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究竟是怎样一路辗转进入陕北腹地的？

1936年6月，西安城内，一名美国记者住进了西京招待所。他手里没有公开采访许可，身边也没有显眼的护卫，等待他的却是一条穿过国民党封锁线、通往陕北红色根据地的秘密道路。这个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当时的陕北，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采访地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加紧军事封锁，沿途哨卡密布，外来人员想进入根据地，必须经过层层盘查。一个外国人带着照相机、采访本和药品北上，目标又是被国民党称作“共匪”的区域，风险可想而知。

斯诺并非临时起意。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界。1928年到达上海后，他长期观察中国政局，先后采访过东北、华北、西南等地，也亲眼见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淞沪抗战。

他还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学习中文，结识了史沫特莱、鲁迅、宋庆龄等人。报纸上的“红色中国”，在他看来始终隔着一层迷雾：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为什么会有大量中国人冒险参加红军？这些疑问，不能只靠南京方面发布的消息来回答。

有意思的是，斯诺选择求助的人，并不是某个外国机构，而是宋庆龄。1936年4月底，他专程前往上海，希望通过这位在中国政界具有特殊影响力的人物，取得进入陕北的机会。

宋庆龄听完来意后表示愿意帮助。通过秘密渠道，她把斯诺希望采访陕北的消息转达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后同意他的访问，同时提出，希望能有一位外国医生同行，以帮助改善根据地的医疗条件。

这位医生就是马海德。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美国医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斯诺和马海德一同出发，使这次行动不只是记者采访，也带有医疗援助的意味。

宋庆龄随后给斯诺安排了较为具体的接头办法：他先返回北平，等待中共地下组织送来介绍信；到达西安后，住进西京招待所，等一名姓王的牧师前来联系。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稍有泄露，后果便可能十分严重。

不久，斯诺拿到了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介绍信。这封信使用隐形墨水书写，由中共北方局方面设法准备。1936年6月3日深夜，斯诺登上西去的火车。他没有公开宣称自己要去陕北，而是按照事先交代的办法，在郑州与马海德会合，再转赴西安。

接头人董健吾随后从上海赶到西安。为了便于行动，他化名“王牧师”，并拿着宋庆龄名片的一半。斯诺手中也有另一半。两张名片拼在一起，双方才确认身份。

董健吾很快联系了刘鼎。刘鼎名义上是张学良秘书，实际上承担着中共与东北军之间的联络工作。此时的西安，东北军势力较强，张学良与中共之间也存在秘密接触，这为斯诺北上提供了难得的通道。

宋庆龄曾交代董健吾，遇到困难可以向张学良求助。于是，董健吾前往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公馆，说明斯诺和马海德的身份与来意。张学良没有推辞，而是表示：“既然是孙夫人托付的客人，就应当帮这个忙。”

这句话背后，是当时西安特殊的政治环境。张学良虽然仍属国民党军事系统，却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increasingly？ Need Chinese no English. 改：颇有不满，也希望通过接触共产党寻找抗日出路。因此，他愿意提供特别通行证，并调拨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护送两人北上。

中共中央接到消息后，派邓发前往西安接应。董健吾、刘鼎、邓发各自承担一段任务，张学良的通行证则解决了沿途哨卡问题。斯诺后来回忆，这一路并没有遭遇想象中的严密搜查，许多关卡见到证件后便放行。

他们先抵达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当时这里仍属于白区边缘，真正进入红区，还要再走一段。第二天，两人离开城内，换乘骡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前进。越接近根据地，道路越难走，交通工具也从汽车变成了骡子和双脚。

途中，他们在一个村庄停留。当地百姓很少见到外国人，纷纷围过来打量照相机、手电筒和皮鞋。有人甚至伸手摸了摸斯诺衣服上的拉链。村民端来小米饭、炒鸡蛋、白菜和猪肉，长途奔波的两人顾不上客气，很快吃了起来。

这顿饭的意义并不在于丰盛，而在于它让斯诺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根据地的普通人。他看到的不是文件里抽象的“匪区”，而是村民、农会干部和向导组成的具体社会。饭后，向导带他们继续向安塞方向前进。

翻过一座山时，斯诺终于确认自己进入了红军控制区域。他兴奋地说：“我们总算进了红色中国的大门。”随后，红军通讯部队派人护送他们前往保安。那时，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就在保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很快接见了这两位外国客人。

斯诺在保安停留数月，采访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徐海东等人，也深入红军部队和地方社会。1936年8月，他与马海德前往甘肃、宁夏一带，访问红军西征部队，拍摄训练、生活和作战准备。

这些经历改变了他的采访方式。斯诺不满足于听取几场报告，而是不断追问红军的来源、纪律、土地政策、军民关系和抗战主张。他既采访领导人，也记录战士与群众的日常生活，试图把“红色中国”从政治口号还原为可以观察的现实。

1936年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10月22日返回西安。临行前，他带走了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以及三十卷胶卷。胶卷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影像，也有红军操练、文娱活动和根据地群众生活的画面。

这趟旅程之所以能够实现，靠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闯入，而是一条由宋庆龄牵线、地下党员接头、张学良提供通行便利、红军负责护送的完整链条。斯诺带着采访本进入陕北，又带着一手材料离开。后来，他将这些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使许多外国读者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认识了陕北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