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北京,内务部面对各省重复的县名,作出了一项看似细小、实则影响深远的决定:同名县原则上只保留一个,其余改名。那段时间,全国竟有三十多组重名县,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组,叫作“归化”。
“归化”二字,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古代王朝设置地方机构,常用“归”“顺”“安”“化”等字眼,表达的并非单纯地理意义,而是对边远地区纳入统治、接受教化的政治期待。
民国初年,行政区划正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南方不少地方沿用辛亥革命后的军政府体制,北方则保留清代的省、府、州、县格局。1913年1月8日,袁世凯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道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通常称为《划一令》,府、州、厅大多改为县。
问题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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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县名继续保留,新改设的县又直接承接原府、州、厅的名称,重名自然大量出现。对政府来说,公文容易混淆;对百姓而言,寄信、诉讼、纳税,甚至服役,都可能因为一个地名弄错而耽误。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个相距甚远的地方,短暂地同时被称为“归化县”。
其中一个,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这里的地名变化,和两座城有关。
明隆庆六年,也就是1572年,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在此营建“库库和屯”城。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明廷赐名“归化”。这个名称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既是地名,也是明朝与蒙古部落交往、控制北方边地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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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四年间,清廷又在归化城东北修筑驻防城,命名为“绥远城”。两城相距不过五里,却相差一百六十多年。清代分别设置归化直隶厅和绥远直隶厅,后来又逐渐形成“归绥”这一合称。
民国《划一令》实行后,归化直隶厅改为归化县,绥远直隶厅改为绥远县。1913年4月,绥远县并入归化县。这样一来,北方就出现了一个归化县。
但这个名字并没有保留太久。由于全国重名,1914年1月,归化县改称归绥县。1928年10月20日,绥远省正式建立,归绥成为省会。此后的城市名称又经历变化,才有了今天呼和浩特这一名称。
另一处“归化”,在贵州安顺府辖境之内。清代这里原属安顺府,雍正年间,朝廷调整地方行政设置,将威远汛一带划归安顺府管理,并设归化厅。
贵州地形复杂,山地阻隔严重。一个厅的设置,往往意味着朝廷要加强对某一片区域的控制,也意味着当地在军事、赋税和诉讼方面需要建立更直接的管理关系。“归化厅”这个名称,正是这种治理意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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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清代的厅改为县,贵州归化厅改称归化县。可是,它很快与其他省份的归化县发生重名。1914年,该县改名为紫云县,名称取自县境西部的紫云洞。
紫云这个名字,少了行政宣示,多了地方地理色彩。改名并非只是换一块牌子,也是在重新寻找一个能够区别于其他地方、又与本地相联系的称呼。
第三个归化县,在福建西部,今天属于三明市明溪县一带。它的设立,还要追溯到明代地方治理的难题。
当时,清流、将乐、沙县、宁化等县的一些乡里,距离县城较远,官府往来不便。明成化年间,当地又有盗乱活动,部分百姓受到牵连。原有县域过大,管理鞭长莫及,朝廷于是以明溪镇为县治,析四县部分地域置县。
成化七年,也就是1471年,这个新县被命名为归化县。名称背后的意思很直接:希望远离中心的百姓归附官府,接受管理。这样的命名,在传统行政语境中十分常见,并不只针对某一个民族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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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民国初年,福建归化县一直延续下来。民国建立后,它与内蒙古、贵州的归化县短暂并存。三地山川相隔千里,却在同一套行政改制中使用了相同县名,这并非巧合,而是旧地名承接制度变化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福建这个归化县没有在1914年立即改名。它一直保留到1932年12月,才改为明溪县,取县内明溪这一地名为新县名。
这次改名的理由,与单纯解决重名不同。民国时期的行政语汇发生变化,传统“归化”所包含的教化意味,被认为不再适合新的政治话语,于是改用地方自然地名。一个名称的消失,往往并不意味着当地历史被抹去,反而说明旧制度留下的词汇,正在被新的行政秩序重新筛选。
从归化到归绥、紫云、明溪,三个地方走出了三条不同路径。一个因重名而改,一个因重名并结合地方景观改,一个则在重名问题之外,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名称调整。地名看似只有几个字,背后却牵连着王朝治理、行政改革、地方认同和时代语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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