场见习，了解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部队指挥与协同。此后，他还参与海军作战训练和装备建设，在一江山岛战役等行动中承担指挥与协助工作。1956年，他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与导弹艇战斗条例等军事文件的编写，并继续在海军机关和部队中任职。

这些经历说明，张学思并不是凭家世获得职位的人。他从地方工作做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海军建设的多重锻炼，逐步成为军队中的专业干部。也正因为如此，1966年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才显得格外突兀。

1966年5月，海军机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主要领导接连受到冲击。张学思也被要求说明所谓“房产不清”等问题。他认为指责没有事实依据，便整理材料，在会上作出说明，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

叶剑英曾到会场了解情况，并指出会议存在不正常现象。但局势并未因此立刻扭转。张学思的职务随后被撤销，身上又被加上所谓政治问题。1967年9月，他被秘密逮捕，接受长期审查。

几年过去，相关调查始终没有拿出能够成立的证据。可是，审查并没有及时停止。长期关押、审讯和精神压力，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1970年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不能独立行走，需要人搀扶上下楼梯，后来只能送进医院。

周恩来得知病情后，曾作出抢救批示，要求在医疗力量不足时协调其他医院共同救治。然而，批示没有得到应有落实，张学思的生命最终靠输液和输氧维持。

他去世后，遗体没有按原有军人身份着军装，骨灰也一度被安置在八宝山普通室内。这样的处理，让家属难以接受。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开始为丈夫申诉。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政治空气出现变化。谢雪萍以家属和子女名义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对张学思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得到的答复却是“尚未结论”，这意味着案件仍可能被继续搁置。

1972年4月，她又把申诉材料送往中南海，请求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叶剑英同志处。”这份批示很快转到中央军委，叶剑英要求总政治部和海军重新调查。

同年7月，海军党委组织复查。调查人员重新核对材料后发现，原先的所谓罪名缺少事实依据，部分证据彼此矛盾。1975年初，中央批准海军复查报告，张学思获得恢复名誉，骨灰也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相应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又批准了进一步平反的报告，对他的革命经历和工作贡献作出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